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椿——探研《易》理，好讀黃老與陰符家言，凡星經、地誌、九宮、音律、技擊、句卒、贏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於醫，世多傳其異跡。
劉祿善風角，曾經為清世祖占卜，預測糧草的到達之期，又善相人，謂張廷玉、史貽直將來都可以成為太平宰相。
戴尚文，有奇術。《清史稿·藝術傳》稱他：“從鴻瀘卿羅典學，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嚐曰：‘吾治經，師羅先生。吾術數，未知孰可吾師者？’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經師焉，盡得其秘。歸，應鄉試長沙，同捨生失金，尚文占曰：‘君金若幹，盜者青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隨之，肩荷重物。以某時，候驛步門外，可獲也。’如其言往，果驗。嚐侍母夜坐，心動，知偷兒入宅。取進泥塗灶門，憶符封之，偷下得去。”這位戴尚文還會測字、射覆、觀天象、設壇作法，名震三湘。
清代盛行推步之學，薈萃中西曆算，開古學之榛蕪，補西人之罅漏。薛鳳祚、王錫闡、梅文鼎、明安圖把傳統的天文學、數學與西方學術相結合，頗多建樹，他們已經成為具有近代意義的科學家。
本世紀以來，算命術仍然風行。上海的袁樹珊就是一個世代算命為業的術士，他生於晚清，撰《命理探原》八卷，這是一部命理學巨著。前五卷敘述算命的基本理論，後三卷敘述有關算命的言論、實例、注意事項。第八卷《星家十要》強調算命的職業道德，應當具備學問、常變、言語、敦品、廉潔、勸勉、警勵、治生、濟貧、節義這十方麵的修養。他說：“為富貴者宜勉其學寬，為聰明者亦勸其學厚，為士者宜勸其敦品勸學，為家者宜勸其盡力田疇，為工者勸其專心技藝，為商者勸其誠信無欺。此皆星命家應盡之天職，不可不知。”看來，袁樹珊試圖把算命術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是，算命本身就是一個迷信活動，又怎麽可能健康？除了《命理探原》，袁樹珊還整理出版了清人任鐵樵撰注的《滴滅髓闡微》，使這個罕見的孤本刊行於世。
方士群體的構成及素質
一 方士的六種類型(1)
從兩漢以來，人們對方士就有一種歧視心理，因為在世人眼
裏，比起升官發財之類的“正當職業”,他們就免不了有“不務正業”之嫌。漢初宋忠、賈誼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場上說方士這一行是“居卑”、“行汙”，“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賤簡也。”（《史記·日者列傳》）但同時人們對方士又有一種好奇的崇敬心理，總是用一種神秘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好像貧富貴賤、禍福吉凶就操縱在他們手裏似的。
其實，方士跟普通人一樣，也可以類相分，也有貧富貴賤之別的。
“方士階層”的身分構成是極其複雜的，從“就業”情形來看，有“專職”和“兼職”之分;從格調情趣來說，有“高雅”、“卑俗”之別;從活動性質來講，有的是致力於命理研究的“學究派”，有的則是賣技斂財的“江湖派”。他們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出身高貴之門，有的來自下裏巴人。如果把西漢以來的方士進行分類，則可大致分為“學究”、“隱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術士”等不同類型。
（一）學究型
“學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於知識階層，他們最擅長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說，算命術的產生、變革和流傳，都離不開他們的創作和整理。他們研究命理或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職”的，就其身分本質而言，大多屬於封建社會的“士”階層，即封建知識分子。像奠定命學理論基礎的王充，是東漢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術更加完善的李虛中，則是唐代進士出身;明代的萬民英，近代的袁樹珊，無不才思敏捷，文采橫溢。事實上沒有封建“士”人的參與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術數。這是因為，一方麵，術數本身一開始就與陰陽五行、八卦易數、儒學道統、佛家意識等融匯貫通，因此中國方術自始至終都帶有極強的理性特點;另一方麵，術數的內部機製也越來越趨向嚴謹而不失辯證，複雜而又有條理，這就必須要有深厚的天文曆象知識和清晰的邏輯思辨能力;再一方麵，若要為人推測吉凶禍福和壽夭貴賤，還需要懂得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情世故。術數自身的博大深奧，就決定了發明創造和具體推算的“術士”們必須具有高深的哲學理論、嚴謹的思辨素養、豐富的社會閱歷、極大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頭及文字表達能力。於是具備這些客觀要求的封建“士”階層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參與或擔當了算命術數的發明、改造及其不斷的整合了，以至術數中無處不流露出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來。
（二）隱士型
“隱士”型方士則又是一番特點，他們大都是些“異人”、“高人”，既具豐富而又極有理性的思想，卻又往往避開人世，尤其遠棄兇險黑暗的官場。好像傳統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有製造“隱士”的功能似的，幾乎歷朝都有他們存在。沒有思想便不稱其為“隱士”，“隱士”往往都是滿腹經綸而沒有人生際遇，積極進取而看破仕途險惡的人。因此他們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與人寡合，重義輕財的特點，他們精通術數，但絕無商賈見錢眼開的銅臭心理;他們為人看命，絕不耍那套附會迎合的騙人把戲。漢代的司馬季主雖然於市中設肆賣卜，但正如賈誼所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賈誼說尊官厚祿才是賢人所居，而司馬季主則慷慨陳辭：“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開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對官僚的奸詐趨利，自私害人的“高賢”嘴臉，可謂鞭撻得痛快淋漓。
