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前期的大量創作，沒有能夠鮮明地體現出滿族文學的外在特徵，責任完全不在作家個人。應該指出的是，未能全麵顯示滿族文學外在特徵的老舍作品，由於已然具備了充分的和內在的滿族文學特質，今天的人們如能用科學的目光去看問題，也還是得承認，它們仍然是屬於滿族文學範疇的。老舍，這位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在極不利於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社會逆境裏，能為民族文學事業做出如此重大的成就，已經是極為不易的了。
老捨身為一個滿族人，一位滿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體開放，是在年過半百之後的事。進入共和國時代的老舍，注意到執政黨奉行的民族政策帶來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前期，政府認定了滿族作為祖國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員的位置;滿族的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出現在國家級的議事場所(老舍本人就獲得了這種榮譽)。隨後他又擔任了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中國作家協會裏麵成了分管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數民族地位上升的實感。他知道舊時代瀰漫於世間的民族偏見，正在得到糾正。他有機會去新疆和內蒙古等地，親自考察滿族和各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實況。讓他最激動的，就是舊社會掙紮在死亡線上的大批滿族同胞，在社會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飾個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會上最令人們熟知的滿族代表人物。身為作家，他知道自己應當怎樣把久久激盪於懷的民族情感兌現和抒發出來。
1955年，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推進民族文學發展的座談會，老舍是那次會議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齊集一堂，異常興奮。各族作家見到他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數民族出身的文學前輩，高興極了，說，中國作家協會應設一個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就選老舍先生來當委員長好了!老舍給大家作了個揖，連說：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們，我把我們老祖宗的話全忘了，你們聽我這一口北京腔兒，能當委員長嗎?但我一定爭取當個委員，把咱們全國各民族作家團結在一塊兒!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題為《兄弟民族的詩風歌雨》發言，提出：“以漢族文學史去代表中國文學史顯然有失妥當，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學傳統”，“今後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無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學史包括進去。”這一年，他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理事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報告中，在全麵介紹各民族文學創作隊伍的時候，有這樣一句短語：“滿族：作家有胡可、關沫南與老舍等。”在共和國創建前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全麵振興的歷史階段，老舍已經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擺進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大格局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職務身份和社會影響，為民族文學的成長壯大，奔走呼號，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老舍青年時代走上文壇時，就有寫出典範的滿族文學作品的願望。他曾計劃寫一部反映清末社會生活的家傳體長篇小說，卻一直無法將它寫出來，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須涉及滿族社會內容，在當時很難被世間接受。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至60年代前期，他終於感到可以放手寫這部在心中醞釀了大半生的大作品了。1961年年底，他開始了這次異常重要的創作活動——撰寫長篇小說《正紅旗下》。作家出身於清代末年正紅旗滿洲，“正紅旗下”的意思，就是“在八旗之一正紅旗轄製之下的旗人們”。由題目開始，作家就要讓小說明確顯示出滿族文學的獨特風采。
