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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中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六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義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帝國崩潰的時候，自由法國的軍隊就趕緊搶占了費贊（的黎波裏塔尼亞南方），他們把這塊地方視為法國同查德領土和馬達加斯加的交通線上用得著的一個環節；法國人擔心，如果泛阿拉伯主義在的黎波裏塔尼亞的其餘地方為英國治理當局所寬容，就不免要從比先前更加逼近的地區波及他們的北非屬地，所以他們在1945年4月完成的一項研究，要求把該國的西半部歸併法國，以便使錫爾特沙漠成為法屬北非和中東之間的屏障。
第四章 英國的政策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在中東的政策在於通過同溫和的民族主義力量進行談判而簽訂條約，逐步地放棄不涉及不列顛帝國根本利益的那種性質的權力，同時又力求通過那些條約中對英國起保證作用的條款，堅守其根本利益所在的那些陣地。一麵實行妥協，同時又把因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和解體而暫時落到英國人手中的霸權分為主要成分和非主要成分，區別對待，就是這樣一項具有特色的政策起到了（如我們所見）把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同毫不妥協的極端分子分裂開來的作用，雖然溫和派能夠施展手腕的自由總是受到限製的，即使在他們掌權執政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是由於不負責任的新聞界左右了一批孤陋寡聞、政治上又是感情用事的“知識界”之故。
戰前的英國本有“地中海”派戰略和“好望角”派戰略之爭，隨著戰局的進展，兩派的爭論又以妥協而暫時得到解決：一是由於英國人如若自行撤出地中海，不啻是聽任敵人長驅直入印度洋地區，這是事實所不許可的；一是由於對中東戰區的補給（除了在最急迫的情勢下鋌而走險外）有三年之久（1940—1943年）完全依靠開普敦航線。1940年6月西線崩潰，同時義大利又參戰，使中東成為可向軸心國發動攻勢的唯一戰區，為時達兩年以上。這種種情況加在一起，足以突出表明中東對英國的戰略意義，如果不是加以誇大的話；為此它通過長達一萬一千英裏的交通線投入中東的資源遠比敵方為多。敵方在義大利的1940年攻勢陷於一敗塗地；使它下降到衛星國的地位。以及希特勒決心進攻俄國之後，就從未對中東感到多大的興趣。英國和軸心國對支援中東戰區所作努力的懸殊情況，在美國的參謀長們眼中是不言自明的，而要得到不可缺少的租借物資的供應，甚至在他們的國家參戰之前，就己非要取得他們的一致看法不可。美國海軍高級官員於1941年7月24日在倫敦的一次英美防務會議上“聲稱不論保住中東的陣地有些什麽好處，問題在於這些好處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我們投入龐大的海運和海軍護航力量”；但是就在此時，已在計劃打通經過波斯的路線，作為西方強國向蘇聯運送補給品的一條困難最少的通路。這條路線一經定妥之後，美國就撥出了運輸力量和租借法基金使之發展暢通；1942年7月，最後決定把軸心國軍隊驅出北非，作為美英在歐洲聯合進攻的第一階段。
鑑於戰爭初起的年月裏，英國在中東的處境朝不保夕，因而同這個地區的各國政府和人民，首先是溫和的泛阿拉伯運動保持最大限度的和睦合作，藉以撙節它的有限資源，乃是當務之急。在埃及，做到這一點並不太難，英國在那裏駐有重兵； 1941年，伊拉克的極端分子既經挫敗，溫和派已重新上台，那裏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可是，在近東同家和巴勒斯坦就不單純是英國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利害衝突問題了，不論是在近東國家還是在巴勒斯坦，英阿雙方都隻是構成“三方麵的問題”中的兩個方麵，還有分別由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構成的第三方麵。不待贅言，英國與阿拉伯人的諒解為戰爭部署所必需，因而必須比充分滿足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要求更居優先地位。偏袒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要求的人們責斥此項政策既傷天害理，又急功近利；但是“冥頑不靈，因為是自己的意見而固執堅持乃是異端邪說的特點”。捲入不道德的戰爭勾當的各國政府都為“事實的規律”所控製，都沒有多少縱橫撣闔的自由，它們的唯一選擇往往隻是在兩害之中取其輕者。那些批評和譴責英國政策的人們，都該想一想，他們可能另行提出來的任何政策會有何等樣的後果，然後再來表明這些後果不會象對負責官方政策的人士所擔心的那麽嚴重；批評家們總是做不到這一點，半是由於他們缺少官方人員所能擁有的充分情報，半是由於他們存心無視彰明較著的事實。英國的政策是聽命於鐵一般的必要性行事的。其他辦法必將使溫和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同我們疏遠，危及中東的安全，而在1940年到1943年期間，這裏始終是全局安危所係的戰區；至於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同我們疏遠卻無損於戰爭部署，因為他們究竟還處於不能不和我們同舟共濟的地位。