劉祿善風角，曾經為清世祖占卜，預測糧草的到達之期，又善相人，謂張廷玉、史貽直將來都可以成為太平宰相。
戴尚文，有奇術。《清史稿·藝術傳》稱他：“從鴻瀘卿羅典學，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嚐曰：‘吾治經，師羅先生。吾術數，未知孰可吾師者？’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經師焉，盡得其秘。歸，應鄉試長沙，同捨生失金，尚文占曰：‘君金若幹，盜者青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隨之，肩荷重物。以某時，候驛步門外，可獲也。’如其言往，果驗。嚐侍母夜坐，心動，知偷兒入宅。取進泥塗灶門，憶符封之，偷下得去。”這位戴尚文還會測字、射覆、觀天象、設壇作法，名震三湘。
清代盛行推步之學，薈萃中西曆算，開古學之榛蕪，補西人之罅漏。薛鳳祚、王錫闡、梅文鼎、明安圖把傳統的天文學、數學與西方學術相結合，頗多建樹，他們已經成為具有近代意義的科學家。
本世紀以來，算命術仍然風行。上海的袁樹珊就是一個世代算命為業的術士，他生於晚清，撰《命理探原》八卷，這是一部命理學巨著。前五卷敘述算命的基本理論，後三卷敘述有關算命的言論、實例、注意事項。第八卷《星家十要》強調算命的職業道德，應當具備學問、常變、言語、敦品、廉潔、勸勉、警勵、治生、濟貧、節義這十方麵的修養。他說：“為富貴者宜勉其學寬，為聰明者亦勸其學厚，為士者宜勸其敦品勸學，為家者宜勸其盡力田疇，為工者勸其專心技藝，為商者勸其誠信無欺。此皆星命家應盡之天職，不可不知。”看來，袁樹珊試圖把算命術往健康的道路上指引。但是，算命本身就是一個迷信活動，又怎麽可能健康？除了《命理探原》，袁樹珊還整理出版了清人任鐵樵撰注的《滴滅髓闡微》，使這個罕見的孤本刊行於世。
方士群體的構成及素質
一 方士的六種類型(1)
從兩漢以來，人們對方士就有一種歧視心理，因為在世人眼
裏，比起升官發財之類的“正當職業”,他們就免不了有“不務正業”之嫌。漢初宋忠、賈誼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場上說方士這一行是“居卑”、“行汙”，“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賤簡也。”（《史記·日者列傳》）但同時人們對方士又有一種好奇的崇敬心理，總是用一種神秘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好像貧富貴賤、禍福吉凶就操縱在他們手裏似的。
其實，方士跟普通人一樣，也可以類相分，也有貧富貴賤之別的。
“方士階層”的身分構成是極其複雜的，從“就業”情形來看，有“專職”和“兼職”之分;從格調情趣來說，有“高雅”、“卑俗”之別;從活動性質來講，有的是致力於命理研究的“學究派”，有的則是賣技斂財的“江湖派”。他們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出身高貴之門，有的來自下裏巴人。如果把西漢以來的方士進行分類，則可大致分為“學究”、“隱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術士”等不同類型。
（一）學究型
“學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於知識階層，他們最擅長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說，算命術的產生、變革和流傳，都離不開他們的創作和整理。他們研究命理或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職”的，就其身分本質而言，大多屬於封建社會的“士”階層，即封建知識分子。像奠定命學理論基礎的王充，是東漢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術更加完善的李虛中，則是唐代進士出身;明代的萬民英，近代的袁樹珊，無不才思敏捷，文采橫溢。事實上沒有封建“士”人的參與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術數。這是因為，一方麵，術數本身一開始就與陰陽五行、八卦易數、儒學道統、佛家意識等融匯貫通，因此中國方術自始至終都帶有極強的理性特點;另一方麵，術數的內部機製也越來越趨向嚴謹而不失辯證，複雜而又有條理，這就必須要有深厚的天文曆象知識和清晰的邏輯思辨能力;再一方麵，若要為人推測吉凶禍福和壽夭貴賤，還需要懂得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情世故。術數自身的博大深奧，就決定了發明創造和具體推算的“術士”們必須具有高深的哲學理論、嚴謹的思辨素養、豐富的社會閱歷、極大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頭及文字表達能力。於是具備這些客觀要求的封建“士”階層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參與或擔當了算命術數的發明、改造及其不斷的整合了，以至術數中無處不流露出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來。
（二）隱士型
“隱士”型方士則又是一番特點，他們大都是些“異人”、“高人”，既具豐富而又極有理性的思想，卻又往往避開人世，尤其遠棄兇險黑暗的官場。好像傳統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有製造“隱士”的功能似的，幾乎歷朝都有他們存在。沒有思想便不稱其為“隱士”，“隱士”往往都是滿腹經綸而沒有人生際遇，積極進取而看破仕途險惡的人。因此他們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與人寡合，重義輕財的特點，他們精通術數，但絕無商賈見錢眼開的銅臭心理;他們為人看命，絕不耍那套附會迎合的騙人把戲。漢代的司馬季主雖然於市中設肆賣卜，但正如賈誼所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賈誼說尊官厚祿才是賢人所居，而司馬季主則慷慨陳辭：“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開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對官僚的奸詐趨利，自私害人的“高賢”嘴臉，可謂鞭撻得痛快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