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衰世，必然迷信盛行。清朝自嘉慶以來，日益衰微。官場腐敗，許多官吏終日忙於參天拜睦，信神弄鬼，拘泥於迷信，這種風氣嚴重地影響了軍事活動。
當時流行扶乩術，這是一種以紫姑神作預測的迷信活動。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盤上用乩筆寫字，根據圖形作預測。第一次穿鼻之戰後，清朝有的將領不是積極從事戰備，而是請仙降乩。佚名氏《英夷入粵紀略》記載：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動，督憲五營公館幹總某請仙，仙降乩雲：“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寧，四月虛驚，五月鬼去，六月康寧。”後來正月無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橫檔、亞糧鞋、威遠、精遠、虎門諸炮台，廣東水師提督關公天培、碣石鎮標都司署水師提標遊擊麥公廷章皆戰死，炮台盡為逆所據。
這條史料所載扶乩事，預測了1841年上半年的時事，所涉虎門之戰，多有附會，有待另外考證。值得一提的是，擁有重兵的堂堂千總竟然請仙降乩，實在不應該。
無獨有偶，比起這位千總，當時還有更加愚昧的高級官員。身為清軍主帥的楊芳、奕山、奕經、文蔚等先後被道光帝派往廣東、浙江主持軍務，他們身負一國之託，卻視軍事如雜耍，溺泥於迷信，不按科學辦事。
先說楊芳，他是晚清的一個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饒恕的糊塗之舉。鴉片戰爭中，他由湖南提督升遷為參贊大臣，於1841年3月先於奕山到達廣州。經過一番考察，他錯誤地認為洋人的槍炮實為邪器，我方隻有以臭穢之物才可製之。據此，他設計了一套“以邪製邪”的戰術。《清稗類鈔·譏諷類》記載雲：
道光壬寅（按應為辛醜年），果勇侯楊芳為參贊，懾於英艦之炮利，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物為厭勝計，和議成，不果用。有人作詩嘲之曰：“楊枝無力受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糞桶當年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
楊芳廣貼告示，搜集全城的糞桶和穢物，載於木筏之上，順水漂流，希望用臭氣熏走侵略軍，這種戰術，古今中外實為罕見之愚蠢的一例。所謂厭勝計，就是用巫術鎮伏邪祟的一種迷信活動，有厭禳、厭魅、厭斷、厭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來的歷代唯物論思想家所唾棄，竟被清朝大員用到近代戰爭中，令人啼笑皆非，這個醜聞，在近些年出版的有關鴉片戰爭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談，似乎認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認為還有史料可以佐證：
楊侯初來，實無經濟，惟知購買馬桶禦炮，紙紮草人，建道場、禱鬼神，然尚添造炮位、軍器、木排等事。
（當時的民謠）琦侯痛哭龍牌，楊參贊廣收馬桶。城隍廟大將建星壇，怡和行長孫遭雷擊。（載《鴉片戰爭資料》三）
這個楊芳，早在嘉慶年間鎮壓川陝楚白蓮教起義，鎮壓林清、李成起義時，是一員得力幹將，因功封為果勇侯。而要他對付外侮時，卻“實無經濟”，求助於馬桶、草人、道場，怎麽可能不打敗仗。不過，楊芳一直主張抗擊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強得多。
考究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類似楊芳的這種愚昧在清軍營中司空見慣。如《清稗類鈔·迷信類》記載清軍有賞罰大炮的愚昧行為：
八旗各軍之出征也，必攜帶大小各炮以隨，如龍子母、威遠、靖遠、紅衣等者，一一皆備，至駐軍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陳，必於前一夕出各炮於帳前，陳牲酹酒，軍主親詣三揖以釁之。明日獲勝，則披紅鼓吹迎之歸，隨釋摺奏請賞給神威將軍、神威無敵大將軍、天佑助威將軍、天佑助威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諸封號。敗則牽之以回營，每炮棍責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諸炮受封後，再出戰敗，枚責亦如前。
