《漢晉春秋》又言諸葛亮收降孟獲以後，“遂至滇池，南中皆平”。《三國誌》卷39《馬良傳》注引《襄陽記》說：
赦孟明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在這裏，我們需要知道的，即所謂“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並不是事實。據《三國誌·蜀誌》以下各傳記載可以看出反叛之事還是不少的。《李恢傳》：
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
《呂凱傳》：
亮至南，……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
《張嶷傳》：
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
《馬忠傳》：
建興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征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
可見在從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南徵到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死的九年中，南中各族仍屢有反抗事件，不過規模較小，影響不大罷了。
《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記述諸葛亮對南中的處理辦法說：
南中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以上“不留外人，不留兵”的記載是否可靠呢？根據《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與《三國誌》卷43《李呂馬張傳》的記載，諸葛亮於征服四郡以後，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從建寧、越巂兩郡分出雲南郡，從建寧、牂柯兩郡分出興古郡，以原庲降都督建寧人李恢為建寧太守，仍兼庲降都督；以原永昌郡吏永昌人呂凱為雲南太守；以原永昌府丞永昌人王伉為永昌太守；以原越巂太守巴西人襲祿為越巂太守；以門下督巴西人馬忠為牂柯太守。六郡的太守，唯興古郡不可考。從上麵五個太守看，他們都參加過這次戰爭。如果說一點兵都不留，恐怕是不確切的，不過上麵五個太守除馬忠外，原來都在南中，並且有三個是南中人。這樣，諸葛亮留下的兵自然是為數很少的。至於太守以下，則“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並不打亂各族的原狀，不剝奪豪帥大姓的特權，以爭取“夷漢粗安”，這就是諸葛亮“和”、“撫”政策的具體內容。所以《漢晉春秋》這段記載還是大致可信的。
我們把諸葛亮對待南中少數民族的政策歸納於下：
（1）採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長官由蜀漢政府委任以外，其他仍“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並不變動各族原有的組織，以爭取豪帥大姓的合作，通過他們統治各族人民。
（2）各族中的豪帥，可以使用的便以官爵籠絡，如孟獲官至禦史中丞，爂習官至領軍，孟琰官至輔漢將軍。至於其中不易製服的豪帥大姓，則把他們遷至成都，以便就近管束，減輕南中的反抗力量。
（3）取各族中的強壯者為兵。如《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載：“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蜀將王平北伐時帶領的“五部”，當即係由他們所組成的隊伍。又孟琰亦曾參加北伐。這些少數民族質樸而勇悍善戰，諸葛亮的軍隊作戰能力很強，此為原因之一。
（4）在經濟上，向各族征取貢賦，以彌補蜀漢物資的不足。如《諸葛亮傳》載：“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三國誌》卷43《李恢傳》載：“南土平定，……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是費用不乏”。
由上可知，諸葛亮對南方各族使用與榨取的程度是很重的，當後來魏將鄧艾的軍隊深入蜀境時，劉禪曾考慮退保南中，主張向魏投降的譙周給劉禪上疏中就說到這種情況：
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
不過，在此還須指出二點：
（1）諸葛亮的為政，陳壽稱：“科教嚴明，賞罰必信，至於吏不容奸，強不侵弱”。這種情況是對蜀漢治理國家的概括，當然也適用於南中各族。即在亮的統治下，他們被榨取的程度雖然並不輕，但官吏從中作弊的情況會較少一些，因此還是能夠得到一點好處。蜀漢在南中任職的官吏如李恢、張翼、馬忠、張嶷等都是聲望較高的軍政要員，他們在諸葛亮嚴格的法令、軍紀監督下，可能有較好的表現，如馬忠、張嶷死後，南中人民還為他們“立廟”，說明對之尚有好感，他們可能不是貪汙的官吏。
（2）諸葛亮對南中人民，一方麵固然榨取他們，另一方麵也給他們帶來較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加速當地的生產。雖然亮的主觀意圖，是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落後地區的開發，對各族人民還是有利的。
由於以上兩個理由，可知南中人民在諸葛亮的統治之下，所受政府的榨取數額可能比以前還多，但吏治較上軌道、生產有所提高，人民的負擔就可能比以前輕些。
