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頁
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離開副市長辦公室時，朱副市長不經意地問了一句：“你們向主管公司報告了嗎?”
“啊，報體改委的申請副本抄送給了特發一份。”
“那好，明天市政府辦公廳就下發批準你們股改的申請。”
第二天上午，正望眼欲穿地等著辦公廳機要室的紅頭文件，卻被電話告知特發副總李景全正帶領一撥人員在市府辦公廳請願，強烈要求辦公廳撤回批準現代企業公司股份製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權幹涉企業內部的正常管理，這是無視基層領導的越級行為。
我打電話給體改委徐景安主任，沒有人接聽;電話打到朱副市長辦公室，秘書說，朱市長胃病發作住院了。
鑑於特發的強烈反對，辦公廳暫停下發同意現代企業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待現代企業公司與上級公司協調好以後再另行上報審批。
按原計劃，招股通函在《深圳特區報》上發布的版麵已經安排妥當，首屆股東大會的籌備工作已緊鑼密鼓地準備，隻等紅頭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部就班地進行了。暫停的消息猶如兜頭被潑了一桶冰水。
股改小組緊急商量對策。這時已沒有後路，對激烈反對的總公司隻有硬著頭皮麵對。
此時孫凱峰已離任特發，繼任者袁陶仁是北京電子部前計算機局局長。
在特發集團總部會議室，聽完我的解釋，沒有表現出喜怒的袁總開腔：“你王石一貫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現在感覺到了吧，你跳十萬八千裏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坐在袁總一旁的李景全發言：“國商也在謀求股份化改製，報告也打到了體改辦，但我們是通過特發集團批準上報的。但不知道為什麽，你們越權的報告卻下了紅頭文件，而國商的沒有一點回信。如果特發下屬的企業都像你王石的企業那樣越權，管理不亂了套?”
我聽得心裏癢癢的：“好啊，你李景全辦的好事，袁陶仁剛從內地調來知道什麽?還不是你搗的鬼，非得第一個股改。就憑你‘官大壓死人’的做法，我非得在國商之前完成股改不可。”特發管理層拒絕了現代企業公司的股改申請。
怎麽辦?當然不能坐以待斃。
新一代公司的王曉敏來自長春，同政府中一批長春背景的秘書圈子有交往，建議我“以王石的名義邀請市委、市政府的秘書們聚聚”，“介紹股份製改造遇到的困難，贏得市領導身邊工作人員的理解，輿論占先機。”
王曉敏做聯絡員，邀請信發了二十多份，原以為能到三分之一就不錯了，沒想到全到齊了。聚會的效果不錯，在王曉敏的協助下，公司給年輕的秘書們上了一堂股改課。
按照股份化籌備小組應急方案的建議，我與張西甫一起直接約見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
過去和李灝書記隻是在一些座談會見過，從來沒有單獨約見。見麵才發現，他的辦公室非常小，裏麵就一張桌子，桌子後一把椅子，前麵兩個凳子。市委書記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筆直，一邊練習毛筆字一邊聽取匯報。我一邊談一邊想：“不論怎樣，您也該將毛筆放下聽我們講啊。”
待匯報者不言語了，市委書記把毛筆放下：“年輕人，要沉住氣。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麽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係統，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們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對口的公司，如果我們直接對你們發表意見，中間層麵有意見，管理就亂套了;第二，你們的股改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不能操之過急。係統需要正常運作。你們要曉得，袁陶仁那麽強硬，北京是有關係的呀。以後你們有什麽意見，可以直接和我的秘書唐火照聯絡，但是不要在公開場合會麵，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一個星期後，我走進市委副書記秦文俊辦公室。這位曾任廣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紅色秀才明確表態：支持基層企業的股份製改革的積極性。秦書記爽快的表態，讓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書記親自出馬去特發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到這份上，袁總隻有順水推舟了，萬科由此完成了最為艱險的股權改造工作。
第15章 馮侖：“92派”的野蠻成長
【馮侖小傳】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這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辦公司熱。
同樣是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馮侖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生於1959年的陝西西安人馮侖，是中央黨校法學碩士，在國家體改委任過職，1992年5月，馮侖決定到海南去碰碰運氣。他通過關係，用數萬元“換”來了一家信託公司五百萬元的投資，然後扛著“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時的海南，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塗了”。由於受特區開發政策的影響，海南一直頗受投資商的關注，據稱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有十萬大學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後，熱浪終於席捲全島，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產。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一千兩百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gg，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閑置，被用來囤積炒賣。
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誌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夥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後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湧迷亂的海南，他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塗。”馮侖後來說，“幾乎是遊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製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麽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後，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後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發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誌人物。
《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製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係，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製裏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
