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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不做改革的犧牲品
雖然環境逼著你要冒一定的險，但並不意味著你能沒有底線。
我在做聯想的時候，給自己畫了一個底線，其實挺起作用的，這個底線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錯誤。最開始這句話是：不做改革的犧牲品。後來有人提意見說這句話不好聽，就把它改成：不在改革中犯錯誤。這句話，還是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麽事情能做，什麽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時候強行去改造環境，那一定會頭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時起步辦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業家，但今天還在位的不多了。這些人其中有相當一批是沒有把這個問題把握好。你拿褚時健本身來講，他也屬於這種類型。
高科技企業發展有四道關口，第一是觀念，第二是環境，第三是機製，第四是管理，重要程度未必按這個排法，環境隻是其中的一個。到後來，大家就要拚機製拚管理等等。對年輕同誌在環境認識上的建議主要是，一個企業在成活的時候，會受到方方麵麵說不清的壓力，這些東西如果單個來的話，還能應付。有時候連續出現或者疊加在一起出現，就會有要死要活的危險，這種情況曾經發生過。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單個來的。兩三個壓力如果擠在一起同時來，這個企業可能就要受不了了，我就要受不了了。
對於企業的發展來說，周邊的環境也極其重要。對一個雞蛋孵出的小雞來說，37度半到39度的溫度最為合適。那麽，40度到41度的時候，雞蛋是不是能孵出小雞來呢，我想生命力頑強的雞蛋還是能孵出小雞來，但到了100度的溫度一定不行了。對企業來說，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度的溫度，什麽雞蛋也孵不出雞來。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可能就是45度的溫度，生命力極強的雞蛋才能孵出來。到1984年我們辦聯想的時候，大概就是42度的溫度。今天的溫度大概是40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溫度。因此，生命力頑強的雞蛋就在研究自己周圍的環境，一方麵促使環境更適合，一方麵加強自己的生命力以便頑強地孵出來。
如果大環境不好，求助於小環境，小環境不好，試圖改造小環境，改變不了，寧可不做也不當改革的犧牲品。
◆我們用拐大彎的方式解決產權問題
在1987年前後，吳敬璉老師帶著工作組已在中關村進行過股份製改造，但我沒有找他們，認為時機不合適。這和開車拐大彎是一個道理，開汽車到一個地方急著拐，就要翻，如果提前知道要拐，就能拐過去。
直到1993年，我們覺得時機差不多合適了，所以向中科院提出改製，實施員工持股。雖然沒能一步到位，但拿下分紅權也是一個進步。
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很多事情都還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這樣就使得在企業的生存環境中會有很多不應時的東西。
舉個例子，如果等到現在我們再來解決員工持股比例這一機製問題，那就很難解決了。我們當時是怎麽做的呢?關鍵是我們在從科學院拿到35%的分紅權之前，在內部就先把分紅權進行了分配。我們這個班子的人在一起討論，如果有了分紅權的話，我們應該怎麽分配。這個為什麽重要呢?當對空餅進行分配的時候，不容易產生矛盾;但當真的餅放在這兒的時候，而且是價值增長得很快的時候，分配就很難了。所以當隻是空餅的時候，我們可以隻就分配的原則談，容易談，今天我們再做微調時，就沒有什麽過不去的問題。
這批分紅我們並沒有貿然分掉，直到2001年，企業股份製改造的風氣又起來了，當時準備拿聯想做試點，由財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牽頭進行改造，財政部認為不能讓國有資產流失，讓我們拿錢買35%的股份。後來，經過評估，聯想當時的淨資產在打七折之後是四五個億。哪個企業的員工也買不起，我們買得起的原因是分紅一直沒有動，當時就想拿這筆錢買下我們的股份。
所以這個就是事前要看好，然後再拐大彎來做，它就好做得多。因此我覺得企業在改造局部小環境中，還是有作為的，不要老抱怨。
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很多從海外回來的博士、留學生，過不去的往往就是這個環境關，每當遇到環境問題的時候就會暴躁，他就會認為中國這不行、那不行，就急著要回去。實際上他們缺乏的就是沒有認識到環境因素在企業經營中的重要，至少認識得還不夠。
◆我們正處於歷史轉折點的時代
我覺得我們現在正是歷史轉折點的時代，所謂轉折點就是我們回過頭去看，鴉片戰爭後一百五十年，中國人生活在痛苦、貧窮交織的日子裏。三十年前，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走向興盛、走向輝煌。回頭看過去是痛苦，往前看可能是輝煌，那麽在這個點上，連接這個時段那就是一個轉折點的時代，這個時代可能在歷史長河中記載的是非常短暫，但是我們恰恰生活在這一瞬當中，既然是轉折點時代，那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轉，也不一定向好的方向轉，或者不好的方向轉。改革開放也未必是一片的前途光明。
