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統綿綿，傳之千萬世而不能易，此決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當初天照皇大神，傳授三種神器，給瓊瓊杵尊之時，曾發過一個誓，說是‘皇統的興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樣長的壽’。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他們的皇統怎麽樣，我是不曉得，卻是日本皇統的運命，就是和天地一樣長壽的。”
和吉田鬆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藤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係統學問係統，是比較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麽神什麽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遠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於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於山陽的文字甚多，而藤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隻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於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並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後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並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製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隻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之國家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製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製度，一直繼續到西曆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裏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裏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薩木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隻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製度下麵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麵，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製度。不過是封建製度下麵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製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製度的下麵，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係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麵，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決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麵，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於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了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第4節 封建製度與佛教思想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時代的社會階級製度，差不多是現代的中國人所夢想不到的。古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傳了許久，但是極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後，順應著封建時代的人心，也變成了一個“強性的宗教”。或者是為宗派打仗，或者是為擁護一派的護法大名打仗。僧侶的本身，都帶著“薩木來”的臭味。佛教愛人愛物無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時代，一變而為犧牲的爭鬥精神。把“羅漢道”殺內賊的工夫，用在殺外敵的上麵，也就和武士道沒有衝突。把天龍八部人非人的觀念，應用在階級的製度上麵，也就覺得階級的存在，沒有什麽不應該。所以我們可以曉得，一個宗教的製度思想的變遷，完全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同是一個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階級不同，他那一個宗教的思想和製度，也就完全跟著變易的。在日本語言裏麵，有很多話是從前佛經的用語來的，然而和佛語的本義，完全兩樣，譬如兩人相打的時候，常用的“畜牲!覺悟罷!”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據。
和吉田鬆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藤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係統學問係統，是比較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麽神什麽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遠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於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於山陽的文字甚多，而藤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隻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於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並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後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並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製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隻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之國家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製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製度，一直繼續到西曆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裏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裏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薩木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隻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製度下麵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麵，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製度。不過是封建製度下麵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製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製度的下麵，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係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麵，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決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麵，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於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了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第4節 封建製度與佛教思想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時代的社會階級製度，差不多是現代的中國人所夢想不到的。古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傳了許久，但是極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後，順應著封建時代的人心，也變成了一個“強性的宗教”。或者是為宗派打仗，或者是為擁護一派的護法大名打仗。僧侶的本身，都帶著“薩木來”的臭味。佛教愛人愛物無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時代，一變而為犧牲的爭鬥精神。把“羅漢道”殺內賊的工夫，用在殺外敵的上麵，也就和武士道沒有衝突。把天龍八部人非人的觀念，應用在階級的製度上麵，也就覺得階級的存在，沒有什麽不應該。所以我們可以曉得，一個宗教的製度思想的變遷，完全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同是一個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階級不同，他那一個宗教的思想和製度，也就完全跟著變易的。在日本語言裏麵，有很多話是從前佛經的用語來的，然而和佛語的本義，完全兩樣，譬如兩人相打的時候，常用的“畜牲!覺悟罷!”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