“啊，報體改委的申請副本抄送給了特發一份。”
“那好，明天市政府辦公廳就下發批準你們股改的申請。”
第二天上午，正望眼欲穿地等著辦公廳機要室的紅頭文件，卻被電話告知特發副總李景全正帶領一撥人員在市府辦公廳請願，強烈要求辦公廳撤回批準現代企業公司股份製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權幹涉企業內部的正常管理，這是無視基層領導的越級行為。
我打電話給體改委徐景安主任，沒有人接聽;電話打到朱副市長辦公室，秘書說，朱市長胃病發作住院了。
鑑於特發的強烈反對，辦公廳暫停下發同意現代企業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待現代企業公司與上級公司協調好以後再另行上報審批。
按原計劃，招股通函在《深圳特區報》上發布的版麵已經安排妥當，首屆股東大會的籌備工作已緊鑼密鼓地準備，隻等紅頭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部就班地進行了。暫停的消息猶如兜頭被潑了一桶冰水。
股改小組緊急商量對策。這時已沒有後路，對激烈反對的總公司隻有硬著頭皮麵對。
此時孫凱峰已離任特發，繼任者袁陶仁是北京電子部前計算機局局長。
在特發集團總部會議室，聽完我的解釋，沒有表現出喜怒的袁總開腔：“你王石一貫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現在感覺到了吧，你跳十萬八千裏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坐在袁總一旁的李景全發言：“國商也在謀求股份化改製，報告也打到了體改辦，但我們是通過特發集團批準上報的。但不知道為什麽，你們越權的報告卻下了紅頭文件，而國商的沒有一點回信。如果特發下屬的企業都像你王石的企業那樣越權，管理不亂了套?”
我聽得心裏癢癢的：“好啊，你李景全辦的好事，袁陶仁剛從內地調來知道什麽?還不是你搗的鬼，非得第一個股改。就憑你‘官大壓死人’的做法，我非得在國商之前完成股改不可。”特發管理層拒絕了現代企業公司的股改申請。
怎麽辦?當然不能坐以待斃。
新一代公司的王曉敏來自長春，同政府中一批長春背景的秘書圈子有交往，建議我“以王石的名義邀請市委、市政府的秘書們聚聚”，“介紹股份製改造遇到的困難，贏得市領導身邊工作人員的理解，輿論占先機。”
王曉敏做聯絡員，邀請信發了二十多份，原以為能到三分之一就不錯了，沒想到全到齊了。聚會的效果不錯，在王曉敏的協助下，公司給年輕的秘書們上了一堂股改課。
按照股份化籌備小組應急方案的建議，我與張西甫一起直接約見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
過去和李灝書記隻是在一些座談會見過，從來沒有單獨約見。見麵才發現，他的辦公室非常小，裏麵就一張桌子，桌子後一把椅子，前麵兩個凳子。市委書記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筆直，一邊練習毛筆字一邊聽取匯報。我一邊談一邊想：“不論怎樣，您也該將毛筆放下聽我們講啊。”
待匯報者不言語了，市委書記把毛筆放下：“年輕人，要沉住氣。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麽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係統，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們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對口的公司，如果我們直接對你們發表意見，中間層麵有意見，管理就亂套了;第二，你們的股改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不能操之過急。係統需要正常運作。你們要曉得，袁陶仁那麽強硬，北京是有關係的呀。以後你們有什麽意見，可以直接和我的秘書唐火照聯絡，但是不要在公開場合會麵，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一個星期後，我走進市委副書記秦文俊辦公室。這位曾任廣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紅色秀才明確表態：支持基層企業的股份製改革的積極性。秦書記爽快的表態，讓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書記親自出馬去特發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到這份上，袁總隻有順水推舟了，萬科由此完成了最為艱險的股權改造工作。
第15章 馮侖：“92派”的野蠻成長
【馮侖小傳】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這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辦公司熱。
同樣是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馮侖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生於1959年的陝西西安人馮侖，是中央黨校法學碩士，在國家體改委任過職，1992年5月，馮侖決定到海南去碰碰運氣。他通過關係，用數萬元“換”來了一家信託公司五百萬元的投資，然後扛著“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時的海南，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塗了”。由於受特區開發政策的影響，海南一直頗受投資商的關注，據稱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有十萬大學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後，熱浪終於席捲全島，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產。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一千兩百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gg，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閑置，被用來囤積炒賣。
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誌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夥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後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湧迷亂的海南，他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塗。”馮侖後來說，“幾乎是遊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製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麽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後，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後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發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誌人物。
《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製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係，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製裏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