征戰前不是擦槍修炮，而是行祭賞之事，這是把封建迷信觀念用於武器，又怎麽會有戰鬥力？
再說奕山，他作為皇族宗室派為清軍主帥，於1841年4月到達廣州，比楊芳遲到，但迷信程度卻遠遠超過楊芳。他不聽林則徐建議的六條禦敵辦法，不致力於調動民氣，不策劃合適的戰術，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個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來潮，下令分三路進攻英軍。由於輕舉妄動，導致清軍傷亡慘重，使英軍乘機占領了城外要塞，並伺機於5月26日從城北進攻廣州，運來大批彈藥。說來也巧，這天突降傾盆大雨，淋濕了英軍裝備，不得不改變攻城計劃，奕山大喜過望，以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氣變化歸於蒼天顯靈。他在給道光皇帝年奏雲：
火藥為在觀音山下，貯火藥三萬斤，為漢奸拋擲火彈，正將爆炸間，忽見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頓即熄滅。俄而大雨傾盆，逆敵火箭炮彈，無一延燒。
這本是一個反攻的好機會，調集到廣州的一萬名清軍完全有可能趁天氣變化全殲英軍，因為對方的火藥已潮濕，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於敬神去了，並且認為這是投降的好機會，乃於5月27日在廣州城高懸白旗，派廣州知府餘保純與義律締結了賣國的《廣州和約》。試想，如果當時是林則徐和鄧廷楨主持軍務，斷斷不會做出如此窩囊之事。
八 方術與鴉片戰爭的失敗(2)
簽約後，廣州戰爭安靜了一段時間，英軍在考慮進攻方向，奕山在歡慶神功。偏巧，氣候瞬息萬變的南海在7月21日（陰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颳了大颶風，把英軍的十幾條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沒。奕山又藉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聲稱皇上至誠感神，海靈助順，天威大顯，所有英艦“盡數沉溺”。時人貝青喬在《咄咄吟》記載：
當時流行扶乩術，這是一種以紫姑神作預測的迷信活動。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盤上用乩筆寫字，根據圖形作預測。第一次穿鼻之戰後，清朝有的將領不是積極從事戰備，而是請仙降乩。佚名氏《英夷入粵紀略》記載：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動，督憲五營公館幹總某請仙，仙降乩雲：“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寧，四月虛驚，五月鬼去，六月康寧。”後來正月無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橫檔、亞糧鞋、威遠、精遠、虎門諸炮台，廣東水師提督關公天培、碣石鎮標都司署水師提標遊擊麥公廷章皆戰死，炮台盡為逆所據。
這條史料所載扶乩事，預測了1841年上半年的時事，所涉虎門之戰，多有附會，有待另外考證。值得一提的是，擁有重兵的堂堂千總竟然請仙降乩，實在不應該。
無獨有偶，比起這位千總，當時還有更加愚昧的高級官員。身為清軍主帥的楊芳、奕山、奕經、文蔚等先後被道光帝派往廣東、浙江主持軍務，他們身負一國之託，卻視軍事如雜耍，溺泥於迷信，不按科學辦事。
先說楊芳，他是晚清的一個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饒恕的糊塗之舉。鴉片戰爭中，他由湖南提督升遷為參贊大臣，於1841年3月先於奕山到達廣州。經過一番考察，他錯誤地認為洋人的槍炮實為邪器，我方隻有以臭穢之物才可製之。據此，他設計了一套“以邪製邪”的戰術。《清稗類鈔·譏諷類》記載雲：
道光壬寅（按應為辛醜年），果勇侯楊芳為參贊，懾於英艦之炮利，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物為厭勝計，和議成，不果用。有人作詩嘲之曰：“楊枝無力受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糞桶當年施妙計，穢聲長播粵城中。”