《正紅旗下》，是一幅濃墨重彩地描繪19世紀末北京滿族社會生活的藝術畫卷。作者於世相百態的精雕細刻間，寫出了時代變遷關頭滿族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風雲走勢。作品由京城貧苦旗兵家的“老兒子”降生起筆，通過滿族各類人物饒有特點的活動，深入敘寫了旗人們的經濟處境和文化位置，表現了生活在“八旗製度”下的人們迥異的心理狀態：一些人寄生於這一製度之內，成天渾渾噩噩，對維新變法充滿恐懼，已成了民族發展可怕的障礙;而另一類人，則看清了“八旗製度”的腐敗，意欲掙脫這種製度的束縛，走向自食其利的道路，代表了導引民族走出困境的光明前景。小說還涉及了大的社會鬥爭內容，以一個青年義和團民的出現，烘托出當時遍及城鄉的義和團大事件。外辱臨頭，也引起了旗人群體在思想上的分道揚鑣……《正紅旗下》好似一部歷史教科書，“由心兒裏”剖視了作為清皇朝基礎的八旗社會，展現了清政權落花流水般地不可收拾，使讀者看到，當時滿民族的社會分化及精神危機，已發展到了難以調整、必須做大幅度變革的程度，旗族要衝出社會牢籠，民族要贏得新生，更屬於歷史的必然。
老舍在寫《正紅旗下》之初想像不到的是，這部將展示他最高文學功力的滿族文學作品，剛寫出開篇部分的11章8萬字，中國文壇上空風雲突變。先是出現將長篇小說創作大都指責為“利用小說反黨”，之後又掀起所謂文藝必須“大寫十三年”(隻準寫共和國期間的“新人新事”)的浪頭。老舍無奈，隻好把《正紅旗下》這部浸透大半生心血構思的小說創作活動中斷下來。此後，文學界的極“左”勢頭更為嚴重，老舍本人也在“文革”開始時辭別人世，於是，《正紅旗下》——這部作家完全可以調動畢生藝術積累來創作的足以傳世的大作品，便再也無緣以完整麵目與讀者見麵了。典範的滿族文學作品《正紅旗下》的開篇部分，成了老舍的藝術“絕唱”。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老舍何以走上藝術道路。
清代後期，京城滿族已經將自己由早年間單純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個相當藝術化的社會群體。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有三點：1，自從清初確立“八旗製度”以來，一代代的旗人子弟，被束縛在當兵吃餉的道路上，尤其是下層旗人，從嬰兒出世，八旗衙門就記去了姓名，統治者用少得可憐的“鐵桿莊稼”(即所謂“旱澇保收”的錢糧)買走了他們的終生自由，當兵成了旗人們活在世上的惟一前程，日子不管過得多麽慘，也不許從事任何經濟活動，不許擅離駐地，人要像鳥兒一樣被關在籠子裏一輩子。這顯然是人生的大悲劇。鑑於八旗製度對族內成員們人身自由的嚴重束縛，人們精神上的苦悶亟須排解，將日常的精力和注意力，轉而投注到藝術性的自娛自樂活動中間來，確實是一種相當有效的解脫方法;而這種方法，又是不會觸犯八旗製度的;人們雖然沒了人身自由，卻有著除了作為軍人執行公務而外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將它消耗在藝術消遣上麵，當局還是可以體察和容忍的。2，滿族人身為旗下人，家家都有一份俗稱“鐵桿莊稼”的錢糧，它也從一定程度保證了旗人們用較多的精力來投入藝術，卻不至於馬上就引發生存危機加劇。上層旗人有時甚至可以一擲千金地去玩兒藝術，因為他們既有實力卻又沒有別的用項，經商辦實業等等對他們來說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而下層旗人呢，生計再困頓，也不會因為你不去用自娛自樂的藝術方式打發光陰，就多出一線生機，那就苦中尋歡悲裏找樂吧，索性以狂歌當“餐”，藝術最不濟也許還會變出這麽一點實用價值。3，滿族先民的文化遺產中間，本來就包括著對藝術的熱衷與嗜好。
老捨身為一個滿族人，一位滿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體開放，是在年過半百之後的事。進入共和國時代的老舍，注意到執政黨奉行的民族政策帶來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前期，政府認定了滿族作為祖國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員的位置;滿族的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出現在國家級的議事場所(老舍本人就獲得了這種榮譽)。隨後他又擔任了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中國作家協會裏麵成了分管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數民族地位上升的實感。他知道舊時代瀰漫於世間的民族偏見，正在得到糾正。他有機會去新疆和內蒙古等地，親自考察滿族和各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實況。讓他最激動的，就是舊社會掙紮在死亡線上的大批滿族同胞，在社會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飾個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會上最令人們熟知的滿族代表人物。身為作家，他知道自己應當怎樣把久久激盪於懷的民族情感兌現和抒發出來。
1955年，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推進民族文學發展的座談會，老舍是那次會議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齊集一堂，異常興奮。各族作家見到他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數民族出身的文學前輩，高興極了，說，中國作家協會應設一個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就選老舍先生來當委員長好了!老舍給大家作了個揖，連說：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們，我把我們老祖宗的話全忘了，你們聽我這一口北京腔兒，能當委員長嗎?但我一定爭取當個委員，把咱們全國各民族作家團結在一塊兒!