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在日本的純文學裏麵，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是多得極了。本來日本吸收中國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來的。最初的留學生，十個九個都是僧侶。他們借用中國文字記述日本語言，造出一種所謂“假名”來。“假名”這兩字的意義，已經是很深長的了。而最初所製的“伊呂波歌”就是很純正的佛教諸行無常的思想。文字排列之巧妙，實在是很值得稱讚的。我們再看日本人的飲食，他們能吸收去的中國食品製法，實在都是僧侶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鹹菜、麥麩種種。現在的日本人忘記了，以為是日本的特產。中國人到日本的，也不覺得這些東西有什麽來歷，然而我們可以確實曉得，這是完全由僧侶吸收去的文化。
在民間的文學裏麵，在貴族的文學裏麵，我們都看得出很多的佛教關係來。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種“能樂”，這是和“神教”有密切關係的，而他們後起的謠曲，有許多題材，是采諸佛教裏麵的故事傳說。可是我們在任何方麵，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絕對和中國的兩樣。他們的佛教，在貴族裏麵，確是含著不少積極的犧牲的精神。而在民間方麵，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態的趣味。比起中國艱苦而枯寂的佛教來，的確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經過中國，傳入日本以後，我們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神佛對立的時期。本來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麽東西呢？就是宗法社會裏麵必然應有之義的祖先崇拜。這一種拜神思想，本來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權力，漸漸擴大，到得諸部落統一於一族的時候，當然要生出一種調和的理論，組織的體製來。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國文化傳入之後，才有統一和組織的工具。於是中國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給他們的神教，充實了不少的內容。然而這個時代，中國的佛教文化與中國的道德文化，同時輸入進去了。並且佛教的輸入，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會上，當然不是容易調和的。一個是世界無差別，一個是九族分親疏；一個是冤親平等，一個是正名定分嚴體重刑。此時神佛兩教，在輸出國的中國，已經是最大的衝突期，在輸入國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調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應於他那社會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種種的調和方法來。“歷史上的後進文化上的先進的佛教”便運用著很微妙的經義，造出一種“本地垂跡說”來。在實際的勢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裏來，便先在理論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薩的體現，這一種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這是第二個時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圍有了強固的信佛威力，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會絕滅了。然而四圍的情況不是如此，日本國內的情況也不是如此。所以隨著漢學的進步，封建製度的完成，與武家勢力的膨脹，日本古學派哲學突然創興起來。直到日本維新的時代，日本民族一方麵拋棄了“日本三島的封建製”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製”下去活動，一麵就很嚴密地定出神佛的區分，這是第三個時期。由對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對立，這是兩個很大的變動，他們應該從裏麵學得許多的教訓罷!
第5節 封建製度與社會階級
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帶刀。這種現象，還是中國三千年前的製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階級而外，其餘的人，都不承認有完全的人格。此外還有一種第四五層階級的最苦人民，叫“穢多”“非人”，是完全驅逐到人類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製了一把新刀，要試驗刀的利鈍，可以隨便去找了一個“非人”殺。而最奇妙的，就是連這特殊的階級製，也借用著佛經中的用語。此種殘酷的社會組織，和治者階級的殘酷習慣，可以證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淺與程度之低了。穢多非人這一個階級，至今還是存在，近年來日本社會運動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運動，叫做“水平運動”，就是這一種特殊部落的民眾爭自由的運動。將來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這一種民眾做最先頭的部隊了。
有一個貴族院議員叫杉田定一，他是從前自由黨的名士，民國五六年時，有一天我去訪他，看見他的書房裏供著一個孔子像。他對我說：“這個孔子像，是很有來歷的。我家裏本來是農民，我的父親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識這樣東西，人人都應該要有，就請了一個有學問的漢學先生，在我家裏教村中那些農民念書。被藩裏的武士們曉得了，說我們讀書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書先生也趕走了，種田的權利也沒收了。這孔子像還是在那時候拚命奪出來的。那個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漸漸輸入了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許多的人，覺得這一種非人道的封建製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境發生出來的自覺運動。”他這個議論，我以為很的確。明治維新，一麵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一運動，一麵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倡尊王討幕的人，和倡民權自由的人，雖說兩種都出自“公卿”和“武士”兩階級，但是這民權運動，純是一個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自由思想做了他們的模範。和薩長兩藩專靠強力來占據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近來日本的文化製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夠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裏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製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唯物主義者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合革命史上的全部事實。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民階級，使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並不是起自農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誌士鼓吹起來的。
