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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4.學期考試成績合格者，發資學金五元;全勤者發全勤獎五元;評為優秀學員發優勝獎十元;班長對班級和點我工作負責，發補貼十元。
學期考試成績不合格者，或到課率不到80%者，不發獎。全學期缺課超過三分之一者，做除名處理。無故缺課者，除不發到課金外另加罰十元。
誰要是稍加認真地看一看這份製度，就會發現這四條當中的每一條都和錢有關，而且可以說是牢牢地有關。魯冠球不去考慮這樣做是不是金錢掛帥了還是什麽金錢萬能了。他隻考慮在時下，在他們這樣的一個廠裏，什麽樣的辦法最能有效地改變職工的低文化水平的狀態。
魯冠球的這一招，到底還是靈的。無論三十五歲以上的還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再也沒有一個人敢把甘蔗皮啃到車床邊，再也沒有人不會用卡尺，更不會把報廢的萬向節扔到池塘裏去了。
他們在學習文化的過程中，學習著文明，學習著某一種嶄新的工業化時代的生活方式。他們在生產著產品的同時，也在生產著全新的自己了。
除去在自己的土地上改變著自己之外，當然還包括著在別人的氛圍中改變自己。許多人就這樣被送出去了。
他曾經在各種各樣的機會中送出去各種各樣的年輕人，他們回來的時候，就這樣地成了人才。1984年，他承包的第二年，他一口氣就送出去四十四名年輕人。學費、路費、生活費，統統由廠裏承擔。那一年，魯冠球因此而交了八萬元錢。而從1984年到1989年，工廠花在這方麵的錢，已達到了五十萬元;從1989年到1997年初，在職工的教育投資上，經費已經達到了一千萬元以上。
第二篇 九十年代記憶
第14章 王石：我的道路與夢想
【王石小傳】
王石是創業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從九十年代起開始廣為人知的、具有標杆意義的新型企業家。
1978年4月，在中國改革開放號角剛剛吹響時，這位擁有錫伯族血統的年輕人便來到了改革的最前沿陣地——深圳，故事由此開始。
在當時百廢待興的特區之地，王石充分展現著他的商業天賦——他做過標準的“倒爺”：依託父親是鄭州鐵路局員工的背景，他先是倒賣玉米，掘到第一桶金後，在群雄並起的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開始倒匯，在完成了原始積累後，“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實行產權改革，搖身一變而成“萬科”，王石也終成中國企業家中的風雲人物。
但王石真正能被歷史記住的，卻並非是他的早期資本積累和後期財富之間的邏輯關係、抑或數字大小，而是王石從混沌中走來，卻始終保持了陽光性格的真實。
當萬科確定了房地產主業後，王石麵臨著一個充滿暴利的行業：當時房地產業內有“低於40%利潤不做”的行規，而早期的房地產公司隻要拿到一紙土地批文，轉手便能獲得100%以上的利潤。就在此種背景之下，王石卻給萬科提出了“高於25%利潤不做”的原則，在當時看來著實“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此同時，王石還提出了“兩個70%原則”，即萬科集團70%的盈利必須來自房地產，而城市居民住宅項目又必須在房地產業務中占到70%以上，這樣一條原則無疑將萬科框死在房地產業內，而當時深圳特區內95%以上的企業都是多元化經營的。
回望三十年企業變革歷程，無數公司如過眼雲煙般消逝，惟有極少數的幸運兒能留存下來，這其中又有半數早已苟延殘喘，好好活著的隻是鳳毛麟角，王石和他的萬科便是這罕見的倖存著。與其他人相比，企業家王石並非沒有犯過錯誤，正如與王石相熟的寧高寧所言：在成長的道路上，萬科幾乎犯過所有可能犯的錯誤，可是它是幸運的。倖存者的幸運在於，他們的錯誤還沒有把他們毀滅的時候便醒悟了。
在關於王石的故事中還有一個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次房地產會議上，主持人忽然為了一個問題——“現場企業家中，沒有行過賄的人請舉手。”結果百餘人的會場，所有的企業家大佬都麵麵相覷，隻有一個王石顫巍巍地舉起了手。
當然，後期的王石令人稱道的還有他的登山，他的放權，他的慈善。
但在所有這些背後，其實是一個企業家超脫現實的睿智與眼光，王石的經歷和所作所為，給了中國三十年改革一個陽光的模本。
下文是王石關於他早期的經歷，以及他性格誕生歷程的自述。
◆第一桶金：為正大販玉米
我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親從軍隊轉業後在鄭州鐵路局工作。
