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頁
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後來有三個契機促成了戲劇性的變化：其一，因為之前的分歧、爭論，1995年功權去美國管理分公司，暫且迴避一下。在那裏他吸收了很多美國體製下商務、財務安排的方法以及產權劃分的理論，這帶來了一個契機。另一個契機跟一個女人有關：當時張維迎在牛津，介紹了一個女人回到中國，就是張欣。維迎把我們公司1992年寫的文章《披荊斬棘 共赴未來》給張欣看了，張欣要回國，就讓維迎介紹和我認識。
她回來以後在保利和我見了麵，就算認識了。大概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去香港，張欣正在做投資銀行，我們一行三四個人去她家裏聚會，那次潘石屹跟張欣單獨聊過一會兒，等我們回來以後，他們倆就談戀愛了。
於是又來了一個海外因素，張欣帶來的價值觀、對問題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認為不行就分嘛。張欣那時總在說我們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場上把我們全否定了，說我們太土了。雖然大家覺得這是對我們兄弟感情的一種傷害，但她把西方商業社會成熟的合夥人之間處理糾紛的商業規則帶進了萬通。
功權和潘石屹接受了這樣的思想，開始說服我。如果我堅持，可能還是分不了。但這時又出現第三個契機，那時我也去了一趟美國，見到在加州的周其仁。我們聊了一個通宵，他愛聽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說，我講了我們的問題，他就講了“退出機製”和“出價原則”，這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不能用傳統文化中的兄弟感情處理萬通內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規則處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機製。
六個人中的三個接受了新的遊戲規則，回國以後我提出，“以江湖方式進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我們的商人方式也不像現在經過精細評估，錙銖必較，隻是做了大概的分割，還是抱有傳統的兄弟情誼的一種方法。走的人把股份賣給沒走的人，沒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資產支付給走的人，這個模式延續下來，結果萬通的股份都成我的了。這中間有個有意思的插曲，我們找的律師是美國留學回來的，叫田宇，我們六人的分家合同差不多都是他做的。最早走的三個人裏，潘石屹找的律師叫張學兵，和田宇竟然是同學;其他兩個連律師都沒用;留下的三個人都用了田宇。三個人變兩個人的時候，用的是田宇，兩個人變成我一人的時候還是用田宇。最早潘石屹發給我們律師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訴時，我和功權覺得特別別扭，像傳統中國人一樣認為那叫“忒不給麵子”。但越往後越成熟，最後我和功權分開時隻請了田宇一人，連律師費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簽字。
當時分的過程中有很多複雜的問題，大家都想快一點、利落一點，我說你們得忍耐，離婚的心理狀態有三個階段，三個階段不走完辦不了手續。第一階段叫驚而怒，把火拱起來;第二階段叫折磨，通過折磨互相瀉火;第三階段叫無奈無聊，開始辦手續了。
當時有一些彈性條款，2006年才把最後一筆帳結了，無論作為大哥還是朋友，我至少踐守諾言了。
許多中國民營企業缺少這些外來的偶然性，他們沒有接受商人文化的價值觀念、遊戲規則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找不到解決辦法。傳統文化中的江湖，確立組織內部的規則隻有一個辦法，即殺了大哥自己當大哥。萬一殺不了大哥，那就隻有內訌，像太平天國的“天京之變”。中國傳統組織文化裏沒有按規則退出的智慧，這是一個悲劇。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遊戲規則，促成了我們的組織進化，我們後來完全商業化了，公司可以容納更多的人才進來。原來“6+2”是排斥人才，內部遊戲規則不清晰，沒有是非標準，對幹錯的人沒有處罰措施，後來這個組織死掉了，萬通才活了過來。可惜許多民營企業恰恰就死在這個環節上。
第16章 史玉柱：我是一個著名的失敗者
【史玉柱小傳】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失敗者的選項很多，但失敗後又能重新站起來的選擇不多，我們能想到的隻有史玉柱。
盡管已經過去了十年，今天的史玉柱仍經常反思那場“著名的失敗”，他說：“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就是那段永遠也無法忘記的刻骨銘心的經歷。”他還說：“成功經驗的總結多數是扭曲的，失敗教訓的總結才是正確的。”
