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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江湖聚義
1988年我受國務院體製改革委員會下屬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體改辦主任遲福林當所長，我做常務副所長。我當時檔案在北京，人調到海南。開辦之初，海南省委給了我們五萬塊錢、一輛車、一台電腦，我們就靠這些辦一個副局級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還給了我們一萬台彩電的批文，讓我們用倒批文的錢作為開辦經費。這樣我們必須有個公司，用批文掙到錢給我們做研究。於是改革發展研究所的業務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經營，一部分辦雜誌。我負責招人、組織研究隊伍並管理《新世紀》雜誌，另一個人負責經營，招來的人裏就有潘石屹。經營部門在倒批文的過程中還幹點別的生意，比如潘石屹開了一家磚廠，還做會計培訓，以至於我一直以為他是學會計的，其實不是。
我當時提出，選人必須選跨兩個專業以上的，單一專業背景的人知識麵和能力比較狹隘，不大有發展。王啟富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的，後來到中國政法大學讀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師範大學地理係畢業、人民大學區域經濟專業研究生。我是在中央黨校第一次見到易小迪的，他帶著女朋友一起過來，聊過以後他就去了我們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
王功權是吉林工業大學管理係的學生，也是學生會幹部，畢業後分配到省委宣傳部，是宣傳部培養的年輕後備幹部。他內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剛出生一個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顧老婆生孩子的機會偷跑到海南，在從廣州到海南的大巴車上認識了劉軍。
劉軍是北京理工大學畢業的，十六歲上大學，分配在成都一個國營企業，聽說海南有機會，沒跟單位打招呼就跑到廣州。在廣州開往海南的汽車上，他和功權聊了一路。當時他們約定，到了海南誰先找到工作，誰就來“救”另一個人。功權先找到工作，幹得還不錯，在一家國營的秀港工業房地產公司，先是做辦公室主任，不久又當上了總經理。他很夠意思，在沒有電話的情況下好不容易找到劉軍，劉軍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啟富當時是那家公司的辦公室主任，跳槽過來到我們研究所應聘，他說他的老闆叫王功權，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熱血青年，一定要介紹我們倆認識。認識之後，我們談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認識了王啟富和易小迪，通過王啟富又認識了王功權，但這時還不認識劉軍，也不熟悉潘石屹，後來王啟富和易小迪與潘石屹打過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開京豐會議，因為我是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宣傳部長，所以擔任組委會副主任，海南、北京兩頭跑。1989年夏天，功權因故被迫離開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發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裏打工。易小迪在當地用很少的錢開了一家印刷廠，雇了一些湖南農民，什麽都印，包括結婚證，但一年賺不了一兩萬塊錢。王啟富失業了一段時間，劉軍不知跑哪兒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還勉強維持著。
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兒後，第一個跟過來的是王啟富;過了一段時間他告訴我功權冒出來了。我們給功權打電話，他正好回海南辦手續，一聽我們找他，二話沒說，頂著光頭就往北京跑。後來我把他推薦給老牟。有個情節特別有意思，我告訴老牟，功權非常能幹，當過法人代表，老牟說那讓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營業執照拿來吧。功權趕緊去找出來並複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標誌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辦公室坐了五六個人，新來的坐在最外麵一排，最冷;功權剛開始坐在最外麵，重用之後就坐在裏麵去了，就跟“號子”裏一樣，挪了床鋪。這種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經驗有關。
安頓了一點後，功權又開始找劉軍。劉軍也是性情中人，雖然還不知道來了後能不能有活兒幹，但也高興地奔北京來了。
這樣四個人都來到南德。王啟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權是天津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兼東南辦主任，我是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劉軍是西北辦副主任。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經常在一起討論今後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礎。在那個時候我們就討論過自己創業，開始想辦一個萬通代理事務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務”有點像“三t”公司，“萬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幫人辦事，出書、寫文章、開會，積累一點錢然後再謀發展。雖然最終沒做起來，但“萬通”這個名字留在了大家心裏。
後來自己辦公司時，一說用“萬通”做商號，誰也沒異議，仿佛早就有這個公司了似的。
