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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做最規範的企業
到1987年底，深圳還發生了一件不被我注意，但卻和萬科未來、和中國城市化未來有著密不可分關係的事件。
12月1日的深圳會堂。一塊麵積為8588平方米，有五十年使用權的土地正在拍賣中。拍賣官是後來擔任深圳市規劃國土局局長的劉佳勝。
四十四家企業舉牌競投。拍賣從下午四時半開始，在劉佳勝開出兩百萬元的底價後，角逐正式開始。每當拍賣官喊出新的價碼時，總有幾十個競爭者舉牌應價，有的還邊舉牌邊喊價。角逐到十七分鍾，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公司老總駱景星再次舉牌。
“五百二十五萬元。一次叫價，”劉佳勝站在拍賣台上，高舉著木槌，望著台下黑壓壓的圍觀者，其中80%是來自北京、港澳和特區的媒體。
“五百二十五萬。二次叫價!”仍沒有響應。鴉雀無聲。“五百二十五萬。第三次叫價!”伴隨著木槌落地的聲音，個子不高、有些瘦弱的駱景星成為當天的特區明星。
媒體這樣報導：“這場拍賣，破天荒地將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是對傳統的國有土地管理體製的重大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觀看了這次拍賣會。”
主持拍賣的市府副秘書長王炬滿意地答記者：“這個地價比政府的期望價要高得多。7月1日市政府土地管理改革方案出台以來，包括12月1日公開拍賣在內，已用三種不同形式有償轉讓了三塊土地，得到了兩千三百三十六點八八萬元的土地使用費。在這之前的1985、1986兩年，全特區收取的土地使用費不過是兩千三百多萬元。”
這場土地拍賣會之後的第二十八天，也就是12月29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條例》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出讓、轉讓。
其後，全國許多城市參照深圳的做法，實行國有土地有償轉讓製度。
1988年4月12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中國房地產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與此同期，經過前幾年的摸索，我放棄了做飼料的方向而轉做電子儀器，並組成了深圳現代科儀中心，之後又更名為“深圳現代企業有限公司”(英文字母縮寫mec)。
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發出紅頭文件：賽格集團、城建開發集團、物資總公司、石化總公司等六家大型國營企業實行股份化。
深圳現代企業有限公司全力以赴進行股份化籌備的推進。
新成立的股份化籌備小組招聘了三位秀才：清華大學青年教師孫路、來自武漢的青年幹部李傑、西南財大研究生馮佳。孫路負責文件起草和宣講，李傑負責同各職能部門的聯絡協調，馮佳則扮演智囊及吸收社會資金。
看著三位新鮮麵孔圍著我團團轉，總部的老職員自然看不慣，銷售部經理詹宏祥公開表示藐視：“別看他們忙活兒，賺錢還得靠銷售部。”
一些老職員在一起議論時，更幹脆稱三位秀才為“老闆身邊的三位‘公公”’。
“我們在一線搞產業化，搞散件組裝，搞融資，搞貿易推銷，怎麽突然冒出來三位‘公公’鼓唇弄舌，安的什麽心?”員工對股份化改製的牴觸情緒逐漸顯現。
作為國營公司，即使是特區新建立的企業，員工仍不願放棄旱澇保收的“大鍋飯”和“鐵飯碗”。老員工推薦了詹宏祥、高建明為代表向我攤牌：“公司股份化改革完成就不是終身製了，我們突然失去了靠山，要是被公司開除了不得上街要飯?幹脆把這幾年賺的錢分光，之後你怎麽做都行。”接著，在召集的老員工座談會上，有人發出了“先於股改進行住宅私有化”的呼聲。
根據蛇口中華會計事務所的審計報告(截至1988年10月)，萬科淨資產為一千三百萬元。
其中住宅資產占了五百萬，如果把這部分資產分了，公司資產將縮小近二分之一，不利於增資擴股。我自然不會妥協。
通過轟炸式的宣講、懇談會等形式進行解釋說服後，盡管仍舊有些老員工持不同看法，但大多數還是願意公司進行股改。
在顧問公司香港新鴻基證券的指導下，反覆酌協，經過十七次修改，招股通函最終定稿。
對招股通函上公司要遵循“規範、透明、守法”的條款，管理層進行了熱烈的爭論。遵守還是不遵守?多數認為：在市場不規範的現實下，大多數企業不規範，我們規範無疑束縛自己的手腳，死路一條，所以，不能一味書呆子氣地對規範化動真格;作為少數派，我堅持：同過去決裂，走規範化的道路，即使有走不通的風險，將來市場規範了，我們不僅能繼續生存下去，還會處在一個製高點，走在前頭成為標兵榜樣。
“我們最初靠貿易起家，在開放之初的深圳，搞貿易往往需要搞關係、倒批文，鑽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公司要發展，成就一番事業，就不能再走老路，從現在開始就要規範。中國要進入市場經濟，規範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們力圖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慣例來做。從謀求股份製改造開始，我們就需要把規範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國最規範的企業。”
熬夜至淩晨兩點鍾，規範化的專題會還在進行。我突然問孫路：
“孫路啊，你們這幾個秀才還真得琢磨琢磨，今天做的方案，十年、二十年以後，能不能繼續下去，還有沒有意義?”