母親是錫伯族。錫伯族歷史上是個遊牧民族，能征善戰，其中一個分支跋涉兩萬裏，大西遷軍屯伊犁河穀，為保護西北邊疆立下戰功。我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也延續了這種野性的精神和對生命行走的強烈渴求。
1983年5月7日，我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
一輛破爛的日本轎車來車站接我。
轎車在坑坑窪窪的路基上顛簸著行駛，車門嘎吱嘎吱地晃蕩，似乎隨時可能掉下來。車門外，滿目吊塔林立，頭頂安全盔的施工隊伍車水馬龍;柴油發動機聲震耳欲聾;土黃色的載重翻鬥車一輛接一輛，煙塵滾滾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層灰塵;舌頭舔舔嘴唇，是澀澀的土腥味。
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同時湧了出來，手心汗津津的，胰腺素猛增。
來深圳之前，我已經打定主意，到深圳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區發展公司(簡稱：特發)謀求發展。
這是一家特別的企業，其前身是深圳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在初期的引資中，許多項目都是管委會負責談判並簽合同具體實施，另一方麵還行使特區政府職能。特區政府正式成立後，管委會撤銷，其原班人馬組建成特發公司，行使政府審批進出口業務的權力仍然保留，隻是，其掌管的進出口審批紅色印章上有個(2)字，簡稱政府2號章，以視區別政府的(1)號章。一家公司有審批進出口的權力，其權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帶著省外經委的介紹信找到了特發的掌舵人孫凱峰先生。通過會麵，達成了一個還算令人滿意的結果：我作為省外經委派出的人員，同特發合作做生意，特發提供營業許可、銀行帳號，但不提供資金，贏利部分省外經委同特發五五分成。簡單說，省外經委不提供資金，隻提供一個人掛靠在深圳特發，贏利雙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發貿易部報到。同一天報到的還有一位名叫張西甫的轉業軍人，“文革”前他曾被選送到飛行航校學飛行，但“文革”時受父親牽連轉業當工人，父親復出後他又穿回綠軍裝，現在是二次轉業，自願到特區闖蕩。
接待我們兩人的是特發貿易部總經理——陸潤靈先生，瘦瘦的、客家人，東江縱隊老戰士，來深圳之前在韶關某報紙任總編。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陸總說起話來極具煽動性且言簡意賅：“貿易部沒有錢，但有‘三張皮，，那就是紙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區優惠。要走正路，一不做違法的事，二靠大樹——依託北京各部委的資源，三傍大款——把國際財團吸引到特區……”
學期考試成績不合格者，或到課率不到80%者，不發獎。全學期缺課超過三分之一者，做除名處理。無故缺課者，除不發到課金外另加罰十元。
誰要是稍加認真地看一看這份製度，就會發現這四條當中的每一條都和錢有關，而且可以說是牢牢地有關。魯冠球不去考慮這樣做是不是金錢掛帥了還是什麽金錢萬能了。他隻考慮在時下，在他們這樣的一個廠裏，什麽樣的辦法最能有效地改變職工的低文化水平的狀態。
魯冠球的這一招，到底還是靈的。無論三十五歲以上的還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再也沒有一個人敢把甘蔗皮啃到車床邊，再也沒有人不會用卡尺，更不會把報廢的萬向節扔到池塘裏去了。
他們在學習文化的過程中，學習著文明，學習著某一種嶄新的工業化時代的生活方式。他們在生產著產品的同時，也在生產著全新的自己了。
除去在自己的土地上改變著自己之外，當然還包括著在別人的氛圍中改變自己。許多人就這樣被送出去了。
他曾經在各種各樣的機會中送出去各種各樣的年輕人，他們回來的時候，就這樣地成了人才。1984年，他承包的第二年，他一口氣就送出去四十四名年輕人。學費、路費、生活費，統統由廠裏承擔。那一年，魯冠球因此而交了八萬元錢。而從1984年到1989年，工廠花在這方麵的錢，已達到了五十萬元;從1989年到1997年初，在職工的教育投資上，經費已經達到了一千萬元以上。
第二篇 九十年代記憶
第14章 王石：我的道路與夢想
【王石小傳】
王石是創業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從九十年代起開始廣為人知的、具有標杆意義的新型企業家。
1978年4月，在中國改革開放號角剛剛吹響時，這位擁有錫伯族血統的年輕人便來到了改革的最前沿陣地——深圳，故事由此開始。