毫無疑問，“死過一次”的經歷，也一定在史玉柱的心裏深處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平日裏，史玉柱總是有幾件物件不離手。一件是一個精巧的紫砂壺，上麵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時會捧起來喝上幾口;另外就是香菸和打火機。
史玉柱自己說，當年有三千多篇文章總結巨人的失敗——這是別人統計出來的，他迅速補充道——然後，所有人都認為巨人和史玉柱沒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沒有想到史玉柱能夠重新聚斂起驕人的財富。
史玉柱的人生充滿了波瀾起伏，他是先成為英雄，再成為異端。他曾經被視作青年人的偶像，隨後則成為廣受質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質資本主義的創造者。如果我們仍然熱衷於將三十年的中國同十九世紀鍍金年代的美國相比，史玉柱的對應物則肯定是臭名昭著的強盜大亨——無論是洛克菲勒還是卡內基。他是黑暗騎士，是擁有天分和強大能力的反派，是天然的被攻擊目標，是顯示我們擁有道德優越的例證。那些煽動人心的詞語和義正詞嚴的論證都在說明這一點。艾達·塔貝爾正是依靠攻擊洛克菲勒的“邪惡”而成為“扒糞者”中的佼佼者。
她小時候生活在產油區，父親是被大石油生產商逼迫破產的小油田主。
復仇的欲望和苦難帶來的正義感讓她試圖用筆將洛克菲勒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從這個例子來看，我們對同代人大多數的判斷都隻能等待歷史的嘲弄。
“中國的文化，成王敗寇，因為我曾經失敗，所以我就永遠是寇。”史玉柱總是喜歡用文化來解釋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財經記者李翔問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樣的形象，他遲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會讓自己不滿，卻又不甘示弱，想要維護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現出對外界的評價毫不在意，因為這種評價似乎並沒有妨礙到他的公司繼續以瘋狂的速度製造利潤，“大不了我不出門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麽見人。”這種態度，正類似於洛克菲勒在青壯年時期一直秉持的姿態。
這樣的一個人，暗合了三十年改革開放青年人的價值觀變遷，從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這樣的一個人，總是以他的洞見給我們的時代扇上一記響亮的耳光，讓我們必須停下來傾聽我們內心關於欲望的種種表達，雖然挨打的那一瞬間不好受，但觸動真的很大。
史玉柱，註定會成為一個符號。
◆最開始我想做陳景潤
1962年，我出生在安徽北部懷遠縣城。爸爸是懷遠公安局的，我媽媽是一個工廠的工人。
她回來以後在保利和我見了麵，就算認識了。大概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去香港，張欣正在做投資銀行，我們一行三四個人去她家裏聚會，那次潘石屹跟張欣單獨聊過一會兒，等我們回來以後，他們倆就談戀愛了。
於是又來了一個海外因素，張欣帶來的價值觀、對問題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認為不行就分嘛。張欣那時總在說我們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場上把我們全否定了，說我們太土了。雖然大家覺得這是對我們兄弟感情的一種傷害，但她把西方商業社會成熟的合夥人之間處理糾紛的商業規則帶進了萬通。
功權和潘石屹接受了這樣的思想，開始說服我。如果我堅持，可能還是分不了。但這時又出現第三個契機，那時我也去了一趟美國，見到在加州的周其仁。我們聊了一個通宵，他愛聽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說，我講了我們的問題，他就講了“退出機製”和“出價原則”，這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不能用傳統文化中的兄弟感情處理萬通內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規則處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機製。
六個人中的三個接受了新的遊戲規則，回國以後我提出，“以江湖方式進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我們的商人方式也不像現在經過精細評估，錙銖必較，隻是做了大概的分割，還是抱有傳統的兄弟情誼的一種方法。走的人把股份賣給沒走的人，沒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資產支付給走的人，這個模式延續下來，結果萬通的股份都成我的了。這中間有個有意思的插曲，我們找的律師是美國留學回來的，叫田宇，我們六人的分家合同差不多都是他做的。最早走的三個人裏，潘石屹找的律師叫張學兵，和田宇竟然是同學;其他兩個連律師都沒用;留下的三個人都用了田宇。三個人變兩個人的時候，用的是田宇，兩個人變成我一人的時候還是用田宇。最早潘石屹發給我們律師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訴時，我和功權覺得特別別扭，像傳統中國人一樣認為那叫“忒不給麵子”。但越往後越成熟，最後我和功權分開時隻請了田宇一人，連律師費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簽字。
