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頁
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鈑金工開始造車，這就是吉利的現實。在吉利內部引以為豪的創業史中，很明白地說明了吉利的艱難。李書福做汽車最早的基幹力量就是從吉利摩托裏挑出的三個在汽車廠幹過的工程師，他們和李書福一起創業的地點就在李書福為自己的汽車夢而買下的幾百畝空地上。
不這樣又能怎麽辦呢?不錯，李書福此時是個有錢人。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1996年李書福的財富數額是不小的。為造車，李書福對外宣稱他要投入五個億。而路風教授得到的數字是李書福當時擁有的是一個億。但就算是五個億，李書福得到的還是白眼。在他為自己的汽車夢跑到北京各大部委，想領吉利汽車的準生證時，客氣一點的官員都勸他還是回去搞他的摩托車比較好，不客氣一點的就直接把他轟走。
那些官員的動機其實並不壞，因為就算是吉利摩托車的準生證，也都是在它出世十年之後的1998年，李氏兄弟用六千萬買下了一家臨海瀕臨倒閉的摩托車廠才得到的，更何況生產汽車!更何況李書福隻有五個億的資金!1996年投產的桑塔納，國家的投資是十幾個億，而且上海汽車製造廠造車有大量的人才和幾十年的經驗。一個無人才無經驗的李書福怎麽可能憑五個億就能做出汽車來?不要說官員，李書福到上海去採購配件，一個工程師聽說他想憑五個億造出車來，也是扭頭就走。
造汽車，資金是前提。有了資金，李書福就隻缺一張生產權許可的牌照了。他也許可以通過收購國有企業來取得牌照，進而來完成他的汽車夢。但李書福不是金融家，沒有金融上賺來的大把錢的支持。他手裏有的，隻有他從實業上賺來的幾個億而已。而且同時他也沒有高層關係，不能把吉利集團做成國家的試點。這個汽車“瘋子”要實現汽車夢，隻能拿他的頭去撞，去賭。牌照和資金，這兩項是李書福造車夢的最大障礙。關於他造汽車如何跨過資金門檻，我們後麵將通過一個案例來揭開。可以告訴讀者的是，李書福造車跨過資金門檻的驚險程度，絕不亞於他拿到牌照。
◆“瘋子”的眼淚
天無絕人之路。生產執照的問題在李書福的一次偶遇中解決了。
有心想生產汽車的李書福在四川德陽和幾個人吃飯時說起這個話題，得到了一個信息，說德陽某監獄下屬的汽車廠可以生產汽車，但隻能是輕型客車和兩廂轎車，而且監獄長還是其中一個人的朋友，並主管著那家汽車廠。有心介入汽車業的李書福很快和這家監獄談起了合作，李書福注資取得了70%的股份，這家廠被取名為“四川波音汽車製造有限公司”。不過這家工廠已有的牌照是生產輕型客車的，在汽車目錄上的代碼是“7”字打頭的，不能生產李書福想造的三廂轎車。
對這一點，李書福看來並不擔心。他總算可以造汽車了，炮仗已經被他拿在手裏了，至於怎麽放，現在是他的事情了。而且事實上，輕客和轎車的差別並不大，關鍵在於不能是三廂式的。所以我們後來看到的吉利最早的兩款車——豪情和美日都是兩廂式的。此時的李書福似乎已經等不住了，他要在他認為最合適的時機進入這個行業，把這個炮仗給放了。而1997年就是他認為最合適的時機。
李書福後來就這個時機問題與人探討過，說遲兩年和早兩年都不行。這當然主要是因為民營企業的實力問題，中國的對外開放到九十年代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不會後退了，而汽車業顯然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迅速開放。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兩個輪子，在它們的推動之下，國外汽車巨頭進人中國是遲早的事。而民營企業要進入汽車業，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市場，要的就是一個“早”字。這一點李書福的想法是沒錯的，先行者雖然要冒政策的風險，但是獲得的關注和先行之利也是巨大的。他得搶在別人前麵放這個炮仗，晚了就不響了，因為都炸成一片了。
不過與監獄的合作看來並不那麽愉快。李書福後來回憶說，監獄的惟一優點是人力資源便宜，但效率是很低的，而且進出非常不便。李書福在2006年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樣無法讓我們的客戶來看我們是怎樣生產汽車的。”而就在這個合作過程中，監獄長不幸身故，有心自己造車的李書福走了些關係，在買下了公司另外30%的股份之後，得到了在台州臨海生產汽車的機會，吉利汽車這才算是有了一個鈑金工時代的開始。這也就是路風教授提到的臨海造車的開始。
