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正是從老舍的童年時代起，母親就或有意或無意地，把一種帶有明顯的滿族特徵的生命模式傳給了他。他一生都保持了這樣的人格特點，給他的朋友以及所有接觸過他的人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假如我們回首一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前期以至於中期，便會發現，在有成就的作家當中，其多數人都來自於社會的中上層家庭，像老舍這樣出身於城市社會底層的作家，並不多見。老舍除了出身寒門，同時又是出身於少數民族，他，是直接從一位滿族母親那裏獲取了人生基礎教育的，這就更可謂隻此一例了。
以上我們簡要地介紹了一下老舍先生的滿族出身和它具有本民族特點的精神性格養成。下麵，再來說說這位滿族作家，他的作品是怎樣地體現著滿族文學的特質，是怎樣地在藝術風格中間體現出滿族文學的獨特風采的。
大家都知道，老舍最擅長寫的是舊北京的下層市民生活。這和他的滿族出身直接相關。隨著清朝的覆滅，北京城的下層旗人失去了“鐵桿莊稼”，又一時難以學到較多的謀生手段，為饑寒逼迫，大批湧入城市貧民的生活行列。他們當中，拉洋車的、當警察的、賣藝的、幹小買賣的，以至於淪落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時代的老舍，與他們在命運上是休戚與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後，一直滿懷深情地關注著這群苦同胞的遭遇。於是，這類含有滿族血統的生活原型，便絡繹不絕地被作家引進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國文學畫廊上的藝術典型。像《我這一輩子》裏麵當巡警的男主人公和《微神》中間淪落風塵的女主人公，都已有確實的證據，說明他們的生活原型或者直接來自作家的親人，或者來自作家早年的戀人。就連大家熟悉的洋車夫祥子，一般來說都認為他來自“鄉間”，不大可能是出於滿族的生活原型，其實隻要細讀一下作品，結論就不會那麽簡單。首先，是祥子的名字，由在作品裏一出現，“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沒有個姓”，而且，“有姓無姓，他自己也並不在乎。”這種情況，在漢族人中間很少見，也不可思議，而從清代中後期直到民國早期，在陸續改用漢字姓的北京旗人中間，卻是司空見慣的事。先前，旗人各自擁有的滿語姓氏，就不輕易示人，常常是隻有家族內部的人才知道，在滿姓改作漢字姓之後，許多人家仍舊保持著這種對外示名不示姓的習慣。那時，北京的市井風俗，對旗人男性，常以這個人兩個字名字的前一個字來作為代稱，在對方年輕或者身份較低的時候，習慣於稱之為“×(即兩字名的前一個字)子”，而在對方年長或者身份較高的時候，則習慣於稱之為“×爺”(比如一個人名叫“瑞英”，年少時大家就叫他“瑞子”，年長時大家就叫他“瑞爺”)。其次，是祥子的語言，雖說他是個不大好說話的人，但每一開口，卻總是一口明顯的“京片子”味兒，而不是京外或者京郊農民的言談和腔調，這證實了他在語言文化的歸屬上，跟故都以內的老住戶們，原本就具有某種一致性(老舍寫這部作品時，十分注意讓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譬如：天津人楊太太的話語，就是“怎嗎劄?”等等)。再其次，是祥子好清潔、講義氣、懂禮貌的性格，在潦倒墮落之前，他特別的好幹淨，不管是在車廠子裏還是到宅門兒裏，總是眼勤手勤地主動打掃各處，“而忘了車夫並不兼管打雜”，這種“潔癖”式的窮人，在任何地方的農民中間都不易見到，而在當時的旗族中間卻多得很。祥子起先又具備待人處世古道俠腸的一麵，他肯於自己掏錢，給凍餓將死的老車夫祖孫買包子吃，摔壞了曹先生的車，立即想到該賠人家，等等，都體現出一種比人們常見的小農或者小市民們更近於古典的精神特點。還有，初來城裏，他甚至於“最忌諱隨便罵街”，這也並不是一般農民做得到的，據京城老年人講，隻有傳統的旗人，才頂不習慣張口就罵人，他們之間產生了不愉快，有的竟然隻能以說一句“我實在地恨您”來發泄。還有，祥子的煢煢孑立的處境，他從開頭到結尾，一直“就沒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無處去訴”。在民國初年的故都生活中，哪種人才有可能這般遭世間冷遇呢，恐怕也隻有旗人了。說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從上述諸項中間可得到推測。然而，一個突出的障礙是，祥子18歲以前不是城裏人，他“生長在鄉間”，有這一條，似乎是又難以解釋他怎麽可能是旗人了。我想，即便祥子是生長於鄉間，也依舊不能排除他是個旗人的可能性，因為，清代的京旗滿族，並不都駐紮在京師的城圈以裏，在城外鄉間駐紮的，還有成規模、成建製的3支八旗部隊及其家眷，就是所謂的“外三營”——火器營、健銳營、圓明園。其中的火器營和健銳營，屬於作戰的機動隊，分別駐紮在京西的藍靛廠和香山腳下，而圓明園八旗則是長期護衛皇家園林的部隊，其位置也在西北郊。外三營的旗兵及其家小，因為世居郊外，與京師城內的市井習氣彼此相對隔離，所以直至清末民初，仍較少受到荒嬉怠惰風氣的侵蝕，較好地保持了純樸、倔強和勇武的傳統。清廷垮台後，外三營的許多旗人，隻好就地改事農耕，他們本來就缺少農耕技能，加上軍閥連年混戰引起的掠奪和摧殘，不少人在田地間謀不出生路，就隻好丟掉土地，投奔到了城裏來。這樣的情況很多。