英國政府於1939年7月28日任命韋維爾為總司令，從而把他們在中東地區的戰略計劃和戰略協調工作集中起來；但是類似的政治事務和經濟事務的就地協調工作卻被延誤了近兩年之久，到了這個時候，韋維爾肩負的重任，千頭萬緒，並且又都和政治經濟事務密切相關，確實已不是他力所能及。邱吉爾承認：“他手下的作戰機構，力量過於薄弱，使他難以應付四五個同時進行的戰役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務”，霍普金森先生在他為本書撰寫的一章中對此有所補充：
第四章 英國的政策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在中東的政策在於通過同溫和的民族主義力量進行談判而簽訂條約，逐步地放棄不涉及不列顛帝國根本利益的那種性質的權力，同時又力求通過那些條約中對英國起保證作用的條款，堅守其根本利益所在的那些陣地。一麵實行妥協，同時又把因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和解體而暫時落到英國人手中的霸權分為主要成分和非主要成分，區別對待，就是這樣一項具有特色的政策起到了（如我們所見）把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同毫不妥協的極端分子分裂開來的作用，雖然溫和派能夠施展手腕的自由總是受到限製的，即使在他們掌權執政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是由於不負責任的新聞界左右了一批孤陋寡聞、政治上又是感情用事的“知識界”之故。
戰前的英國本有“地中海”派戰略和“好望角”派戰略之爭，隨著戰局的進展，兩派的爭論又以妥協而暫時得到解決：一是由於英國人如若自行撤出地中海，不啻是聽任敵人長驅直入印度洋地區，這是事實所不許可的；一是由於對中東戰區的補給（除了在最急迫的情勢下鋌而走險外）有三年之久（1940—1943年）完全依靠開普敦航線。1940年6月西線崩潰，同時義大利又參戰，使中東成為可向軸心國發動攻勢的唯一戰區，為時達兩年以上。這種種情況加在一起，足以突出表明中東對英國的戰略意義，如果不是加以誇大的話；為此它通過長達一萬一千英裏的交通線投入中東的資源遠比敵方為多。敵方在義大利的1940年攻勢陷於一敗塗地；使它下降到衛星國的地位。以及希特勒決心進攻俄國之後，就從未對中東感到多大的興趣。英國和軸心國對支援中東戰區所作努力的懸殊情況，在美國的參謀長們眼中是不言自明的，而要得到不可缺少的租借物資的供應，甚至在他們的國家參戰之前，就己非要取得他們的一致看法不可。美國海軍高級官員於1941年7月24日在倫敦的一次英美防務會議上“聲稱不論保住中東的陣地有些什麽好處，問題在於這些好處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我們投入龐大的海運和海軍護航力量”；但是就在此時，已在計劃打通經過波斯的路線，作為西方強國向蘇聯運送補給品的一條困難最少的通路。這條路線一經定妥之後，美國就撥出了運輸力量和租借法基金使之發展暢通；1942年7月，最後決定把軸心國軍隊驅出北非，作為美英在歐洲聯合進攻的第一階段。
鑑於戰爭初起的年月裏，英國在中東的處境朝不保夕，因而同這個地區的各國政府和人民，首先是溫和的泛阿拉伯運動保持最大限度的和睦合作，藉以撙節它的有限資源，乃是當務之急。在埃及，做到這一點並不太難，英國在那裏駐有重兵； 1941年，伊拉克的極端分子既經挫敗，溫和派已重新上台，那裏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可是，在近東同家和巴勒斯坦就不單純是英國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利害衝突問題了，不論是在近東國家還是在巴勒斯坦，英阿雙方都隻是構成“三方麵的問題”中的兩個方麵，還有分別由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構成的第三方麵。不待贅言，英國與阿拉伯人的諒解為戰爭部署所必需，因而必須比充分滿足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要求更居優先地位。偏袒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要求的人們責斥此項政策既傷天害理，又急功近利；但是“冥頑不靈，因為是自己的意見而固執堅持乃是異端邪說的特點”。捲入不道德的戰爭勾當的各國政府都為“事實的規律”所控製，都沒有多少縱橫撣闔的自由，它們的唯一選擇往往隻是在兩害之中取其輕者。那些批評和譴責英國政策的人們，都該想一想，他們可能另行提出來的任何政策會有何等樣的後果，然後再來表明這些後果不會象對負責官方政策的人士所擔心的那麽嚴重；批評家們總是做不到這一點，半是由於他們缺少官方人員所能擁有的充分情報，半是由於他們存心無視彰明較著的事實。英國的政策是聽命於鐵一般的必要性行事的。其他辦法必將使溫和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同我們疏遠，危及中東的安全，而在1940年到1943年期間，這裏始終是全局安危所係的戰區；至於自由法國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同我們疏遠卻無損於戰爭部署，因為他們究竟還處於不能不和我們同舟共濟的地位。
英國政府於1939年7月28日任命韋維爾為總司令，從而把他們在中東地區的戰略計劃和戰略協調工作集中起來；但是類似的政治事務和經濟事務的就地協調工作卻被延誤了近兩年之久，到了這個時候，韋維爾肩負的重任，千頭萬緒，並且又都和政治經濟事務密切相關，確實已不是他力所能及。邱吉爾承認：“他手下的作戰機構，力量過於薄弱，使他難以應付四五個同時進行的戰役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務”，霍普金森先生在他為本書撰寫的一章中對此有所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