當時分的過程中有很多複雜的問題，大家都想快一點、利落一點，我說你們得忍耐，離婚的心理狀態有三個階段，三個階段不走完辦不了手續。第一階段叫驚而怒，把火拱起來;第二階段叫折磨，通過折磨互相瀉火;第三階段叫無奈無聊，開始辦手續了。
當時有一些彈性條款，2006年才把最後一筆帳結了，無論作為大哥還是朋友，我至少踐守諾言了。
許多中國民營企業缺少這些外來的偶然性，他們沒有接受商人文化的價值觀念、遊戲規則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找不到解決辦法。傳統文化中的江湖，確立組織內部的規則隻有一個辦法，即殺了大哥自己當大哥。萬一殺不了大哥，那就隻有內訌，像太平天國的“天京之變”。中國傳統組織文化裏沒有按規則退出的智慧，這是一個悲劇。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遊戲規則，促成了我們的組織進化，我們後來完全商業化了，公司可以容納更多的人才進來。原來“6+2”是排斥人才，內部遊戲規則不清晰，沒有是非標準，對幹錯的人沒有處罰措施，後來這個組織死掉了，萬通才活了過來。可惜許多民營企業恰恰就死在這個環節上。
第16章 史玉柱：我是一個著名的失敗者
【史玉柱小傳】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失敗者的選項很多，但失敗後又能重新站起來的選擇不多，我們能想到的隻有史玉柱。
盡管已經過去了十年，今天的史玉柱仍經常反思那場“著名的失敗”，他說：“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就是那段永遠也無法忘記的刻骨銘心的經歷。”他還說：“成功經驗的總結多數是扭曲的，失敗教訓的總結才是正確的。”
毫無疑問，“死過一次”的經歷，也一定在史玉柱的心裏深處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平日裏，史玉柱總是有幾件物件不離手。一件是一個精巧的紫砂壺，上麵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時會捧起來喝上幾口;另外就是香菸和打火機。
史玉柱自己說，當年有三千多篇文章總結巨人的失敗——這是別人統計出來的，他迅速補充道——然後，所有人都認為巨人和史玉柱沒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沒有想到史玉柱能夠重新聚斂起驕人的財富。
史玉柱的人生充滿了波瀾起伏，他是先成為英雄，再成為異端。他曾經被視作青年人的偶像，隨後則成為廣受質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質資本主義的創造者。如果我們仍然熱衷於將三十年的中國同十九世紀鍍金年代的美國相比，史玉柱的對應物則肯定是臭名昭著的強盜大亨——無論是洛克菲勒還是卡內基。他是黑暗騎士，是擁有天分和強大能力的反派，是天然的被攻擊目標，是顯示我們擁有道德優越的例證。那些煽動人心的詞語和義正詞嚴的論證都在說明這一點。艾達·塔貝爾正是依靠攻擊洛克菲勒的“邪惡”而成為“扒糞者”中的佼佼者。
她小時候生活在產油區，父親是被大石油生產商逼迫破產的小油田主。
復仇的欲望和苦難帶來的正義感讓她試圖用筆將洛克菲勒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從這個例子來看，我們對同代人大多數的判斷都隻能等待歷史的嘲弄。
“中國的文化，成王敗寇，因為我曾經失敗，所以我就永遠是寇。”史玉柱總是喜歡用文化來解釋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財經記者李翔問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樣的形象，他遲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會讓自己不滿，卻又不甘示弱，想要維護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現出對外界的評價毫不在意，因為這種評價似乎並沒有妨礙到他的公司繼續以瘋狂的速度製造利潤，“大不了我不出門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麽見人。”這種態度，正類似於洛克菲勒在青壯年時期一直秉持的姿態。
這樣的一個人，暗合了三十年改革開放青年人的價值觀變遷，從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這樣的一個人，總是以他的洞見給我們的時代扇上一記響亮的耳光，讓我們必須停下來傾聽我們內心關於欲望的種種表達，雖然挨打的那一瞬間不好受，但觸動真的很大。
史玉柱，註定會成為一個符號。
◆最開始我想做陳景潤
1962年，我出生在安徽北部懷遠縣城。爸爸是懷遠公安局的，我媽媽是一個工廠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