在民間的文學裏麵，在貴族的文學裏麵，我們都看得出很多的佛教關係來。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種“能樂”，這是和“神教”有密切關係的，而他們後起的謠曲，有許多題材，是采諸佛教裏麵的故事傳說。可是我們在任何方麵，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絕對和中國的兩樣。他們的佛教，在貴族裏麵，確是含著不少積極的犧牲的精神。而在民間方麵，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態的趣味。比起中國艱苦而枯寂的佛教來，的確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經過中國，傳入日本以後，我們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神佛對立的時期。本來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麽東西呢？就是宗法社會裏麵必然應有之義的祖先崇拜。這一種拜神思想，本來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權力，漸漸擴大，到得諸部落統一於一族的時候，當然要生出一種調和的理論，組織的體製來。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國文化傳入之後，才有統一和組織的工具。於是中國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給他們的神教，充實了不少的內容。然而這個時代，中國的佛教文化與中國的道德文化，同時輸入進去了。並且佛教的輸入，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會上，當然不是容易調和的。一個是世界無差別，一個是九族分親疏；一個是冤親平等，一個是正名定分嚴體重刑。此時神佛兩教，在輸出國的中國，已經是最大的衝突期，在輸入國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調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應於他那社會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種種的調和方法來。“歷史上的後進文化上的先進的佛教”便運用著很微妙的經義，造出一種“本地垂跡說”來。在實際的勢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裏來，便先在理論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薩的體現，這一種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這是第二個時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圍有了強固的信佛威力，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會絕滅了。然而四圍的情況不是如此，日本國內的情況也不是如此。所以隨著漢學的進步，封建製度的完成，與武家勢力的膨脹，日本古學派哲學突然創興起來。直到日本維新的時代，日本民族一方麵拋棄了“日本三島的封建製”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製”下去活動，一麵就很嚴密地定出神佛的區分，這是第三個時期。由對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對立，這是兩個很大的變動，他們應該從裏麵學得許多的教訓罷!
第5節 封建製度與社會階級
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帶刀。這種現象，還是中國三千年前的製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階級而外，其餘的人，都不承認有完全的人格。此外還有一種第四五層階級的最苦人民，叫“穢多”“非人”，是完全驅逐到人類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製了一把新刀，要試驗刀的利鈍，可以隨便去找了一個“非人”殺。而最奇妙的，就是連這特殊的階級製，也借用著佛經中的用語。此種殘酷的社會組織，和治者階級的殘酷習慣，可以證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淺與程度之低了。穢多非人這一個階級，至今還是存在，近年來日本社會運動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運動，叫做“水平運動”，就是這一種特殊部落的民眾爭自由的運動。將來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這一種民眾做最先頭的部隊了。
有一個貴族院議員叫杉田定一，他是從前自由黨的名士，民國五六年時，有一天我去訪他，看見他的書房裏供著一個孔子像。他對我說：“這個孔子像，是很有來歷的。我家裏本來是農民，我的父親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識這樣東西，人人都應該要有，就請了一個有學問的漢學先生，在我家裏教村中那些農民念書。被藩裏的武士們曉得了，說我們讀書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書先生也趕走了，種田的權利也沒收了。這孔子像還是在那時候拚命奪出來的。那個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漸漸輸入了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許多的人，覺得這一種非人道的封建製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境發生出來的自覺運動。”他這個議論，我以為很的確。明治維新，一麵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一運動，一麵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倡尊王討幕的人，和倡民權自由的人，雖說兩種都出自“公卿”和“武士”兩階級，但是這民權運動，純是一個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自由思想做了他們的模範。和薩長兩藩專靠強力來占據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近來日本的文化製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夠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裏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製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唯物主義者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合革命史上的全部事實。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民階級，使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並不是起自農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誌士鼓吹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