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梅花詩的寫作時間有待考證，如果確實是宋代，亦不足為奇。至於內容與近代史實之附和，完全是近人的牽強附會。
清朝的運數，有一種“馬前課”預言為十世。徐珂《清稗類鈔·方伎類》記載：
“蜀漢諸葛亮有《馬前課》，每一課指一朝，白鶴山僧守元解釋之，其論本朝者為第九課。”
民國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漢百事》（此書收入《滿清稗史》，中國書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術何神》，方士以測字預測辛亥革命，在民間傳為奇談。其文雲：
徐道一，滇產也，精於卜，八月下旬，謁大漢報館主筆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軍於翌日將宣戰，乃發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書一字，胡以黎字予之。餘審視曰：“明之戰必利。君觀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與利同）。惟此戰之利全仗人心聯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勝可操券。”復少審視，蹙額曰：“勝固可必，但恐明日開戰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變形，幸人心繼於後，始收功。”
胡乃復書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勢之成敗與漢族之前途，徐沈思久之，陡呼曰：“妙哉，此二字中，不獨蘊有六機，且巧合讖緯，大漢之興必矣。”胡曰：“請言之。”曰“昔漢族中興之偉人，其首非朱元璋耶，其國號乃為洪武。元洪二字不期與之吻合。下之若洪秀全占得一字，亦於中原樹十餘年漢幟，即可此決為興漢之象。”
胡復叩其事成後政體若何。徐指洪字曰：“此不待言，共和也（因洪字半字共字）。”時徐麵西坐，略顧左右，忽曰：“此共和政體，初時恐隻南方之一半，未能全國統一。”言已即止，目注二字，若有所觸，曰：“異哉，元大也，洪亦大也。元字又從二從人，則或同時有二人皆為大總統乎！”胡曰：“或一副耳。”曰：“否，卦無中副象，此副者，或另一人。”少頃，又曰：“此二大總統其初必各據其勢權為敵（因係二字也），幸一人中立其間，調和兩麵，乃能水乳相融（指洪字旁之三點為三人而又體其字意為水也）。並二人為一（指元字為二人所並）。”復笑曰：“合併後，此二人中之占上著者成為一袁姓之人（指元字居洪字之上，元與袁同音）。目下傳說袁世凱起義於河南為教督，以彼之名望卜之。或即彼乎。”
時胡之心仍屬戰事，復指洪字，使卜以戰後事之得失。徐應曰：“以後皆利。”隨信手書一漢字曰：“試觀洪字，加入中土二字，非漢字乎，是即漢人席有中土，無往不利之象。”少頃，又曰：“試觀戰後事，但逢七之日，必甚得手，中有二次為尤利，明日即逢七也。”胡不解，詢其故，徐指洪字旁共字示之曰：“此非二十一與二十八耶，此二數皆以七為公度數也。”又指漢字曰：“此字去一洪字，所餘又非中二耶。吾故謂漢軍中有二次逢七之日必大得手也。”胡曰：“明日即逢七也。”曰：“明日尚不在此數，連明日計，蓋有三次逢七之日，象上已明著矣。因拽字旁之三點示胡（按：徐上所言皆奇驗，令人驚絕，惟言二次漢軍得利不驗，然當漢口大敗為九月初七，漢陽失守為十月初七，則徐言仍中，特誤以敗為勝耳）。”故復問徐：“湖北戰爭何得息？”徐略思曰：“自明日起，四十六日即停矣。”胡又不解，徐復指洪字曰：“二十一與二十八相加，非四十九耶。”胡雲：“奚雲六也？曰：滅左旁三點，非六數耶？”（按：湖北自八月二十七日戰起結連至十月十三日始停戰，適與徐言不爽毫黍，此節雖近於迷信，然一席之話而一番龍跳虎躍、驚天動地之大事，乃為之囊括無遺，豈不奇哉？）
四 方士的預測觀(4)
應當如何看待這一段史料？從寫作時間看，括號中的按語是原作者所述，可證此文寫於辛亥革命（1911）發生之後的壬子年（1912）。因此，這則預測完全有可能是事後附會，謊稱在事前（1911年8月）之預測。如果這段文字是在辛亥革命發生之前有原始記錄或有三人以上證明，則神奇了。
不過，在辛亥首義的八月下旬，有識之士根據客觀形勢，確實可以預測到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趨勢：南北對立與對話；共和成為必然的政體。因此，測字先生徐道一能夠用“黎元洪漢”這四個字把辛亥八月份以後的情況預測個大概，是有可能性的。
通覽近代歷史文獻，不難發現在辛亥革命前後預測特別多。古人說“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我認為這些預測如同地下樹根，頑強地撬動著封建專製製度基礎，擾亂民心，加速了滿清的滅亡，其客觀作用不可低估。
同時，我們又應看到：這些預測方法由微推著，誇大神秘的作用，皆屬無稽之談。有的預測確實應驗了，無非是預測者根據事態的發展趨勢作的合理推斷，一點也不神秘。須知，預測的應驗是有一定概率的。而方士大加宣揚，匯集一個個偶然的事例，使人們看起來似乎社會的發展是由預測家決定的，這就大謬不然了。更有甚至者，有的迷信家把已經發生的事託名於事發之前的事，使不辨是非的人輕易上當，聞者當慎辨之。