赦孟明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在這裏，我們需要知道的，即所謂“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並不是事實。據《三國誌·蜀誌》以下各傳記載可以看出反叛之事還是不少的。《李恢傳》：
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
《呂凱傳》：
亮至南，……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
《張嶷傳》：
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
《馬忠傳》：
建興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征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
可見在從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南徵到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死的九年中，南中各族仍屢有反抗事件，不過規模較小，影響不大罷了。
《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記述諸葛亮對南中的處理辦法說：
南中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以上“不留外人，不留兵”的記載是否可靠呢？根據《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與《三國誌》卷43《李呂馬張傳》的記載，諸葛亮於征服四郡以後，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從建寧、越巂兩郡分出雲南郡，從建寧、牂柯兩郡分出興古郡，以原庲降都督建寧人李恢為建寧太守，仍兼庲降都督；以原永昌郡吏永昌人呂凱為雲南太守；以原永昌府丞永昌人王伉為永昌太守；以原越巂太守巴西人襲祿為越巂太守；以門下督巴西人馬忠為牂柯太守。六郡的太守，唯興古郡不可考。從上麵五個太守看，他們都參加過這次戰爭。如果說一點兵都不留，恐怕是不確切的，不過上麵五個太守除馬忠外，原來都在南中，並且有三個是南中人。這樣，諸葛亮留下的兵自然是為數很少的。至於太守以下，則“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並不打亂各族的原狀，不剝奪豪帥大姓的特權，以爭取“夷漢粗安”，這就是諸葛亮“和”、“撫”政策的具體內容。所以《漢晉春秋》這段記載還是大致可信的。
我們把諸葛亮對待南中少數民族的政策歸納於下：
（1）採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長官由蜀漢政府委任以外，其他仍“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並不變動各族原有的組織，以爭取豪帥大姓的合作，通過他們統治各族人民。
（2）各族中的豪帥，可以使用的便以官爵籠絡，如孟獲官至禦史中丞，爂習官至領軍，孟琰官至輔漢將軍。至於其中不易製服的豪帥大姓，則把他們遷至成都，以便就近管束，減輕南中的反抗力量。
（3）取各族中的強壯者為兵。如《華陽國誌》卷4《南中誌》載：“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蜀將王平北伐時帶領的“五部”，當即係由他們所組成的隊伍。又孟琰亦曾參加北伐。這些少數民族質樸而勇悍善戰，諸葛亮的軍隊作戰能力很強，此為原因之一。
（4）在經濟上，向各族征取貢賦，以彌補蜀漢物資的不足。如《諸葛亮傳》載：“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三國誌》卷43《李恢傳》載：“南土平定，……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是費用不乏”。
由上可知，諸葛亮對南方各族使用與榨取的程度是很重的，當後來魏將鄧艾的軍隊深入蜀境時，劉禪曾考慮退保南中，主張向魏投降的譙周給劉禪上疏中就說到這種情況：
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
不過，在此還須指出二點：
（1）諸葛亮的為政，陳壽稱：“科教嚴明，賞罰必信，至於吏不容奸，強不侵弱”。這種情況是對蜀漢治理國家的概括，當然也適用於南中各族。即在亮的統治下，他們被榨取的程度雖然並不輕，但官吏從中作弊的情況會較少一些，因此還是能夠得到一點好處。蜀漢在南中任職的官吏如李恢、張翼、馬忠、張嶷等都是聲望較高的軍政要員，他們在諸葛亮嚴格的法令、軍紀監督下，可能有較好的表現，如馬忠、張嶷死後，南中人民還為他們“立廟”，說明對之尚有好感，他們可能不是貪汙的官吏。
（2）諸葛亮對南中人民，一方麵固然榨取他們，另一方麵也給他們帶來較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加速當地的生產。雖然亮的主觀意圖，是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落後地區的開發，對各族人民還是有利的。
由於以上兩個理由，可知南中人民在諸葛亮的統治之下，所受政府的榨取數額可能比以前還多，但吏治較上軌道、生產有所提高，人民的負擔就可能比以前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