此時此刻，我舒展一下疲勞的身體，興奮的大腦裏飄蕩著一麵旗幟，一麵創新企業的旗幟，領跑在創新改革的大路上，飄啊，飄啊……接下來，是向市府體改辦公室提交股改報告。隨後，金田和原野兩家企業也遞交了股份化改造的申請。
體製改革辦公室很興奮：終於有響應股份化號召的國營企業了。
就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接受萬科股改的申請案，體改辦主任徐景安帶領企業處長王林到和平路50號現場辦公。申請報告中最敏感的部分是：一千三百萬淨資產按照五五劃分，國家和企業職工各一半。
難題推到了主管體製改革的副市長朱悅寧的辦公桌上。
望著這位曾是國家經委研究室筆桿子的朱副市長，我先開口：“從法律上看，公司持國營牌照，風險由國家承擔，但從資金投入的角度看，國家卻沒投一分錢，說全是國家的也不合適，因為資產是我和員工們赤手空拳做起來的。既然如此，各一半，五五分成如何?”
朱副市長用欣賞的眼光望著急於改革的創業者：“五五不行吧，四六。”
“你四我六?”
“怎麽能讓國家占小頭呢?哈哈哈，當然是國家六你四啦。”
“嗬嗬嗬……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心裏想：別說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幹!產權界定清楚就好辦!
到1987年底，深圳還發生了一件不被我注意，但卻和萬科未來、和中國城市化未來有著密不可分關係的事件。
12月1日的深圳會堂。一塊麵積為8588平方米，有五十年使用權的土地正在拍賣中。拍賣官是後來擔任深圳市規劃國土局局長的劉佳勝。
四十四家企業舉牌競投。拍賣從下午四時半開始，在劉佳勝開出兩百萬元的底價後，角逐正式開始。每當拍賣官喊出新的價碼時，總有幾十個競爭者舉牌應價，有的還邊舉牌邊喊價。角逐到十七分鍾，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公司老總駱景星再次舉牌。
“五百二十五萬元。一次叫價，”劉佳勝站在拍賣台上，高舉著木槌，望著台下黑壓壓的圍觀者，其中80%是來自北京、港澳和特區的媒體。
“五百二十五萬。二次叫價!”仍沒有響應。鴉雀無聲。“五百二十五萬。第三次叫價!”伴隨著木槌落地的聲音，個子不高、有些瘦弱的駱景星成為當天的特區明星。
媒體這樣報導：“這場拍賣，破天荒地將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是對傳統的國有土地管理體製的重大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觀看了這次拍賣會。”
主持拍賣的市府副秘書長王炬滿意地答記者：“這個地價比政府的期望價要高得多。7月1日市政府土地管理改革方案出台以來，包括12月1日公開拍賣在內，已用三種不同形式有償轉讓了三塊土地，得到了兩千三百三十六點八八萬元的土地使用費。在這之前的1985、1986兩年，全特區收取的土地使用費不過是兩千三百多萬元。”
這場土地拍賣會之後的第二十八天，也就是12月29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條例》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出讓、轉讓。
其後，全國許多城市參照深圳的做法，實行國有土地有償轉讓製度。
1988年4月12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中國房地產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與此同期，經過前幾年的摸索，我放棄了做飼料的方向而轉做電子儀器，並組成了深圳現代科儀中心，之後又更名為“深圳現代企業有限公司”(英文字母縮寫mec)。
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發出紅頭文件：賽格集團、城建開發集團、物資總公司、石化總公司等六家大型國營企業實行股份化。
深圳現代企業有限公司全力以赴進行股份化籌備的推進。