小說裏麵說祥子“失去了父母(他們會不會是死於戰亂?)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裏來”，與這一歷史現實正好相吻合。假若這種分析有些道理的話，那麽，順理成章地獲得相互證實的，還有以下兩點：一，祥子因為自小在京西地區的旗人居住地長大，所以才對那裏的若幹地名以及走行路線，特別熟悉，為了從被亂兵擄去的地方跑回城裏，“一閉眼，他就有了個地圖”。二，他雖然生長在京外鄉間，對在那裏長期居留並且從事農業勞動，卻本能地沒有興趣;他把古城北平當成“他的惟一的朋友”;進城後，一度被抓到遠郊去，他仍“渴想”著這座“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本家親戚”的故都，認定“全城都是他的家”。後來，每逢在城裏實在困厄到了極點的時刻，他也總是明確地告訴自己：“再分能在北平，還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願死在這兒。”可見，祥子從其心理和文化(雖然他並沒有太高的文化)上講，是絕對屬於這座古城的。如果他不是旗人，大約是難有這份精神歸屬感的。
滿族作家老舍在自己的前期寫作生涯中，事實上常常寫到滿族人的命運與生活，但是，他卻極少說明作品中間人物的滿族身份。這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作為滿族文學的傳人，50歲之前的老捨生不逢時，當時的他麵臨著不利於發展本民族文學的特殊歷史時期。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權，終止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是偉大的社會進步。但是由於其後統治者自身的局限，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推行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反滿”情緒風行於市，滿族群眾遭到空前的歧視虐待，侮辱嘲弄，甚至殃及生命。滿族人抬不起頭，為逃避民族歧視，不少人隱瞞民族成分，有的被迫更名改姓。滿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也陷入無法排解的壓抑之中。他隻好普遍隱去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滿族身份，就和他的許多同胞在現實中所做的一樣。一個異常微妙的現象，在老舍前期的創作中出現了：筆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乃至於寫作風格都帶著底蘊十足的滿族特質，而從表層觀察，卻難以輕易看出這是一位滿族作家在進行著具有滿族文學性質的創作。
假如我們回首一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前期以至於中期，便會發現，在有成就的作家當中，其多數人都來自於社會的中上層家庭，像老舍這樣出身於城市社會底層的作家，並不多見。老舍除了出身寒門，同時又是出身於少數民族，他，是直接從一位滿族母親那裏獲取了人生基礎教育的，這就更可謂隻此一例了。
以上我們簡要地介紹了一下老舍先生的滿族出身和它具有本民族特點的精神性格養成。下麵，再來說說這位滿族作家，他的作品是怎樣地體現著滿族文學的特質，是怎樣地在藝術風格中間體現出滿族文學的獨特風采的。
大家都知道，老舍最擅長寫的是舊北京的下層市民生活。這和他的滿族出身直接相關。隨著清朝的覆滅，北京城的下層旗人失去了“鐵桿莊稼”，又一時難以學到較多的謀生手段，為饑寒逼迫，大批湧入城市貧民的生活行列。他們當中，拉洋車的、當警察的、賣藝的、幹小買賣的，以至於淪落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時代的老舍，與他們在命運上是休戚與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後，一直滿懷深情地關注著這群苦同胞的遭遇。於是，這類含有滿族血統的生活原型，便絡繹不絕地被作家引進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國文學畫廊上的藝術典型。像《我這一輩子》裏麵當巡警的男主人公和《微神》中間淪落風塵的女主人公，都已有確實的證據，說明他們的生活原型或者直接來自作家的親人，或者來自作家早年的戀人。就連大家熟悉的洋車夫祥子，一般來說都認為他來自“鄉間”，不大可能是出於滿族的生活原型，其實隻要細讀一下作品，結論就不會那麽簡單。首先，是祥子的名字，由在作品裏一出現，“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沒有個姓”，而且，“有姓無姓，他自己也並不在乎。”這種情況，在漢族人中間很少見，也不可思議，而從清代中後期直到民國早期，在陸續改用漢字姓的北京旗人中間，卻是司空見慣的事。先前，旗人各自擁有的滿語姓氏，就不輕易示人，常常是隻有家族內部的人才知道，在滿姓改作漢字姓之後，許多人家仍舊保持著這種對外示名不示姓的習慣。那時，北京的市井風俗，對旗人男性，常以這個人兩個字名字的前一個字來作為代稱，在對方年輕或者身份較低的時候，習慣於稱之為“×(即兩字名的前一個字)子”，而在對方年長或者身份較高的時候，則習慣於稱之為“×爺”(比如一個人名叫“瑞英”，年少時大家就叫他“瑞子”，年長時大家就叫他“瑞爺”)。