李書福在臨海生產汽車是一個秘密行動，當時他和三個造汽車出身的追隨者創業的地點，是一塊為吉利汽車公司征下的八百畝的土地，李書福對外宣稱這塊土地是用來做摩托車的。對鈑金生產汽車也採取了極度的保密態度。因為李書福異地造車是違規做法，使他的豪情下線時差一點找不到嘉賓來捧場。沒有官員，也沒有媒體，他擺下一百桌酒席卻差一點沒人來。
也難怪台州當地的政府官員和媒體不給李書福捧場。李書福造車可以說是與中央政府的汽車產業政策背道而馳的。就在李書福開始其造車行動的兩年前，國家剛剛出台了新的汽車產業政策和目錄，以國家產業政策的形式確定了“3+6”的產業格局，規定了國內汽車業以三大汽車公司和六家中型汽車公司壟斷經營的格局。所以此時，作為地級市一級的台州，自然不會有人敢於出頭為李書福這輛違規的民營汽車來捧場了。
吉利老人的回憶是，在豪情下線的那一天，李書福幾乎處於絕望的狀態。可以理解的是，汽車不像他以前生產的摩托車和冰箱，因為涉及太多的管理部門，無論是交通、運管還是公安部門，任何一個環節的徹底否定，都會置剛剛下線的豪情汽車於死地。如果完全沒有政府的支持的話，吉利汽車很難找到經銷商。以前李書福做摩托車，他可以設法繞過政府的管製，但是在汽車這個行業，尤其是在吉利汽車有異地生產這個致命問題的情況下，李書福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這就是中國特色。盡管到了九十年代，政府的管製已經比李書福放棄北極花冰箱的時候要寬鬆得多，但對於一些大的壟斷行業，管製還是嚴格存在的。這些行業包括銀行、電力、郵政、通訊等等。盡管像吉利這樣的民企不斷地以打擦邊球的形式來衝破這種管製，很多行業在造成既定事實之後，政府會在現實的推動下放鬆管製的力度，但汽車業當時的管製是明確而嚴厲的。
但是中國特色的另外一個方麵是政策和對策同時存在。進入九十年代，隨著地方政府權力的擴大和對經濟增長的追求，爭奪產業分布進而贏得其背後的稅收增加成了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要點。浙江的國家投資較少，客觀上造成了浙江民營企業發達、經濟繁榮的景象。但汽車業卻是一個很大的弱項，這導致了大量在生產汽車配件領域有很大優勢的民營企業在行業競爭的過程中，麵臨著其他地方政府幹涉的問題。
李書福的機會就在這裏。吉利汽車的見證人，《文匯報》駐浙江記者站站長萬潤龍寫下了這樣一段對當時的回憶，發表在東方網的評論裏：
不這樣又能怎麽辦呢?不錯，李書福此時是個有錢人。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1996年李書福的財富數額是不小的。為造車，李書福對外宣稱他要投入五個億。而路風教授得到的數字是李書福當時擁有的是一個億。但就算是五個億，李書福得到的還是白眼。在他為自己的汽車夢跑到北京各大部委，想領吉利汽車的準生證時，客氣一點的官員都勸他還是回去搞他的摩托車比較好，不客氣一點的就直接把他轟走。
那些官員的動機其實並不壞，因為就算是吉利摩托車的準生證，也都是在它出世十年之後的1998年，李氏兄弟用六千萬買下了一家臨海瀕臨倒閉的摩托車廠才得到的，更何況生產汽車!更何況李書福隻有五個億的資金!1996年投產的桑塔納，國家的投資是十幾個億，而且上海汽車製造廠造車有大量的人才和幾十年的經驗。一個無人才無經驗的李書福怎麽可能憑五個億就能做出汽車來?不要說官員，李書福到上海去採購配件，一個工程師聽說他想憑五個億造出車來，也是扭頭就走。
造汽車，資金是前提。有了資金，李書福就隻缺一張生產權許可的牌照了。他也許可以通過收購國有企業來取得牌照，進而來完成他的汽車夢。但李書福不是金融家，沒有金融上賺來的大把錢的支持。他手裏有的，隻有他從實業上賺來的幾個億而已。而且同時他也沒有高層關係，不能把吉利集團做成國家的試點。這個汽車“瘋子”要實現汽車夢，隻能拿他的頭去撞，去賭。牌照和資金，這兩項是李書福造車夢的最大障礙。關於他造汽車如何跨過資金門檻，我們後麵將通過一個案例來揭開。可以告訴讀者的是，李書福造車跨過資金門檻的驚險程度，絕不亞於他拿到牌照。
◆“瘋子”的眼淚
天無絕人之路。生產執照的問題在李書福的一次偶遇中解決了。
有心想生產汽車的李書福在四川德陽和幾個人吃飯時說起這個話題，得到了一個信息，說德陽某監獄下屬的汽車廠可以生產汽車，但隻能是輕型客車和兩廂轎車，而且監獄長還是其中一個人的朋友，並主管著那家汽車廠。有心介入汽車業的李書福很快和這家監獄談起了合作，李書福注資取得了70%的股份，這家廠被取名為“四川波音汽車製造有限公司”。不過這家工廠已有的牌照是生產輕型客車的，在汽車目錄上的代碼是“7”字打頭的，不能生產李書福想造的三廂轎車。