清朝的運數，有一種“馬前課”預言為十世。徐珂《清稗類鈔·方伎類》記載：
“蜀漢諸葛亮有《馬前課》，每一課指一朝，白鶴山僧守元解釋之，其論本朝者為第九課。”
民國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漢百事》（此書收入《滿清稗史》，中國書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術何神》，方士以測字預測辛亥革命，在民間傳為奇談。其文雲：
徐道一，滇產也，精於卜，八月下旬，謁大漢報館主筆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軍於翌日將宣戰，乃發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書一字，胡以黎字予之。餘審視曰：“明之戰必利。君觀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與利同）。惟此戰之利全仗人心聯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勝可操券。”復少審視，蹙額曰：“勝固可必，但恐明日開戰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變形，幸人心繼於後，始收功。”
胡乃復書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勢之成敗與漢族之前途，徐沈思久之，陡呼曰：“妙哉，此二字中，不獨蘊有六機，且巧合讖緯，大漢之興必矣。”胡曰：“請言之。”曰“昔漢族中興之偉人，其首非朱元璋耶，其國號乃為洪武。元洪二字不期與之吻合。下之若洪秀全占得一字，亦於中原樹十餘年漢幟，即可此決為興漢之象。”
胡復叩其事成後政體若何。徐指洪字曰：“此不待言，共和也（因洪字半字共字）。”時徐麵西坐，略顧左右，忽曰：“此共和政體，初時恐隻南方之一半，未能全國統一。”言已即止，目注二字，若有所觸，曰：“異哉，元大也，洪亦大也。元字又從二從人，則或同時有二人皆為大總統乎！”胡曰：“或一副耳。”曰：“否，卦無中副象，此副者，或另一人。”少頃，又曰：“此二大總統其初必各據其勢權為敵（因係二字也），幸一人中立其間，調和兩麵，乃能水乳相融（指洪字旁之三點為三人而又體其字意為水也）。並二人為一（指元字為二人所並）。”復笑曰：“合併後，此二人中之占上著者成為一袁姓之人（指元字居洪字之上，元與袁同音）。目下傳說袁世凱起義於河南為教督，以彼之名望卜之。或即彼乎。”
時胡之心仍屬戰事，復指洪字，使卜以戰後事之得失。徐應曰：“以後皆利。”隨信手書一漢字曰：“試觀洪字，加入中土二字，非漢字乎，是即漢人席有中土，無往不利之象。”少頃，又曰：“試觀戰後事，但逢七之日，必甚得手，中有二次為尤利，明日即逢七也。”胡不解，詢其故，徐指洪字旁共字示之曰：“此非二十一與二十八耶，此二數皆以七為公度數也。”又指漢字曰：“此字去一洪字，所餘又非中二耶。吾故謂漢軍中有二次逢七之日必大得手也。”胡曰：“明日即逢七也。”曰：“明日尚不在此數，連明日計，蓋有三次逢七之日，象上已明著矣。因拽字旁之三點示胡（按：徐上所言皆奇驗，令人驚絕，惟言二次漢軍得利不驗，然當漢口大敗為九月初七，漢陽失守為十月初七，則徐言仍中，特誤以敗為勝耳）。”故復問徐：“湖北戰爭何得息？”徐略思曰：“自明日起，四十六日即停矣。”胡又不解，徐復指洪字曰：“二十一與二十八相加，非四十九耶。”胡雲：“奚雲六也？曰：滅左旁三點，非六數耶？”（按：湖北自八月二十七日戰起結連至十月十三日始停戰，適與徐言不爽毫黍，此節雖近於迷信，然一席之話而一番龍跳虎躍、驚天動地之大事，乃為之囊括無遺，豈不奇哉？）
四 方士的預測觀(4)
應當如何看待這一段史料？從寫作時間看，括號中的按語是原作者所述，可證此文寫於辛亥革命（1911）發生之後的壬子年（1912）。因此，這則預測完全有可能是事後附會，謊稱在事前（1911年8月）之預測。如果這段文字是在辛亥革命發生之前有原始記錄或有三人以上證明，則神奇了。
不過，在辛亥首義的八月下旬，有識之士根據客觀形勢，確實可以預測到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趨勢：南北對立與對話；共和成為必然的政體。因此，測字先生徐道一能夠用“黎元洪漢”這四個字把辛亥八月份以後的情況預測個大概，是有可能性的。
通覽近代歷史文獻，不難發現在辛亥革命前後預測特別多。古人說“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我認為這些預測如同地下樹根，頑強地撬動著封建專製製度基礎，擾亂民心，加速了滿清的滅亡，其客觀作用不可低估。
同時，我們又應看到：這些預測方法由微推著，誇大神秘的作用，皆屬無稽之談。有的預測確實應驗了，無非是預測者根據事態的發展趨勢作的合理推斷，一點也不神秘。須知，預測的應驗是有一定概率的。而方士大加宣揚，匯集一個個偶然的事例，使人們看起來似乎社會的發展是由預測家決定的，這就大謬不然了。更有甚至者，有的迷信家把已經發生的事託名於事發之前的事，使不辨是非的人輕易上當，聞者當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