其次，是祥子的語言，雖說他是個不大好說話的人，但每一開口，卻總是一口明顯的“京片子”味兒，而不是京外或者京郊農民的言談和腔調，這證實了他在語言文化的歸屬上，跟故都以內的老住戶們，原本就具有某種一致性(老舍寫這部作品時，十分注意讓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譬如：天津人楊太太的話語，就是“怎嗎劄?”等等)。再其次，是祥子好清潔、講義氣、懂禮貌的性格，在潦倒墮落之前，他特別的好幹淨，不管是在車廠子裏還是到宅門兒裏，總是眼勤手勤地主動打掃各處，“而忘了車夫並不兼管打雜”，這種“潔癖”式的窮人，在任何地方的農民中間都不易見到，而在當時的旗族中間卻多得很。祥子起先又具備待人處世古道俠腸的一麵，他肯於自己掏錢，給凍餓將死的老車夫祖孫買包子吃，摔壞了曹先生的車，立即想到該賠人家，等等，都體現出一種比人們常見的小農或者小市民們更近於古典的精神特點。還有，初來城裏，他甚至於“最忌諱隨便罵街”，這也並不是一般農民做得到的，據京城老年人講，隻有傳統的旗人，才頂不習慣張口就罵人，他們之間產生了不愉快，有的竟然隻能以說一句“我實在地恨您”來發泄。還有，祥子的煢煢孑立的處境，他從開頭到結尾，一直“就沒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無處去訴”。在民國初年的故都生活中，哪種人才有可能這般遭世間冷遇呢，恐怕也隻有旗人了。說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從上述諸項中間可得到推測。然而，一個突出的障礙是，祥子18歲以前不是城裏人，他“生長在鄉間”，有這一條，似乎是又難以解釋他怎麽可能是旗人了。我想，即便祥子是生長於鄉間，也依舊不能排除他是個旗人的可能性，因為，清代的京旗滿族，並不都駐紮在京師的城圈以裏，在城外鄉間駐紮的，還有成規模、成建製的3支八旗部隊及其家眷，就是所謂的“外三營”——火器營、健銳營、圓明園。其中的火器營和健銳營，屬於作戰的機動隊，分別駐紮在京西的藍靛廠和香山腳下，而圓明園八旗則是長期護衛皇家園林的部隊，其位置也在西北郊。外三營的旗兵及其家小，因為世居郊外，與京師城內的市井習氣彼此相對隔離，所以直至清末民初，仍較少受到荒嬉怠惰風氣的侵蝕，較好地保持了純樸、倔強和勇武的傳統。清廷垮台後，外三營的許多旗人，隻好就地改事農耕，他們本來就缺少農耕技能，加上軍閥連年混戰引起的掠奪和摧殘，不少人在田地間謀不出生路，就隻好丟掉土地，投奔到了城裏來。這樣的情況很多。小說裏麵說祥子“失去了父母(他們會不會是死於戰亂?)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裏來”，與這一歷史現實正好相吻合。假若這種分析有些道理的話，那麽，順理成章地獲得相互證實的，還有以下兩點：一，祥子因為自小在京西地區的旗人居住地長大，所以才對那裏的若幹地名以及走行路線，特別熟悉，為了從被亂兵擄去的地方跑回城裏，“一閉眼，他就有了個地圖”。二，他雖然生長在京外鄉間，對在那裏長期居留並且從事農業勞動，卻本能地沒有興趣;他把古城北平當成“他的惟一的朋友”;進城後，一度被抓到遠郊去，他仍“渴想”著這座“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本家親戚”的故都，認定“全城都是他的家”。後來，每逢在城裏實在困厄到了極點的時刻，他也總是明確地告訴自己：“再分能在北平，還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願死在這兒。”可見，祥子從其心理和文化(雖然他並沒有太高的文化)上講，是絕對屬於這座古城的。如果他不是旗人，大約是難有這份精神歸屬感的。
滿族作家老舍在自己的前期寫作生涯中，事實上常常寫到滿族人的命運與生活，但是，他卻極少說明作品中間人物的滿族身份。這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作為滿族文學的傳人，50歲之前的老捨生不逢時，當時的他麵臨著不利於發展本民族文學的特殊歷史時期。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權，終止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是偉大的社會進步。但是由於其後統治者自身的局限，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推行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反滿”情緒風行於市，滿族群眾遭到空前的歧視虐待，侮辱嘲弄，甚至殃及生命。滿族人抬不起頭，為逃避民族歧視，不少人隱瞞民族成分，有的被迫更名改姓。滿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也陷入無法排解的壓抑之中。他隻好普遍隱去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滿族身份，就和他的許多同胞在現實中所做的一樣。一個異常微妙的現象，在老舍前期的創作中出現了：筆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乃至於寫作風格都帶著底蘊十足的滿族特質，而從表層觀察，卻難以輕易看出這是一位滿族作家在進行著具有滿族文學性質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