我從南德出走後，老牟很生氣，想炒劉軍，還沒來得及炒呢，劉軍便寫了一首嘲諷老牟的詩，然後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我們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廠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在準備創業期間，我讓劉軍與功權談，說必須由他當老總我們才做，因為隻有他做過生意。功權答應了。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電線桿子底下吃火鍋，我們開始商量怎麽籌錢，易小迪說他還能出多少錢，能有的都給。
現在回想起來，易小迪是個不小器、很有大局觀的人。
我們沒有錢，每個人便根據各自的情況分別借了一些：功權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啟富跟家裏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闆借了一些，劉軍向朋友借了幾千塊，易小迪拿了印刷廠的八千塊，合起來三萬多塊錢。
這些錢大都用在註冊公司等前期費用上了，當時也隻能註冊成類似皮包公司一樣的公司，註冊資金一千萬人民幣，拿到執照的時候還剩幾百塊錢。過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來了，做財務部經理，負責我們第一單房地產業務的銷售，他的銷售才能在那個時候就顯現了。
◆常務董事會
沒法說最初的錢哪個算股本，後來算股份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分清楚。別說沒法算，那時我們連懂都不懂，又沒有《公司法》，大家說事連個依據都沒有。所以說，我們這些合夥人一開始合作的基礎不是錢，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一次界定合夥人利益關係的時候我們確定了一個原則，採用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無別”。
1993年初我們界定利益關係，之前合夥人關係是虛擬的，沒有股權基礎;挖到第一桶金後開始建立了財產基礎上的合夥人關係，並於這時候把潘石屹吸收為合夥人。此時我又提出一個觀點：按照歷史的過程來看，缺了誰都不行，每個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確定股權時就採取了平均分的辦法。民營企業將要麵臨的問題是排座次、分金銀、論榮辱，我們分金銀的時候是跟排座次分開的，把公司分成六份，一人一份。
由於是平均分配，所以說話的權利是一樣的，我們成立了一個常務董事會，重大的決策都是六個人定。後來又來了兩個人，我們稱之為“6十2”，也算是吸引人才，但他們很有意見，因為總也進不了六個人的圈子。1995年之前六個人的內部協調很好，當時以海南為核心，分散在廣西、廣東等附近省份，大家經常見麵;1995年，公司把業務一塊甩到北京，一塊甩到上海，還有一塊甩到長春。那時不能上網，手機用磚頭塊大哥大，溝通很有限，引發的問題就是信息不對稱，六個人按照個人性格、地域和管理企業的不同情況，越來越不容易協調。我在北京當董事長，潘石屹是總經理，海南那邊我也是董事長，所以掌握了解的信息算是最多的。其他的人不能完全和另五個人溝通，開始形成大家在事情上的一些分歧。這是一個困局，很多事情無論怎麽努力，都無法達成共識了。
1988年我受國務院體製改革委員會下屬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體改辦主任遲福林當所長，我做常務副所長。我當時檔案在北京，人調到海南。開辦之初，海南省委給了我們五萬塊錢、一輛車、一台電腦，我們就靠這些辦一個副局級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還給了我們一萬台彩電的批文，讓我們用倒批文的錢作為開辦經費。這樣我們必須有個公司，用批文掙到錢給我們做研究。於是改革發展研究所的業務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經營，一部分辦雜誌。我負責招人、組織研究隊伍並管理《新世紀》雜誌，另一個人負責經營，招來的人裏就有潘石屹。經營部門在倒批文的過程中還幹點別的生意，比如潘石屹開了一家磚廠，還做會計培訓，以至於我一直以為他是學會計的，其實不是。
我當時提出，選人必須選跨兩個專業以上的，單一專業背景的人知識麵和能力比較狹隘，不大有發展。王啟富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的，後來到中國政法大學讀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師範大學地理係畢業、人民大學區域經濟專業研究生。我是在中央黨校第一次見到易小迪的，他帶著女朋友一起過來，聊過以後他就去了我們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
王功權是吉林工業大學管理係的學生，也是學生會幹部，畢業後分配到省委宣傳部，是宣傳部培養的年輕後備幹部。他內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剛出生一個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顧老婆生孩子的機會偷跑到海南，在從廣州到海南的大巴車上認識了劉軍。
劉軍是北京理工大學畢業的，十六歲上大學，分配在成都一個國營企業，聽說海南有機會，沒跟單位打招呼就跑到廣州。在廣州開往海南的汽車上，他和功權聊了一路。當時他們約定，到了海南誰先找到工作，誰就來“救”另一個人。功權先找到工作，幹得還不錯，在一家國營的秀港工業房地產公司，先是做辦公室主任，不久又當上了總經理。他很夠意思，在沒有電話的情況下好不容易找到劉軍，劉軍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啟富當時是那家公司的辦公室主任，跳槽過來到我們研究所應聘，他說他的老闆叫王功權，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熱血青年，一定要介紹我們倆認識。認識之後，我們談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認識了王啟富和易小迪，通過王啟富又認識了王功權，但這時還不認識劉軍，也不熟悉潘石屹，後來王啟富和易小迪與潘石屹打過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開京豐會議，因為我是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宣傳部長，所以擔任組委會副主任，海南、北京兩頭跑。1989年夏天，功權因故被迫離開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發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裏打工。易小迪在當地用很少的錢開了一家印刷廠，雇了一些湖南農民，什麽都印，包括結婚證，但一年賺不了一兩萬塊錢。王啟富失業了一段時間，劉軍不知跑哪兒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還勉強維持著。