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題為《兄弟民族的詩風歌雨》發言，提出：“以漢族文學史去代表中國文學史顯然有失妥當，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學傳統”，“今後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無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學史包括進去。”這一年，他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理事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報告中，在全麵介紹各民族文學創作隊伍的時候，有這樣一句短語：“滿族：作家有胡可、關沫南與老舍等。”在共和國創建前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全麵振興的歷史階段，老舍已經毫無保留地把自己擺進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大格局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職務身份和社會影響，為民族文學的成長壯大，奔走呼號，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老舍青年時代走上文壇時，就有寫出典範的滿族文學作品的願望。他曾計劃寫一部反映清末社會生活的家傳體長篇小說，卻一直無法將它寫出來，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須涉及滿族社會內容，在當時很難被世間接受。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至60年代前期，他終於感到可以放手寫這部在心中醞釀了大半生的大作品了。1961年年底，他開始了這次異常重要的創作活動——撰寫長篇小說《正紅旗下》。作家出身於清代末年正紅旗滿洲，“正紅旗下”的意思，就是“在八旗之一正紅旗轄製之下的旗人們”。由題目開始，作家就要讓小說明確顯示出滿族文學的獨特風采。
《正紅旗下》，是一幅濃墨重彩地描繪19世紀末北京滿族社會生活的藝術畫卷。作者於世相百態的精雕細刻間，寫出了時代變遷關頭滿族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風雲走勢。作品由京城貧苦旗兵家的“老兒子”降生起筆，通過滿族各類人物饒有特點的活動，深入敘寫了旗人們的經濟處境和文化位置，表現了生活在“八旗製度”下的人們迥異的心理狀態：一些人寄生於這一製度之內，成天渾渾噩噩，對維新變法充滿恐懼，已成了民族發展可怕的障礙;而另一類人，則看清了“八旗製度”的腐敗，意欲掙脫這種製度的束縛，走向自食其利的道路，代表了導引民族走出困境的光明前景。小說還涉及了大的社會鬥爭內容，以一個青年義和團民的出現，烘托出當時遍及城鄉的義和團大事件。外辱臨頭，也引起了旗人群體在思想上的分道揚鑣……《正紅旗下》好似一部歷史教科書，“由心兒裏”剖視了作為清皇朝基礎的八旗社會，展現了清政權落花流水般地不可收拾，使讀者看到，當時滿民族的社會分化及精神危機，已發展到了難以調整、必須做大幅度變革的程度，旗族要衝出社會牢籠，民族要贏得新生，更屬於歷史的必然。
老舍在寫《正紅旗下》之初想像不到的是，這部將展示他最高文學功力的滿族文學作品，剛寫出開篇部分的11章8萬字，中國文壇上空風雲突變。先是出現將長篇小說創作大都指責為“利用小說反黨”，之後又掀起所謂文藝必須“大寫十三年”(隻準寫共和國期間的“新人新事”)的浪頭。老舍無奈，隻好把《正紅旗下》這部浸透大半生心血構思的小說創作活動中斷下來。此後，文學界的極“左”勢頭更為嚴重，老舍本人也在“文革”開始時辭別人世，於是，《正紅旗下》——這部作家完全可以調動畢生藝術積累來創作的足以傳世的大作品，便再也無緣以完整麵目與讀者見麵了。典範的滿族文學作品《正紅旗下》的開篇部分，成了老舍的藝術“絕唱”。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老舍何以走上藝術道路。
清代後期，京城滿族已經將自己由早年間單純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個相當藝術化的社會群體。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有三點：1，自從清初確立“八旗製度”以來，一代代的旗人子弟，被束縛在當兵吃餉的道路上，尤其是下層旗人，從嬰兒出世，八旗衙門就記去了姓名，統治者用少得可憐的“鐵桿莊稼”(即所謂“旱澇保收”的錢糧)買走了他們的終生自由，當兵成了旗人們活在世上的惟一前程，日子不管過得多麽慘，也不許從事任何經濟活動，不許擅離駐地，人要像鳥兒一樣被關在籠子裏一輩子。這顯然是人生的大悲劇。鑑於八旗製度對族內成員們人身自由的嚴重束縛，人們精神上的苦悶亟須排解，將日常的精力和注意力，轉而投注到藝術性的自娛自樂活動中間來，確實是一種相當有效的解脫方法;而這種方法，又是不會觸犯八旗製度的;人們雖然沒了人身自由，卻有著除了作為軍人執行公務而外的大量時間和精力，將它消耗在藝術消遣上麵，當局還是可以體察和容忍的。2，滿族人身為旗下人，家家都有一份俗稱“鐵桿莊稼”的錢糧，它也從一定程度保證了旗人們用較多的精力來投入藝術，卻不至於馬上就引發生存危機加劇。上層旗人有時甚至可以一擲千金地去玩兒藝術，因為他們既有實力卻又沒有別的用項，經商辦實業等等對他們來說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而下層旗人呢，生計再困頓，也不會因為你不去用自娛自樂的藝術方式打發光陰，就多出一線生機，那就苦中尋歡悲裏找樂吧，索性以狂歌當“餐”，藝術最不濟也許還會變出這麽一點實用價值。3，滿族先民的文化遺產中間，本來就包括著對藝術的熱衷與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