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為什麽進政黨的呢？他走進政黨之後如何作法呢？聞得人說，他們有一般軍國主義者所組織的一個修養團體叫作“凡人會”。所以叫作凡人會的心理作用，我想是從不凡者自居，視世人皆凡人，故自己反號為凡人。這一個團體的人數不多，他們是以講大乘佛教為團結的意義。但是就會員的思想分野看，多半是神權信者，和佛教的教義相離很遠。我在前麵說過，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國的佛教。受過王權時代的公家製度和封建時代武家製度兩重感化和神權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變了樣子。明治以來雖然經了神佛分離一個很大的製度變革，然而民間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這凡人會中的人們，大約可以說是以佛教為用，以神權為體的民族神權主義者罷。在這個團體中的人，多半是長藩關係的軍國主義者而尤其是北進論者。田中也是當中的一個人。他們也講究一些禪宗的機鋒。有一天一個朋友勸田中大將說：“你何不把劍放下來去拿珠子!”田中受了這一個機鋒的刺激，於是決心跳入政黨生活了。田中說：“我做軍人以來，經過兩次大戰，這兩大戰，我都不曾死，政友會這一個黨，是不利於領袖的不祥黨，從前星亨是被人刺殺了，現在原總裁又被人刺殺了，我以戰陣餘生，不能死於疆場，所以特意尋著做這一個不利於領袖的黨來做領袖。”這樣看來，田中之跳入政黨生活，的確和平常的政客們有一個大大的不同。他不僅是熱中政權，不僅是希望成功，他很像是看破了紅塵，超脫了生死，以這一種“似能立”“似能破”的主張，“似現量”“似比量”的觀念，當這危機四伏、一觸即發的東方軍國的政權，乘著全世界革命和反動兩個大潮流翻來覆去。他的前途怎樣？東方的前途怎樣？世界的前途怎樣？
我們看紐約、華盛頓，是西半球的兩個中心，倫敦、巴黎、柏林、羅馬，是歐洲政治的四個中心。莫斯科和東京，是亞洲政治的兩個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個亞洲中心來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諸民族。中國不單造不出一個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個全國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預備極大的戰鬥，這一個大的戰鬥，主要的問題，就是被壓迫的十二萬五千萬民族能夠站起來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夠。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就是這中心問題的中心。然而隻成了問題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個力的中心，於是四圍的“中心力”，都向著中國來吸引。失卻自己支配的中國民族，一逢著他力，便被吸引，逢著強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來吸引中國的中心力，當然是互相衝突，吸引力愈大的，當然衝突愈大。英國這一個勢力，是壓迫中國最大的勢力，同時也是吸引中國最大的勢力。在太平天國戰後，中國人的精神被英國的勢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國人連壓迫的感受都失卻了。長江和南方一帶，崇拜英國、迷信英國，成了一種風氣。隻是北方還不能被吸引幹淨，野蠻的抵力一變而為義和團，及義和團失敗，這一個抵抗性也消失幹淨了。直到民國十四年為止，全中國的人心可以說是被英國吸引住，一動也不能動彈的了。這幾年工夫，國民革命的運動，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在總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闊斧大聲疾呼的進行起來，於是全國人心，方才猛然驚醒，此時可以說任何人沒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國的壓迫，已經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國之外，還有兩個很大的壓迫，正在發揮他的吸引力，不用說一個是莫斯科，一個是東京了。
從中日戰事以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以後到民國初年，東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極了。全中國的青年，羨慕日本維新的成就，於是都想學日本，都到東京去。等到成了一個風氣，由日本歸來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賺錢，於是不羨慕日本維新，而羨慕到東京能夠賺錢、賺地位法術的人們，也都大舉趕向東京去。最盛的時候，在東京一處，同時有三萬餘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師範、速成陸軍，樣樣都速成，好一個終南捷徑，隻要一到東京，便能很快的學得賺錢、賺地位的法術。在歐戰之後，空氣大變了，被歐洲五年的大戰漸漸喚醒了的中國青年，曉得要努力打破現狀，打破環境。魏鏗的新理想主義，尼采的超人主義，詹姆斯的實驗主義，柏格孫（現譯為柏格森——編者注）的創造進化論，枯羅巴金的互助論，柏倫哈匠的戰鬥生活論，五光十色，四麵飛來，然而解決不了中國的任何問題。忽然俄國勞農革命起來了，成功了，雄大的戰鬥力、精密的組織力、廣大的宣傳力、富裕的金錢力，使中國的青年把那些解決不了自己切身問題的什麽主義，一齊擱下，先走向馬克思主義再走向列寧主義。尼布楚條約以來的歷史忘記幹淨了，輕視俄國野蠻專製的心理一變而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反抗壓迫的心理一變而為接受援助的心理。去嗬去嗬!去向莫斯科嗬!這些人去了，回來了，國內左傾的趨向，足以使這一些速成的革命者得著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譽，很多的金錢。於是不羨慕革命而羨慕地位名譽金錢的人們，也爭先恐後地走向莫斯科去，速成的革命政治家、速成的革命理論家、速成的革命軍人，充滿城市鄉村，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學得賺地位、賺名譽、賺金錢的法術。這一個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東京的心理，遙遙相對。失卻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國青年，真是可嘆可傷嗬!現在雖然經過一個很大的懲創，然而迷信的根，恐怕還未去淨罷!