對這一點，李書福看來並不擔心。他總算可以造汽車了，炮仗已經被他拿在手裏了，至於怎麽放，現在是他的事情了。而且事實上，輕客和轎車的差別並不大，關鍵在於不能是三廂式的。所以我們後來看到的吉利最早的兩款車——豪情和美日都是兩廂式的。此時的李書福似乎已經等不住了，他要在他認為最合適的時機進入這個行業，把這個炮仗給放了。而1997年就是他認為最合適的時機。
李書福後來就這個時機問題與人探討過，說遲兩年和早兩年都不行。這當然主要是因為民營企業的實力問題，中國的對外開放到九十年代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不會後退了，而汽車業顯然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迅速開放。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兩個輪子，在它們的推動之下，國外汽車巨頭進人中國是遲早的事。而民營企業要進入汽車業，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市場，要的就是一個“早”字。這一點李書福的想法是沒錯的，先行者雖然要冒政策的風險，但是獲得的關注和先行之利也是巨大的。他得搶在別人前麵放這個炮仗，晚了就不響了，因為都炸成一片了。
不過與監獄的合作看來並不那麽愉快。李書福後來回憶說，監獄的惟一優點是人力資源便宜，但效率是很低的，而且進出非常不便。李書福在2006年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樣無法讓我們的客戶來看我們是怎樣生產汽車的。”而就在這個合作過程中，監獄長不幸身故，有心自己造車的李書福走了些關係，在買下了公司另外30%的股份之後，得到了在台州臨海生產汽車的機會，吉利汽車這才算是有了一個鈑金工時代的開始。這也就是路風教授提到的臨海造車的開始。
李書福在臨海生產汽車是一個秘密行動，當時他和三個造汽車出身的追隨者創業的地點，是一塊為吉利汽車公司征下的八百畝的土地，李書福對外宣稱這塊土地是用來做摩托車的。對鈑金生產汽車也採取了極度的保密態度。因為李書福異地造車是違規做法，使他的豪情下線時差一點找不到嘉賓來捧場。沒有官員，也沒有媒體，他擺下一百桌酒席卻差一點沒人來。
也難怪台州當地的政府官員和媒體不給李書福捧場。李書福造車可以說是與中央政府的汽車產業政策背道而馳的。就在李書福開始其造車行動的兩年前，國家剛剛出台了新的汽車產業政策和目錄，以國家產業政策的形式確定了“3+6”的產業格局，規定了國內汽車業以三大汽車公司和六家中型汽車公司壟斷經營的格局。所以此時，作為地級市一級的台州，自然不會有人敢於出頭為李書福這輛違規的民營汽車來捧場了。
吉利老人的回憶是，在豪情下線的那一天，李書福幾乎處於絕望的狀態。可以理解的是，汽車不像他以前生產的摩托車和冰箱，因為涉及太多的管理部門，無論是交通、運管還是公安部門，任何一個環節的徹底否定，都會置剛剛下線的豪情汽車於死地。如果完全沒有政府的支持的話，吉利汽車很難找到經銷商。以前李書福做摩托車，他可以設法繞過政府的管製，但是在汽車這個行業，尤其是在吉利汽車有異地生產這個致命問題的情況下，李書福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這就是中國特色。盡管到了九十年代，政府的管製已經比李書福放棄北極花冰箱的時候要寬鬆得多，但對於一些大的壟斷行業，管製還是嚴格存在的。這些行業包括銀行、電力、郵政、通訊等等。盡管像吉利這樣的民企不斷地以打擦邊球的形式來衝破這種管製，很多行業在造成既定事實之後，政府會在現實的推動下放鬆管製的力度，但汽車業當時的管製是明確而嚴厲的。
但是中國特色的另外一個方麵是政策和對策同時存在。進入九十年代，隨著地方政府權力的擴大和對經濟增長的追求，爭奪產業分布進而贏得其背後的稅收增加成了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要點。浙江的國家投資較少，客觀上造成了浙江民營企業發達、經濟繁榮的景象。但汽車業卻是一個很大的弱項，這導致了大量在生產汽車配件領域有很大優勢的民營企業在行業競爭的過程中，麵臨著其他地方政府幹涉的問題。
李書福的機會就在這裏。吉利汽車的見證人，《文匯報》駐浙江記者站站長萬潤龍寫下了這樣一段對當時的回憶，發表在東方網的評論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