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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近東國家的議會機構就悉被封閉，敘利亞民族主義者全遭迫害，給他們羅列了一大串罪名，說他們密謀暗殺政敵雲雲。情況既是如此，無怪乎1940年法國崩潰之後，敘利亞的民族主義領袖們會向德國停戰委員會試探實現獨立的前景，雖然與此同時，他們似乎也在通過伊拉克和埃及的溫和民族主義分子的斡旋，同英國人保持接觸。1941年6月，近東國家“解放”之時，自由法國的首腦戴高樂和賈德魯宣布，敘利亞和黎巴嫩的主權獨立必須以訂立確保法國的權利和利益的條約為條件。英國政府的希望是，法國對這兩國的關係會形成類似他們自己對埃及和伊拉克的關係。可是，自由法國犯了一個錯誤，它以為隻要把法國政府於1938年擱在一旁的那個1936年的法敘草約重新撿起來就行了，似乎法國的威望並未在1940年遭受到一蹶不振的打擊，似乎敘利亞的民族主義者理當接受他們的論點：小小的自由法國運動已自動承受了戰前法國全部委任統治的權力。事實上，自由法國運動的生存，純粹是依靠英國的庇護和物質支持。英國人發動近東戰役，僅不過是因為這個區域是他們的中東防禦體係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他們隻求它在維希政府手裏保守中立就心滿意足了，但是維希政府當時卻居然荒唐地把它開放給德國空軍。在這場戰役中，大英國協軍隊的作用大大超過了自由法國。在這種情況下，盡管英國人正式承認法國在近東國家的利益居於領先地位，但由於迫切需要切實解決防禦問題和治安問題以及防止一次行將麵臨的饑荒（1940年6月到1941年7月的動亂時期造成的後果），這就促使他們一步步地（當然事先是幾乎沒有經過考慮的，更其是英國式17的）建立起某種形式的共管。此外，法國人未能同敘利亞民族主義者達成諒解，又回過頭來施展戰前搞傀儡政府的計策，把宣布獨立弄成了一場笑話。民族主義者同埃及和伊拉克兩國政府都有密切關係，兩國政府的友好態度又是英國在 1942 年的戰爭部署中不可缺少的，這就促使英國人對自由法國施加壓力，要它恢復議會政府和舉行自由選舉。然而，在任何方麵交出法國的權力都會使自由法國受到維希政府敵對宣傳的攻擊，這是他們擔當不起的。這種情況，再加上涉及個人的和出於自尊的等等動機，是他們堅決拒絕英國人“在近東國家事實上行使權力”的一個因素。


    深有城府的賈德魯，在其近東國家總代表的任內，本來就已步步為營，堅決扞衛法國的權力，嚴防他視為英國人越俎代庖的情況出現。到了 1943年春季，他甚至認為不僅有可能保住黎巴嫩信奉基督教的多數派歷來對法國的支持，並且還可以使敘利亞的民族主義從傾向英國轉而傾向法國。就在這時候，他奉調前往阿爾及爾，要他在戴高樂和吉羅二人爭奪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領導權的角鬥中一顯身手，代表法國處理近東事務的擔子便落到次要的人物身上，這些人全神貫注的隻是“同斯皮爾斯代表團日夕口角……而看不見那個敏感而滿身是刺的黎巴嫩民族主義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日長夜大”。因此當黎巴嫩的民族主義者通過選舉取得了權力並因英國曾努力保證實行自由選舉而敢於大刀闊斧地準備通過立法把法國的委任統治權力一筆勾銷的時候，在現場就沒有一個能負責任的法國人士出麵勸阻法方不要採用高壓手段，而採用這種手段顯然是戴高樂私下口頭授權的。美國政府當即對法國的行動表示大不贊成，英國人則認為法國囚禁黎巴嫩總統和政府當局所引起的泛阿拉伯反感業已危及他們的中東基地的安全，在此關頭，自由法國和英國之間的公開破裂，總算由於賈德魯的外交手腕而得以倖免，其代價是把大多數與主權有關的職權界與兩國。事關重大的一點卻是法國人仍然把持著在當地徵募的特種部隊，而兩國則想把它作為日後武裝力量的核心，同時法國人也盡其所能阻止武裝當地的憲兵隊。直到1945年2月為止，英國的政策都是一貫地敦促兩國，特別是敦促比較難以說服的敘利亞，遵循1930年英伊（拉克）條約的路子去同法國人進行談判；但是成問題的倒完全不是英伊條約那樣的條文在隔了這麽些年以後同現時要求完全獨立的泛阿拉伯目標之間是否還有調和的餘地，而是在於歐洲勝利日之後不久，法國總代表帶著方案從巴黎回來的時候，同時又有兩支部隊從法國戰艦上岸，英國人“百般勸阻”都未生效，此舉誠屬莽撞唐突。法國人宣布這是部隊輪換，不是增兵，豈能令人置信。新近被接納為聯合國會員的這兩國的政府，明知他們要在脅迫之下舉行談判，也就拒不會見法國代表；騷亂有增無已，情況嚴重到大馬士革的法國駐軍司令下令出動飛機和野戰炮轟擊首都，罹難的敘利亞人為數不下五百。自從法國政府回到巴黎以後，戴高樂就一直同他的美英盟國分庭抗禮，以示獨立。蘇聯和美英一樣，也已承認近東國家的獨立；在英國再度以對日作戰的中東基地的穩定受到威脅為理由出麵幹涉敘利亞的時候，法國孤掌難鳴，唯有放棄它對敘利亞的一切主張，雖然它在黎巴嫩還有一批追隨者。


    另一方麵，法國人在北非的屬地仍然保持著有戰鬥力的軍事力量，　　1942年11月盟軍登陸以前是如此，盟國渡海進攻西西裏島之後也是如此。所以自由法國在這裏能夠稱心如意地不聽英美的耳提麵命，放手對付萌芽時期的各地民族運動。美國人來到北非，對四大自由和大西洋憲章曾大肆宣傳，未免不現實地（雖然未必是不自然地）鼓勵了這種運動。當時法國人在這裏的政策是雙管齊下，一方麵推行經濟計劃和小心翼翼的政治改革，務使實權掌握在殖民地的法籍居民手中，一方麵對民族主義者進行鎮壓，比大馬士革危機早三個星期，在阿爾及利業東部就引起了勢如燎原的農民起義，它遭到無情的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