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福廣為人知的地方當然不止上述這些。我曾在李書福尚在做摩托車時,便去參觀過他的工廠,並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的工廠就在國道邊,設施簡陋,沒有什麽技術含量,工人見我們去還很緊張,因為不久前剛剛發生過門衛打人的事件。可過了幾年,突然冒出李書福想造汽車的新聞。我第一次看到這條新聞時,很吃驚,我對江浙一帶的知名企業家了如指掌,其中最有可能做成汽車的,是萬向集團的魯冠球。


    他靠萬向節起家,二十多年來一直在汽配領域中蓄力,最大的夢想就是造汽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去他家中採訪,樓梯的轉角處醒目地掛著一幅畫,就是汽車。可是,這回卻被名不見經傳的李書福搶了先。李書福造車,沒有牌照,他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請給我們一次失敗的機會。”


    我聽過李書福的多場演講,能講出這麽有哲理和煽情的名言,真是為難他了。在一開始,李書福就被媒體渲染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堂·吉訶德似的、隨時有可能被強大體製吞沒的悲情英雄,而李書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這樣的形象塑造,他是一個天生的本色演員。有一次,我作為評委參加一個頒獎晚會,電視台直播,輪到獲獎人李書福上台,他走路的動作明顯放慢,好像是電影裏的慢動作。主持人很好奇,問他為什麽會這樣,他一臉茫然地說,是他們(導演)讓我走得慢一點的。一言既出,滿場莞爾。


    可是,李書福並沒有真的變成一個隻會演戲的“喜劇演員”。在他不斷做秀的同時,吉利集團卻以無比紮實而堅定的步伐在汽車行業迅猛成長,在過去的幾年裏,它一直引領著中國轎車產業成長的方向。如今回視,無論是轟動的價格戰、與跨國公司的車型專利官司,還是對自主創新的追求,似乎都符合一個追趕型企業的發展邏輯。這是一個尚無法用成功來定義的企業,但是,它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獲得的戰績卻令人肅然起敬,這也是李書福作為一位近似瘋狂的企業家的價值所在。


    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企業史上,每當一個企業家被賦予或承載了很多寓意的時候,他所麵臨的兇險和動盪就會比其他人大很多;而這個企業家如果靠的是一種非常規的模式成長起來的,那麽,他所麵臨的失敗的概率就更大了。


    一個企業在崛起和衝鋒的時候,可以靠一股“瘋勁”打出一片空間來,可是,隨著規模的擴大和競爭的正麵化、陣地化,總是靠一股精神氣已經走不到太遠了,所謂“小企業做對事,大企業不做錯事”。企業家必須要尋找的是邊界。


    ◆李書福的汽車邏輯


    1996年李書福買過兩輛奔馳,回台州之後把它們都拆了,然後從香港買來奔馳的配件,試圖一件件地組裝起來,造出自己的奔馳車。


    當然他知道如果完全是組裝的話,奔馳公司肯定不會答應,所以他在奔馳的外麵加上了自己的外殼。很可能是因為鋼製外殼一時搞不出來,異想天開的李書福居然就敢用玻璃鋼給這輛吉利公司最早“下線”


    的汽車做了一個外殼。不僅如此,李書福還把這輛“奔馳”車開上了台州街頭,還在電視台做了gg,居然還就有人打電話來問這輛車的價錢。


    用玻璃鋼做奔馳外殼,如果不是李書福,恐怕沒人想得出來。想想看吧,開著一輛有著亮閃閃的玻璃鋼外殼的奔馳在大街上走是什麽勁頭,也許比把裝甲車駛入鬧市區還需要勇氣。而這輛車還會有買主,恐怕是有人認出那是輛貨真價實的奔馳,打算買回去換個殼再賣掉。


    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麽李書福造車要以仿造奔馳人手?除了李書福外沒有人知道。但利潤一定是一個巨大的因素,如果不是惟一的因素。奔馳是當時進入中國的最貴的車,把奔馳仿製出來的結果必然是高額的利潤。這一點,李書福顯然是清楚的。


    但他低估了造奔馳的難度。他的玻璃鋼奔馳也許看起來很漂亮,但耐久性肯定是不行的。很快,這輛車的外殼就開始這裏突出那裏凹進了。當他想去相關部門為這輛汽車辦理出生手續的時候,得到否定的回答也是必然的:這輛車安全性有問題,不可能得到批準。


    這時候,李書福的執拗性格就開始決定他的行動了。在別人都準備要放棄的時候,他說了一句驚天動地的話:“造汽車有什麽難的,不就是摩托車再加兩個輪子嗎?”這句話後來演變成他關於汽車的另一句名言:“汽車不就是四個輪子加兩張沙發嗎?”


    這就是汽車“瘋子”李書福的邏輯的可愛之處。如果按這種邏輯推演一下,那麽飛機就是兩隻輪子加兩個單人座。當然,太空梭要例外一點,它的“沙發數”取決於航天員人數的多少。但無疑,這玩意兒連輪子都沒有,一定更為簡單。


    這是一句大話,但也許當時這樣的話既鼓舞了李書福,也成了吉利造車從小到大的基本信心所在。到2004年之後,李書福已經不大說這句話了。真正使他有信心的,是別人已經做出來的東西,他和他的夥伴們也能做出來,這是做冰箱、摩托等一連串的成功給他的信心,或者有一天李書福也還真會去試試造太空梭呢。


    不過2004年之後取而代之的掛在他嘴邊的話是:“吉利現在有一千多名專家,我們對汽車的自主創新有信心。”是的,對於處於仿製階段的吉利來說,藐視造車的難度能激勵他們前進,可是當他們真正成為汽車工業的一分子的時候,再低估造車的難度,無疑將使吉利進入仿製的惡性循環之中不能自拔。


    既然從高端人手不行,李書福就轉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低價車。造低價車沒有當時的高利潤,他看上的,應該是汽車業在美國的規模。李書福看來堅信汽車業在中國能夠做大,所以就算短期沒有利潤,他也一定要進入這個行業。那隻最早伸向大炮仗的手,一定得是他李書福的。


    這回,他瞄上了當時剛剛流行一時的天津夏利。路風教授這樣描述李書福的早期造車史:“吉利第一款投入批量生產並麵世的車型是模仿天津夏利(包括車身和底盤)的豪情,採用的是天津豐田發動機公司為夏利配置的豐田8a發動機。當今天吉利已經成為一個擁有好幾個車型的高速成長的汽車公司的時候,我們很難不去問問當初第一款豪情的設計師是誰,回答很簡單,鈑金工!實際上,由於豪情是手工敲打出來的,所以它的圖紙是在投入批量生產幾年之後才被後來加入吉利的專業人員補齊的。”


    讓鈑金工做一輛汽車的設計師多少寒酸了點,不過對於李書福和當時的吉利來說,大概也就是這樣了。對於一個連家人都反對的汽車狂熱分子來說,有鈑金工跟著做算是不錯的了。李書福大概付了足夠的薪水,要不然,吉利造汽車的鈑金工應該會擔心自己的飯碗。


    不過,讓路風教授奇怪並感慨的是:“說來也怪,雖然不符合規範的設計程序,但生產出來的車卻還是不錯(反正是通過了國家強製性安全檢查),而且因為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太快,引起了江浙交通警察的注意。豪情果然是豪情萬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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