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權」、「統支」、「轉移支付」的結果，理論上是使鄉鎮政府從「收稅政府」、「吃飯政府」變為「服務政府」；國家從「花錢養人」，變為「花錢養事」。但實際上，鄉鎮政府沒有了做為一級獨立財政機構可支用的活錢，往往借貸維持，處於「半癱瘓」狀態，並不能提供預想的公共服務。由此，不少人提出，應該索性將此一級政府裁撤。然而，如今不是清朝「耗羨歸公」時的雙層統治格局，村組幹部遠不能等同於歷史上的士紳階層，基層社會既非「自治」也並無「自治」基礎。果若裁撤鄉鎮一級政府，國家與農民之間將出現「斷層」,國家政權將「懸浮」於鄉村社會之上，其結果十分危險。
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不能設想，基層社會不斷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如養老、醫療、水利等）能夠完全依靠國家「轉移支付」及縣財政提供。40萬個鄉鎮政府是國家治理基層社會的關節點。它們一方麵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一方麵紮根基層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維持治安和穩定。「稅費改革」成功的關鍵是，一、明確多級政府間事權範圍的劃分及各級財政支出的職能結構；二、「收」中有「放」，為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留出一定的財力和空間，在規範其行為、加強監管力度的同時，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從而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實現基層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稅費改革」與「耗羨歸公」本質上不同。上述兩點，在以史為鑑，真正認清中國國情的前提下，應該能夠做到。
[1]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川陝總督嶽鍾琪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版。
[2]《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冊，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湖廣總督楊宗仁折；《清世宗實錄》卷六八；《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4冊，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折。
[3] 何平：《清代賦稅製度研究：1644-184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4] 《大清會典》卷二一，《文職官之俸》。
[5] 蔣良騏：《東華錄》卷九。
[6] 轉自鍾祥財：《一個行業腐敗的歷史案例》。
[7] 柏樺以為，一般的縣要二三百人，大縣達千餘人至數千人（參見柏樺：《明清州縣官群體》，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4頁）；劉小萌指出，清代京外經製吏員約共5.5萬餘人，吏與官的比例接近2: 1，加上額外吏員，吏、官之比還要更高（參見劉小萌：《胥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83頁）。
[8] 陳支平：《清代賦役製度演變新探》，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95頁。
[9] 〔美〕曾小萍（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0] 雍正《大清會典》卷三二，《戶部·賦役·起運》。
[11] 雍正《大清會典》卷三二，《戶部·賦役·起運》。
[12] 參見李治安主編：《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373頁。
[13] 《清聖祖實錄》卷二百四十。
[14] 蔣良騏：《東華錄》卷九。
[15] 何剛德《客座偶談》卷一。
[16] 《康熙起居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1829-1830、1900-1901頁。
[17] 幹隆十一年（1746）起，清廷分三年輪免各省額徵銀數，共計免徵賦銀2824萬餘兩。此後又分別於幹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國錢糧。據粗略統計，幹隆一朝僅普免賦銀即有一億兩以上。
[18] 《孚惠全書》卷二，幹隆三十五年正月一日上諭。
[19] 易中天：《帝國的惆悵》，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年版。
[20] 關於「雙層統治格局」，參見張研、牛貫傑：《19世紀中期中國雙重格局的演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張研：《17-19世紀中國人口與生存環境》，合肥：黃山書社2007年版。
[21] 張研：《19世紀中期進入中國上層政權的地方精英·導言》，未刊稿。
[22] 於建嶸指出：自秦朝至明清，國家的地方權力體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年)，實行鄉亭製，以官派鄉官為主，民間推選人員為輔，鄉為基層行政區域；從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96年)至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鄉裏製度開始由鄉官製向職役製轉變；從王安石變法至清代，實行的保甲製，縣為基層行政區域，鄉不再是基層行政區域。參見於建嶸：《嶽村政治: 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3] 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22-24頁。
[24]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九，陸世儀：《論守城》。
[25]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七，魏源：《城守篇》。
[26] 道光《黟縣誌》卷十五，《藝文》，程立《戊子紀事》；《己亥紀事》；《甲申紀事》。
[27] 《皖誌列傳》卷七，《葉瑞廷傳》；方江《家園記》卷一，載於《安徽史學》1986年1期。
