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帝王迷信方術(3)
清統治者對龍虎山的張氏後裔採取懷柔政策，順治帝頒賜敕諭，命五十代天師張應京統率族屬，不要玩弄異端邪術，不得惑亂愚民。諭給一品印，順治以後的清帝很寵信張氏，如康熙帝在宮中為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設宴，賜香扇緞匹。
康熙帝禁止民間宗的害人活動，凡跳神驅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蓮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陽教受到嚴格監視。清統治者信奉黃教，黃教是藏傳佛教派別。
道教的地位逐漸下降，幹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傳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變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間的羅真人頗多傳奇色彩。《白雲仙表》記載他“或取生米麥以口吹之即熟；晚間店家火未及燃，羅吹之亦熾……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饋或輿鬥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或饋生薑四十斤，片時啖盡。”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傳教士，而是虛心向傳教士學習外語、數學、地理等知識，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術與農民戰爭(1)
中國歷代的社會下層民眾都對方術有偏好，特別是每次農民戰爭都利用了方術，這形成了一個傳統。
為什麽古代會形成這樣一個傳統呢？
首先是因為社會的發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處於淺層次，人們對宇宙及社會缺乏認識，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識很濃厚，他們在嚴酷的政治壓迫和自然災害麵前，隻有寄託於方術，以為方術會給自己帶來吉運，如鼎澧逸民在《楊麽事跡》記載宋朝建炎年間，“有土人妖巫鍾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鄉村愚民，連洛澧、峽州無知之俗，悉來歸奉，（謂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數。若受其法，則必田蠶興旺，生理豐富，應有病患，不藥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鍾相乃妄稱‘天大聖’名號，亦曰‘鍾老爺’，於武陵縣管唐鄉水連村，地名天子崗。”明清時期的秘密社會組織在吸收農民加入時，聲稱可以在天堂掛號，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難，遇難成祥，超生不死，永脫輪迴。在困苦中煎熬的農民對神秘主義抱有幻想，成為神秘主義信徒。
其次，在農民起義隊伍中，有一批巫師術士活動頻繁，以神秘主義為倡導，深得農民領袖的依賴。如，陳勝在大澤鄉徵求卜者意見，卜者心領神會，為之謀略。《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西漢樊崇的“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
有的農民領袖本人就是一個大術士，以巫術鼓動民眾。《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巨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道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張角以巫術取信於民，廣收教徒，一當時機成熟，即行起義。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黃捉鬼率眾數千，往來於湖南，殺官軍，朝廷用了四年時間才平息黃捉鬼及其殘餘部眾。
再次，農民領袖利用方術神秘主義是必要的。他們麵對的封建統治階級有龐大的官僚體係，有訓練有素的軍隊，有能夠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識形態，有集中的財力和物力，而他們所領導的農民卻是一群本來就極不情願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農民，農民們思想渙散，缺乏武裝，缺乏組織紀律，缺乏權威觀念，而他們所要擔當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調整生產關係。在殊死的鬥爭中，隻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識形態，才能最大限度調動農民、組織農民、鼓舞農民去戰鬥。
農民領袖利用方術神秘主義，在調動農民參加起義的同時，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瀾，使封建統治階級防不勝防。南宋陸遊在《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說過：“自古盜賊之興，若止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這害，未易可測。”陸遊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場上，道出了他們對農民戰爭利用神秘主義的膽怯。
到了晚清，這種傳統必然會繼承下來。晚清的下層民眾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主體力量，他們包括農民、遊民、小手工業者、小商販、礦工、水手等。他們人數眾多，受壓迫深重，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國、義和團、會黨的部眾基本上是下層民眾。下層民眾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渙散，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很不容易，何況，封建官吏遍布城鄉，對下層民眾看管得很緊。因此，下層民眾隻能採用方術神秘主義進行組織。
下層民眾對傳統有很深的依戀之情，對傳統方術神秘主義能夠接受。當然，這種接受不是一種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當代學者俞青鬆在《明清時代民間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結社》一文說得很清楚：“吸引勞苦群眾到宗教結社行列中去的，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貧困。農民和手工工人們受盡封建統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切要求改變眼前悲慘的境遇，然而，他們看不到出路。於是，他們就祈求神靈的庇佑，依附於超人的權威，用精神的解脫，補償現實的苦難。”