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兒後，第一個跟過來的是王啟富;過了一段時間他告訴我功權冒出來了。我們給功權打電話，他正好回海南辦手續，一聽我們找他，二話沒說，頂著光頭就往北京跑。後來我把他推薦給老牟。有個情節特別有意思，我告訴老牟，功權非常能幹，當過法人代表，老牟說那讓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營業執照拿來吧。功權趕緊去找出來並複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標誌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辦公室坐了五六個人，新來的坐在最外麵一排，最冷;功權剛開始坐在最外麵，重用之後就坐在裏麵去了，就跟“號子”裏一樣，挪了床鋪。這種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經驗有關。
安頓了一點後，功權又開始找劉軍。劉軍也是性情中人，雖然還不知道來了後能不能有活兒幹，但也高興地奔北京來了。
這樣四個人都來到南德。王啟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權是天津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兼東南辦主任，我是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劉軍是西北辦副主任。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經常在一起討論今後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礎。在那個時候我們就討論過自己創業，開始想辦一個萬通代理事務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務”有點像“三t”公司，“萬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幫人辦事，出書、寫文章、開會，積累一點錢然後再謀發展。雖然最終沒做起來，但“萬通”這個名字留在了大家心裏。
後來自己辦公司時，一說用“萬通”做商號，誰也沒異議，仿佛早就有這個公司了似的。
我從南德出走後，老牟很生氣，想炒劉軍，還沒來得及炒呢，劉軍便寫了一首嘲諷老牟的詩，然後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我們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廠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在準備創業期間，我讓劉軍與功權談，說必須由他當老總我們才做，因為隻有他做過生意。功權答應了。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電線桿子底下吃火鍋，我們開始商量怎麽籌錢，易小迪說他還能出多少錢，能有的都給。
現在回想起來，易小迪是個不小器、很有大局觀的人。
我們沒有錢，每個人便根據各自的情況分別借了一些：功權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啟富跟家裏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闆借了一些，劉軍向朋友借了幾千塊，易小迪拿了印刷廠的八千塊，合起來三萬多塊錢。
這些錢大都用在註冊公司等前期費用上了，當時也隻能註冊成類似皮包公司一樣的公司，註冊資金一千萬人民幣，拿到執照的時候還剩幾百塊錢。過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來了，做財務部經理，負責我們第一單房地產業務的銷售，他的銷售才能在那個時候就顯現了。
◆常務董事會
沒法說最初的錢哪個算股本，後來算股份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分清楚。別說沒法算，那時我們連懂都不懂，又沒有《公司法》，大家說事連個依據都沒有。所以說，我們這些合夥人一開始合作的基礎不是錢，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一次界定合夥人利益關係的時候我們確定了一個原則，採用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無別”。
1993年初我們界定利益關係，之前合夥人關係是虛擬的，沒有股權基礎;挖到第一桶金後開始建立了財產基礎上的合夥人關係，並於這時候把潘石屹吸收為合夥人。此時我又提出一個觀點：按照歷史的過程來看，缺了誰都不行，每個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確定股權時就採取了平均分的辦法。民營企業將要麵臨的問題是排座次、分金銀、論榮辱，我們分金銀的時候是跟排座次分開的，把公司分成六份，一人一份。
由於是平均分配，所以說話的權利是一樣的，我們成立了一個常務董事會，重大的決策都是六個人定。後來又來了兩個人，我們稱之為“6十2”，也算是吸引人才，但他們很有意見，因為總也進不了六個人的圈子。1995年之前六個人的內部協調很好，當時以海南為核心，分散在廣西、廣東等附近省份，大家經常見麵;1995年，公司把業務一塊甩到北京，一塊甩到上海，還有一塊甩到長春。那時不能上網，手機用磚頭塊大哥大，溝通很有限，引發的問題就是信息不對稱，六個人按照個人性格、地域和管理企業的不同情況，越來越不容易協調。我在北京當董事長，潘石屹是總經理，海南那邊我也是董事長，所以掌握了解的信息算是最多的。其他的人不能完全和另五個人溝通，開始形成大家在事情上的一些分歧。這是一個困局，很多事情無論怎麽努力，都無法達成共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