我們看紐約、華盛頓，是西半球的兩個中心，倫敦、巴黎、柏林、羅馬，是歐洲政治的四個中心。莫斯科和東京，是亞洲政治的兩個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個亞洲中心來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諸民族。中國不單造不出一個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個全國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預備極大的戰鬥，這一個大的戰鬥，主要的問題，就是被壓迫的十二萬五千萬民族能夠站起來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夠。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就是這中心問題的中心。然而隻成了問題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個力的中心，於是四圍的“中心力”，都向著中國來吸引。失卻自己支配的中國民族，一逢著他力，便被吸引，逢著強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來吸引中國的中心力，當然是互相衝突，吸引力愈大的，當然衝突愈大。英國這一個勢力，是壓迫中國最大的勢力，同時也是吸引中國最大的勢力。在太平天國戰後，中國人的精神被英國的勢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國人連壓迫的感受都失卻了。長江和南方一帶，崇拜英國、迷信英國，成了一種風氣。隻是北方還不能被吸引幹淨，野蠻的抵力一變而為義和團，及義和團失敗，這一個抵抗性也消失幹淨了。直到民國十四年為止，全中國的人心可以說是被英國吸引住，一動也不能動彈的了。這幾年工夫，國民革命的運動，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在總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闊斧大聲疾呼的進行起來，於是全國人心，方才猛然驚醒，此時可以說任何人沒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國的壓迫，已經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國之外，還有兩個很大的壓迫，正在發揮他的吸引力，不用說一個是莫斯科，一個是東京了。
從中日戰事以後，尤其是日俄戰爭以後到民國初年，東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極了。全中國的青年，羨慕日本維新的成就，於是都想學日本，都到東京去。等到成了一個風氣，由日本歸來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賺錢，於是不羨慕日本維新，而羨慕到東京能夠賺錢、賺地位法術的人們，也都大舉趕向東京去。最盛的時候，在東京一處，同時有三萬餘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師範、速成陸軍，樣樣都速成，好一個終南捷徑，隻要一到東京，便能很快的學得賺錢、賺地位的法術。在歐戰之後，空氣大變了，被歐洲五年的大戰漸漸喚醒了的中國青年，曉得要努力打破現狀，打破環境。魏鏗的新理想主義，尼采的超人主義，詹姆斯的實驗主義，柏格孫（現譯為柏格森——編者注）的創造進化論，枯羅巴金的互助論，柏倫哈匠的戰鬥生活論，五光十色，四麵飛來，然而解決不了中國的任何問題。忽然俄國勞農革命起來了，成功了，雄大的戰鬥力、精密的組織力、廣大的宣傳力、富裕的金錢力，使中國的青年把那些解決不了自己切身問題的什麽主義，一齊擱下，先走向馬克思主義再走向列寧主義。尼布楚條約以來的歷史忘記幹淨了，輕視俄國野蠻專製的心理一變而為崇拜革命成功的心理，反抗壓迫的心理一變而為接受援助的心理。去嗬去嗬!去向莫斯科嗬!這些人去了，回來了，國內左傾的趨向，足以使這一些速成的革命者得著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名譽，很多的金錢。於是不羨慕革命而羨慕地位名譽金錢的人們，也爭先恐後地走向莫斯科去，速成的革命政治家、速成的革命理論家、速成的革命軍人，充滿城市鄉村，一到莫斯科便可以學得賺地位、賺名譽、賺金錢的法術。這一個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東京的心理，遙遙相對。失卻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國青年，真是可嘆可傷嗬!現在雖然經過一個很大的懲創，然而迷信的根，恐怕還未去淨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