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退隱”的方士,也有“進取”的星家。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北宋時有一位方士叫種放,隱居終南山豹林穀,他去見術士大師陳摶時說:“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似乎並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於他星命之學頗有名氣,真宗召見他,他還是去了,而且當上了諫議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職。像這種扭扭捏捏的“隱逸”術士,多少還掩蓋一下內心深處追求入仕“進取”心理,而那些遊說於皇帝和士大夫之間的“食客”、“謀士”類型的命學術士們,則就明顯“凡心未淨”,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裏哼著“式微式微,胡不歸”的小調,擺出一副棄官歸隱,不屑仕途的架勢,眼睛卻始終盯著烏紗帽,終日盤算著如何走“終南捷徑”一樣。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進取,方士則以“術”謀發達,可謂目標一致,殊途同歸。“文”顯了,自然有人賞識提擢,“術”精了,也同樣有人抬舉推崇。相比之下,方士還有其便利之處,因為以術士身份週遊於權貴之間,顯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況命學之士還可以仰仗主顧的發跡而發跡,即他們一旦瞄準一些有暴發可能的“潛龍臥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虛地斷言他們“貴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約下“他日富貴,切勿相忘”的許諾,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龍附鳳”、“沾光沾福”。


    翻開史書,通過相命途徑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實不可勝數。上麵所說的術士韋叟,宋武帝劉裕經他相命後即許下“若中,當為司馬”的諾言,劉裕當上皇帝後,韋叟果真找上門來說:“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足矣。”所謂“君無戲言”,宋武帝哪裏好賴帳,隻好如約封了他的官。北齊時的魏寧,也是“以善推祿命征為館客”的。此類例證,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躋進仕途的機會就沒有那麽多了,但是他們一生中卻追求著一個“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說》記載:“予嚐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民。”又如當時有位術士名叫費孝先,《毗陵集》說他“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裏,皆以金錢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開封府相國寺,起課算命最是集中之處,有位方士公開張榜,“一封萬錢”(《耆舊續聞》卷七)。還有一四川方士也在這裏課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議命。”(《貴耳集》卷中)歷朝歷代,靠起課算命發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飾衣著方麵也都別具一番講究,好像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幹“術數”這一行的。史稱他們大都“皆具衣冠”,服飾素雅,陳設精緻,接人待物,文質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說中往往都有術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寫術士吳神仙時說:“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係黃絲雙穗絛,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雖然“星家十要”強調“當以視聽言動為本,衣服陳設為末”,但是畢竟幹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別是算命起課,術士的氣質、形象可能會對主顧直接產生心理影響,所以一般的星命術士對自己的“行頭”也就不得不講究一番了。


    還有一些方士或是因為際遇不佳,或是由於術數不精,終生窮困潦倒,甚至因言語不慎而未得善終。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來了兩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說一位先生可官到極品,另一位先生命當觸刑棄市。後者一聽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給殺了,而他自己確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們常說命士精於他人而暗於自己。北宋還有一位最終貧困的命士。據《東齋記事》卷三記載,這位命士在開封府相國寺前設“卜肆”起課,有一天,四位青年舉子先後求他算命,他算後驚叫:“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這四人後來真的都成了宰相,可當時他們卻認為這位命士,是阿諛奉承,“相顧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從此“聲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問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這位命士,甚至想為他立傳的時候,為時已晚,命士早已“窮餓以死”。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2)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窮困餓死,但是術士自身的命運,亦足以令人嘆息了。


    方術對中國傳統科技的貢獻


    一 天文、曆法


    方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


    成部分,它在科技方麵有較多的貢獻,值得我們總結。


    方術蘊含了天文、曆法、自然變化的知識,為人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礎。


    古代以天文曆法歸於數術。先秦成書的《世本》說黃帝使羲和占日,大橈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作調歷。


    從《漢書·藝文誌》看,天文學就是占星術,觀察日月星氣雲雨,以推測吉凶。歷譜學是在占星術的基礎上製定曆法。從黃帝、顓頊,到夏、商、周、漢,都各有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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