新成立的股份化籌備小組招聘了三位秀才：清華大學青年教師孫路、來自武漢的青年幹部李傑、西南財大研究生馮佳。孫路負責文件起草和宣講，李傑負責同各職能部門的聯絡協調，馮佳則扮演智囊及吸收社會資金。
看著三位新鮮麵孔圍著我團團轉，總部的老職員自然看不慣，銷售部經理詹宏祥公開表示藐視：“別看他們忙活兒，賺錢還得靠銷售部。”
一些老職員在一起議論時，更幹脆稱三位秀才為“老闆身邊的三位‘公公”’。
“我們在一線搞產業化，搞散件組裝，搞融資，搞貿易推銷，怎麽突然冒出來三位‘公公’鼓唇弄舌，安的什麽心?”員工對股份化改製的牴觸情緒逐漸顯現。
作為國營公司，即使是特區新建立的企業，員工仍不願放棄旱澇保收的“大鍋飯”和“鐵飯碗”。老員工推薦了詹宏祥、高建明為代表向我攤牌：“公司股份化改革完成就不是終身製了，我們突然失去了靠山，要是被公司開除了不得上街要飯?幹脆把這幾年賺的錢分光，之後你怎麽做都行。”接著，在召集的老員工座談會上，有人發出了“先於股改進行住宅私有化”的呼聲。
根據蛇口中華會計事務所的審計報告(截至1988年10月)，萬科淨資產為一千三百萬元。
其中住宅資產占了五百萬，如果把這部分資產分了，公司資產將縮小近二分之一，不利於增資擴股。我自然不會妥協。
通過轟炸式的宣講、懇談會等形式進行解釋說服後，盡管仍舊有些老員工持不同看法，但大多數還是願意公司進行股改。
在顧問公司香港新鴻基證券的指導下，反覆酌協，經過十七次修改，招股通函最終定稿。
對招股通函上公司要遵循“規範、透明、守法”的條款，管理層進行了熱烈的爭論。遵守還是不遵守?多數認為：在市場不規範的現實下，大多數企業不規範，我們規範無疑束縛自己的手腳，死路一條，所以，不能一味書呆子氣地對規範化動真格;作為少數派，我堅持：同過去決裂，走規範化的道路，即使有走不通的風險，將來市場規範了，我們不僅能繼續生存下去，還會處在一個製高點，走在前頭成為標兵榜樣。
“我們最初靠貿易起家，在開放之初的深圳，搞貿易往往需要搞關係、倒批文，鑽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公司要發展，成就一番事業，就不能再走老路，從現在開始就要規範。中國要進入市場經濟，規範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們力圖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慣例來做。從謀求股份製改造開始，我們就需要把規範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國最規範的企業。”
熬夜至淩晨兩點鍾，規範化的專題會還在進行。我突然問孫路：
“孫路啊，你們這幾個秀才還真得琢磨琢磨，今天做的方案，十年、二十年以後，能不能繼續下去，還有沒有意義?”
此時此刻，我舒展一下疲勞的身體，興奮的大腦裏飄蕩著一麵旗幟，一麵創新企業的旗幟，領跑在創新改革的大路上，飄啊，飄啊……接下來，是向市府體改辦公室提交股改報告。隨後，金田和原野兩家企業也遞交了股份化改造的申請。
體製改革辦公室很興奮：終於有響應股份化號召的國營企業了。
就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接受萬科股改的申請案，體改辦主任徐景安帶領企業處長王林到和平路50號現場辦公。申請報告中最敏感的部分是：一千三百萬淨資產按照五五劃分，國家和企業職工各一半。
難題推到了主管體製改革的副市長朱悅寧的辦公桌上。
望著這位曾是國家經委研究室筆桿子的朱副市長，我先開口：“從法律上看，公司持國營牌照，風險由國家承擔，但從資金投入的角度看，國家卻沒投一分錢，說全是國家的也不合適，因為資產是我和員工們赤手空拳做起來的。既然如此，各一半，五五分成如何?”
朱副市長用欣賞的眼光望著急於改革的創業者：“五五不行吧，四六。”
“你四我六?”
“怎麽能讓國家占小頭呢?哈哈哈，當然是國家六你四啦。”
“嗬嗬嗬……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心裏想：別說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幹!產權界定清楚就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