我想多數都是在中國、在地區有很大影響的企業，雖然可能在年齡段上有不同，在企業的規模、行業運作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是一樣的，就是我們每個企業都有一個明確的願景，往哪個方向發展，企業家自己都有很高的需求，在我們的肩上都有社會的義務和責任。美國人中，精英的遠大抱負常常一說，總是為世界人謀幸福，為世界和平、為世界的科技進步做奮鬥。而中國人不同，由於中國長期在世界上受苦難、受屈辱，現在從經濟角度來講，我們隻被世界人民認為是二三流的國家。所以中國的精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國自己的富強。記得1960年困難時期的時候，我正在上高中，我和我同學都是長身體的階段，常常被餓得頭昏眼花，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號召我們每個月捐一斤糧票給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現在聽起來好笑，回味起來就是我們中國的實力不夠，還要爭地位，這種情況做出來真的是很可笑，很可悲。因此我們中國的精英人群首先想到的應該是中國自己的富強，我覺得這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改革開放以後，在咱們中國我想最少有90%的人得到了實惠，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在先富起來的人群或者說更加富裕的人群裏麵有憑著汗水、智慧和勞動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精英，但是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用卑劣的行為致富的敗類，現在就有人把這兩種人混為一談，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使少數人致富，使大多數人陷於貧困當中。
進而說到中國現在是歷史上最壞的土壤，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改革開放，問題嚴重的是由於他們混淆了是非，在網上還得到了相當大數量人群的支持。這樣一來，就使矛盾變得錯綜複雜，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前麵的路肯定不是坦途。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確實是太不一般的時代，是屬於轉折點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擔負起轉折點的責任，要負起社會責任。
雖然環境逼著你要冒一定的險，但並不意味著你能沒有底線。
我在做聯想的時候，給自己畫了一個底線，其實挺起作用的，這個底線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錯誤。最開始這句話是：不做改革的犧牲品。後來有人提意見說這句話不好聽，就把它改成：不在改革中犯錯誤。這句話，還是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麽事情能做，什麽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時候強行去改造環境，那一定會頭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時起步辦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業家，但今天還在位的不多了。這些人其中有相當一批是沒有把這個問題把握好。你拿褚時健本身來講，他也屬於這種類型。
高科技企業發展有四道關口，第一是觀念，第二是環境，第三是機製，第四是管理，重要程度未必按這個排法，環境隻是其中的一個。到後來，大家就要拚機製拚管理等等。對年輕同誌在環境認識上的建議主要是，一個企業在成活的時候，會受到方方麵麵說不清的壓力，這些東西如果單個來的話，還能應付。有時候連續出現或者疊加在一起出現，就會有要死要活的危險，這種情況曾經發生過。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單個來的。兩三個壓力如果擠在一起同時來，這個企業可能就要受不了了，我就要受不了了。
對於企業的發展來說，周邊的環境也極其重要。對一個雞蛋孵出的小雞來說，37度半到39度的溫度最為合適。那麽，40度到41度的時候，雞蛋是不是能孵出小雞來呢，我想生命力頑強的雞蛋還是能孵出小雞來，但到了100度的溫度一定不行了。對企業來說，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度的溫度，什麽雞蛋也孵不出雞來。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可能就是45度的溫度，生命力極強的雞蛋才能孵出來。到1984年我們辦聯想的時候，大概就是42度的溫度。今天的溫度大概是40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溫度。因此，生命力頑強的雞蛋就在研究自己周圍的環境，一方麵促使環境更適合，一方麵加強自己的生命力以便頑強地孵出來。
如果大環境不好，求助於小環境，小環境不好，試圖改造小環境，改變不了，寧可不做也不當改革的犧牲品。
◆我們用拐大彎的方式解決產權問題