清統治者對龍虎山的張氏後裔採取懷柔政策，順治帝頒賜敕諭，命五十代天師張應京統率族屬，不要玩弄異端邪術，不得惑亂愚民。諭給一品印，順治以後的清帝很寵信張氏，如康熙帝在宮中為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設宴，賜香扇緞匹。
康熙帝禁止民間宗的害人活動，凡跳神驅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蓮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陽教受到嚴格監視。清統治者信奉黃教，黃教是藏傳佛教派別。
道教的地位逐漸下降，幹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傳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變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間的羅真人頗多傳奇色彩。《白雲仙表》記載他“或取生米麥以口吹之即熟；晚間店家火未及燃，羅吹之亦熾……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饋或輿鬥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或饋生薑四十斤，片時啖盡。”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傳教士，而是虛心向傳教士學習外語、數學、地理等知識，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術與農民戰爭(1)
中國歷代的社會下層民眾都對方術有偏好，特別是每次農民戰爭都利用了方術，這形成了一個傳統。
為什麽古代會形成這樣一個傳統呢？
首先是因為社會的發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處於淺層次，人們對宇宙及社會缺乏認識，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識很濃厚，他們在嚴酷的政治壓迫和自然災害麵前，隻有寄託於方術，以為方術會給自己帶來吉運，如鼎澧逸民在《楊麽事跡》記載宋朝建炎年間，“有土人妖巫鍾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鄉村愚民，連洛澧、峽州無知之俗，悉來歸奉，（謂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數。若受其法，則必田蠶興旺，生理豐富，應有病患，不藥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鍾相乃妄稱‘天大聖’名號，亦曰‘鍾老爺’，於武陵縣管唐鄉水連村，地名天子崗。”明清時期的秘密社會組織在吸收農民加入時，聲稱可以在天堂掛號，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難，遇難成祥，超生不死，永脫輪迴。在困苦中煎熬的農民對神秘主義抱有幻想，成為神秘主義信徒。
其次，在農民起義隊伍中，有一批巫師術士活動頻繁，以神秘主義為倡導，深得農民領袖的依賴。如，陳勝在大澤鄉徵求卜者意見，卜者心領神會，為之謀略。《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西漢樊崇的“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
有的農民領袖本人就是一個大術士，以巫術鼓動民眾。《後漢書·皇甫嵩傳》記載：“巨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道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張角以巫術取信於民，廣收教徒，一當時機成熟，即行起義。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黃捉鬼率眾數千，往來於湖南，殺官軍，朝廷用了四年時間才平息黃捉鬼及其殘餘部眾。
再次，農民領袖利用方術神秘主義是必要的。他們麵對的封建統治階級有龐大的官僚體係，有訓練有素的軍隊，有能夠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識形態，有集中的財力和物力，而他們所領導的農民卻是一群本來就極不情願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農民，農民們思想渙散，缺乏武裝，缺乏組織紀律，缺乏權威觀念，而他們所要擔當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調整生產關係。在殊死的鬥爭中，隻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識形態，才能最大限度調動農民、組織農民、鼓舞農民去戰鬥。
農民領袖利用方術神秘主義，在調動農民參加起義的同時，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瀾，使封建統治階級防不勝防。南宋陸遊在《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說過：“自古盜賊之興，若止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這害，未易可測。”陸遊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場上，道出了他們對農民戰爭利用神秘主義的膽怯。
到了晚清，這種傳統必然會繼承下來。晚清的下層民眾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主體力量，他們包括農民、遊民、小手工業者、小商販、礦工、水手等。他們人數眾多，受壓迫深重，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國、義和團、會黨的部眾基本上是下層民眾。下層民眾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渙散，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很不容易，何況，封建官吏遍布城鄉，對下層民眾看管得很緊。因此，下層民眾隻能採用方術神秘主義進行組織。
下層民眾對傳統有很深的依戀之情，對傳統方術神秘主義能夠接受。當然，這種接受不是一種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當代學者俞青鬆在《明清時代民間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結社》一文說得很清楚：“吸引勞苦群眾到宗教結社行列中去的，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貧困。農民和手工工人們受盡封建統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切要求改變眼前悲慘的境遇，然而，他們看不到出路。於是，他們就祈求神靈的庇佑，依附於超人的權威，用精神的解脫，補償現實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