[28] 杜贊奇曾說：「封建國家在鄉的統治職能包括維持公共利益，如修建義倉、興修水利、維護法律和秩序，並徵收賦稅，從理論上講，國家政權的生存有賴於各種職能間的相互協調，但至少在清末時期，收賦稅成為國家政治統治鄉村社會中的主要體現。」 [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7頁。
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不能設想，基層社會不斷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如養老、醫療、水利等）能夠完全依靠國家「轉移支付」及縣財政提供。40萬個鄉鎮政府是國家治理基層社會的關節點。它們一方麵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一方麵紮根基層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維持治安和穩定。「稅費改革」成功的關鍵是，一、明確多級政府間事權範圍的劃分及各級財政支出的職能結構；二、「收」中有「放」，為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留出一定的財力和空間，在規範其行為、加強監管力度的同時，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從而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實現基層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稅費改革」與「耗羨歸公」本質上不同。上述兩點，在以史為鑑，真正認清中國國情的前提下，應該能夠做到。
[1]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川陝總督嶽鍾琪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版。
[2]《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冊，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湖廣總督楊宗仁折；《清世宗實錄》卷六八；《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4冊，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折。
[3] 何平：《清代賦稅製度研究：1644-184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4] 《大清會典》卷二一，《文職官之俸》。
[5] 蔣良騏：《東華錄》卷九。
[6] 轉自鍾祥財：《一個行業腐敗的歷史案例》。
[7] 柏樺以為，一般的縣要二三百人，大縣達千餘人至數千人（參見柏樺：《明清州縣官群體》，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4頁）；劉小萌指出，清代京外經製吏員約共5.5萬餘人，吏與官的比例接近2: 1，加上額外吏員，吏、官之比還要更高（參見劉小萌：《胥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83頁）。
[8] 陳支平：《清代賦役製度演變新探》，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95頁。
[9] 〔美〕曾小萍（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0] 雍正《大清會典》卷三二，《戶部·賦役·起運》。
[11] 雍正《大清會典》卷三二，《戶部·賦役·起運》。
[12] 參見李治安主編：《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373頁。
[13] 《清聖祖實錄》卷二百四十。
[14] 蔣良騏：《東華錄》卷九。
[15] 何剛德《客座偶談》卷一。
[16] 《康熙起居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1829-1830、1900-1901頁。
[17] 幹隆十一年（1746）起，清廷分三年輪免各省額徵銀數，共計免徵賦銀2824萬餘兩。此後又分別於幹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國錢糧。據粗略統計，幹隆一朝僅普免賦銀即有一億兩以上。
[18] 《孚惠全書》卷二，幹隆三十五年正月一日上諭。
[19] 易中天：《帝國的惆悵》，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年版。
[20] 關於「雙層統治格局」，參見張研、牛貫傑：《19世紀中期中國雙重格局的演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張研：《17-19世紀中國人口與生存環境》，合肥：黃山書社2007年版。
[21] 張研：《19世紀中期進入中國上層政權的地方精英·導言》，未刊稿。
[22] 於建嶸指出：自秦朝至明清，國家的地方權力體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年)，實行鄉亭製，以官派鄉官為主，民間推選人員為輔，鄉為基層行政區域；從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96年)至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鄉裏製度開始由鄉官製向職役製轉變；從王安石變法至清代，實行的保甲製，縣為基層行政區域，鄉不再是基層行政區域。參見於建嶸：《嶽村政治: 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23] 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22-24頁。
[24]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九，陸世儀：《論守城》。
[25]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七，魏源：《城守篇》。
[26] 道光《黟縣誌》卷十五，《藝文》，程立《戊子紀事》；《己亥紀事》；《甲申紀事》。
[27] 《皖誌列傳》卷七，《葉瑞廷傳》；方江《家園記》卷一，載於《安徽史學》1986年1期。
[28] 杜贊奇曾說：「封建國家在鄉的統治職能包括維持公共利益，如修建義倉、興修水利、維護法律和秩序，並徵收賦稅，從理論上講，國家政權的生存有賴於各種職能間的相互協調，但至少在清末時期，收賦稅成為國家政治統治鄉村社會中的主要體現。」 [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