在1987年前後，吳敬璉老師帶著工作組已在中關村進行過股份製改造，但我沒有找他們，認為時機不合適。這和開車拐大彎是一個道理，開汽車到一個地方急著拐，就要翻，如果提前知道要拐，就能拐過去。
直到1993年，我們覺得時機差不多合適了，所以向中科院提出改製，實施員工持股。雖然沒能一步到位，但拿下分紅權也是一個進步。
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很多事情都還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這樣就使得在企業的生存環境中會有很多不應時的東西。
舉個例子，如果等到現在我們再來解決員工持股比例這一機製問題，那就很難解決了。我們當時是怎麽做的呢?關鍵是我們在從科學院拿到35%的分紅權之前，在內部就先把分紅權進行了分配。我們這個班子的人在一起討論，如果有了分紅權的話，我們應該怎麽分配。這個為什麽重要呢?當對空餅進行分配的時候，不容易產生矛盾;但當真的餅放在這兒的時候，而且是價值增長得很快的時候，分配就很難了。所以當隻是空餅的時候，我們可以隻就分配的原則談，容易談，今天我們再做微調時，就沒有什麽過不去的問題。
這批分紅我們並沒有貿然分掉，直到2001年，企業股份製改造的風氣又起來了，當時準備拿聯想做試點，由財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牽頭進行改造，財政部認為不能讓國有資產流失，讓我們拿錢買35%的股份。後來，經過評估，聯想當時的淨資產在打七折之後是四五個億。哪個企業的員工也買不起，我們買得起的原因是分紅一直沒有動，當時就想拿這筆錢買下我們的股份。
所以這個就是事前要看好，然後再拐大彎來做，它就好做得多。因此我覺得企業在改造局部小環境中，還是有作為的，不要老抱怨。
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很多從海外回來的博士、留學生，過不去的往往就是這個環境關，每當遇到環境問題的時候就會暴躁，他就會認為中國這不行、那不行，就急著要回去。實際上他們缺乏的就是沒有認識到環境因素在企業經營中的重要，至少認識得還不夠。
◆我們正處於歷史轉折點的時代
我覺得我們現在正是歷史轉折點的時代，所謂轉折點就是我們回過頭去看，鴉片戰爭後一百五十年，中國人生活在痛苦、貧窮交織的日子裏。三十年前，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走向興盛、走向輝煌。回頭看過去是痛苦，往前看可能是輝煌，那麽在這個點上，連接這個時段那就是一個轉折點的時代，這個時代可能在歷史長河中記載的是非常短暫，但是我們恰恰生活在這一瞬當中，既然是轉折點時代，那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轉，也不一定向好的方向轉，或者不好的方向轉。改革開放也未必是一片的前途光明。
我想多數都是在中國、在地區有很大影響的企業，雖然可能在年齡段上有不同，在企業的規模、行業運作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是一樣的，就是我們每個企業都有一個明確的願景，往哪個方向發展，企業家自己都有很高的需求，在我們的肩上都有社會的義務和責任。美國人中，精英的遠大抱負常常一說，總是為世界人謀幸福，為世界和平、為世界的科技進步做奮鬥。而中國人不同，由於中國長期在世界上受苦難、受屈辱，現在從經濟角度來講，我們隻被世界人民認為是二三流的國家。所以中國的精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國自己的富強。記得1960年困難時期的時候，我正在上高中，我和我同學都是長身體的階段，常常被餓得頭昏眼花，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號召我們每個月捐一斤糧票給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現在聽起來好笑，回味起來就是我們中國的實力不夠，還要爭地位，這種情況做出來真的是很可笑，很可悲。因此我們中國的精英人群首先想到的應該是中國自己的富強，我覺得這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改革開放以後，在咱們中國我想最少有90%的人得到了實惠，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在先富起來的人群或者說更加富裕的人群裏麵有憑著汗水、智慧和勞動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精英，但是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用卑劣的行為致富的敗類，現在就有人把這兩種人混為一談，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使少數人致富，使大多數人陷於貧困當中。
進而說到中國現在是歷史上最壞的土壤，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改革開放，問題嚴重的是由於他們混淆了是非，在網上還得到了相當大數量人群的支持。這樣一來，就使矛盾變得錯綜複雜，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前麵的路肯定不是坦途。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確實是太不一般的時代，是屬於轉折點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擔負起轉折點的責任，要負起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