楊芳廣貼告示，搜集全城的糞桶和穢物，載於木筏之上，順水漂流，希望用臭氣熏走侵略軍，這種戰術，古今中外實為罕見之愚蠢的一例。所謂厭勝計，就是用巫術鎮伏邪祟的一種迷信活動，有厭禳、厭魅、厭斷、厭服之法。它早就被王充以來的歷代唯物論思想家所唾棄，竟被清朝大員用到近代戰爭中，令人啼笑皆非，這個醜聞，在近些年出版的有關鴉片戰爭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談，似乎認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然而，我認為還有史料可以佐證：
楊侯初來，實無經濟，惟知購買馬桶禦炮，紙紮草人，建道場、禱鬼神，然尚添造炮位、軍器、木排等事。
（當時的民謠）琦侯痛哭龍牌，楊參贊廣收馬桶。城隍廟大將建星壇，怡和行長孫遭雷擊。（載《鴉片戰爭資料》三）
這個楊芳，早在嘉慶年間鎮壓川陝楚白蓮教起義，鎮壓林清、李成起義時，是一員得力幹將，因功封為果勇侯。而要他對付外侮時，卻“實無經濟”，求助於馬桶、草人、道場，怎麽可能不打敗仗。不過，楊芳一直主張抗擊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強得多。
考究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類似楊芳的這種愚昧在清軍營中司空見慣。如《清稗類鈔·迷信類》記載清軍有賞罰大炮的愚昧行為：
八旗各軍之出征也，必攜帶大小各炮以隨，如龍子母、威遠、靖遠、紅衣等者，一一皆備，至駐軍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陳，必於前一夕出各炮於帳前，陳牲酹酒，軍主親詣三揖以釁之。明日獲勝，則披紅鼓吹迎之歸，隨釋摺奏請賞給神威將軍、神威無敵大將軍、天佑助威將軍、天佑助威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諸封號。敗則牽之以回營，每炮棍責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即諸炮受封後，再出戰敗，枚責亦如前。
征戰前不是擦槍修炮，而是行祭賞之事，這是把封建迷信觀念用於武器，又怎麽會有戰鬥力？
再說奕山，他作為皇族宗室派為清軍主帥，於1841年4月到達廣州，比楊芳遲到，但迷信程度卻遠遠超過楊芳。他不聽林則徐建議的六條禦敵辦法，不致力於調動民氣，不策劃合適的戰術，而是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個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來潮，下令分三路進攻英軍。由於輕舉妄動，導致清軍傷亡慘重，使英軍乘機占領了城外要塞，並伺機於5月26日從城北進攻廣州，運來大批彈藥。說來也巧，這天突降傾盆大雨，淋濕了英軍裝備，不得不改變攻城計劃，奕山大喜過望，以為有神助，把偶然的天氣變化歸於蒼天顯靈。他在給道光皇帝年奏雲：
火藥為在觀音山下，貯火藥三萬斤，為漢奸拋擲火彈，正將爆炸間，忽見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頓即熄滅。俄而大雨傾盆，逆敵火箭炮彈，無一延燒。
這本是一個反攻的好機會，調集到廣州的一萬名清軍完全有可能趁天氣變化全殲英軍，因為對方的火藥已潮濕，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於敬神去了，並且認為這是投降的好機會，乃於5月27日在廣州城高懸白旗，派廣州知府餘保純與義律締結了賣國的《廣州和約》。試想，如果當時是林則徐和鄧廷楨主持軍務，斷斷不會做出如此窩囊之事。
八 方術與鴉片戰爭的失敗(2)
簽約後，廣州戰爭安靜了一段時間，英軍在考慮進攻方向，奕山在歡慶神功。偏巧，氣候瞬息萬變的南海在7月21日（陰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颳了大颶風，把英軍的十幾條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沒。奕山又藉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聲稱皇上至誠感神，海靈助順，天威大顯，所有英艦“盡數沉溺”。時人貝青喬在《咄咄吟》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