在當時百廢待興的特區之地，王石充分展現著他的商業天賦——他做過標準的“倒爺”：依託父親是鄭州鐵路局員工的背景，他先是倒賣玉米，掘到第一桶金後，在群雄並起的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開始倒匯，在完成了原始積累後，“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實行產權改革，搖身一變而成“萬科”，王石也終成中國企業家中的風雲人物。
但王石真正能被歷史記住的，卻並非是他的早期資本積累和後期財富之間的邏輯關係、抑或數字大小，而是王石從混沌中走來，卻始終保持了陽光性格的真實。
當萬科確定了房地產主業後，王石麵臨著一個充滿暴利的行業：當時房地產業內有“低於40%利潤不做”的行規，而早期的房地產公司隻要拿到一紙土地批文，轉手便能獲得100%以上的利潤。就在此種背景之下，王石卻給萬科提出了“高於25%利潤不做”的原則，在當時看來著實“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此同時，王石還提出了“兩個70%原則”，即萬科集團70%的盈利必須來自房地產，而城市居民住宅項目又必須在房地產業務中占到70%以上，這樣一條原則無疑將萬科框死在房地產業內，而當時深圳特區內95%以上的企業都是多元化經營的。
回望三十年企業變革歷程，無數公司如過眼雲煙般消逝，惟有極少數的幸運兒能留存下來，這其中又有半數早已苟延殘喘，好好活著的隻是鳳毛麟角，王石和他的萬科便是這罕見的倖存著。與其他人相比，企業家王石並非沒有犯過錯誤，正如與王石相熟的寧高寧所言：在成長的道路上，萬科幾乎犯過所有可能犯的錯誤，可是它是幸運的。倖存者的幸運在於，他們的錯誤還沒有把他們毀滅的時候便醒悟了。
在關於王石的故事中還有一個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次房地產會議上，主持人忽然為了一個問題——“現場企業家中，沒有行過賄的人請舉手。”結果百餘人的會場，所有的企業家大佬都麵麵相覷，隻有一個王石顫巍巍地舉起了手。
當然，後期的王石令人稱道的還有他的登山，他的放權，他的慈善。
但在所有這些背後，其實是一個企業家超脫現實的睿智與眼光，王石的經歷和所作所為，給了中國三十年改革一個陽光的模本。
下文是王石關於他早期的經歷，以及他性格誕生歷程的自述。
◆第一桶金：為正大販玉米
我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親從軍隊轉業後在鄭州鐵路局工作。
母親是錫伯族。錫伯族歷史上是個遊牧民族，能征善戰，其中一個分支跋涉兩萬裏，大西遷軍屯伊犁河穀，為保護西北邊疆立下戰功。我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也延續了這種野性的精神和對生命行走的強烈渴求。
1983年5月7日，我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
一輛破爛的日本轎車來車站接我。
轎車在坑坑窪窪的路基上顛簸著行駛，車門嘎吱嘎吱地晃蕩，似乎隨時可能掉下來。車門外，滿目吊塔林立，頭頂安全盔的施工隊伍車水馬龍;柴油發動機聲震耳欲聾;土黃色的載重翻鬥車一輛接一輛，煙塵滾滾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層灰塵;舌頭舔舔嘴唇，是澀澀的土腥味。
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同時湧了出來，手心汗津津的，胰腺素猛增。
來深圳之前，我已經打定主意，到深圳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區發展公司(簡稱：特發)謀求發展。
這是一家特別的企業，其前身是深圳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在初期的引資中，許多項目都是管委會負責談判並簽合同具體實施，另一方麵還行使特區政府職能。特區政府正式成立後，管委會撤銷，其原班人馬組建成特發公司，行使政府審批進出口業務的權力仍然保留，隻是，其掌管的進出口審批紅色印章上有個(2)字，簡稱政府2號章，以視區別政府的(1)號章。一家公司有審批進出口的權力，其權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帶著省外經委的介紹信找到了特發的掌舵人孫凱峰先生。通過會麵，達成了一個還算令人滿意的結果：我作為省外經委派出的人員，同特發合作做生意，特發提供營業許可、銀行帳號，但不提供資金，贏利部分省外經委同特發五五分成。簡單說，省外經委不提供資金，隻提供一個人掛靠在深圳特發，贏利雙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發貿易部報到。同一天報到的還有一位名叫張西甫的轉業軍人，“文革”前他曾被選送到飛行航校學飛行，但“文革”時受父親牽連轉業當工人，父親復出後他又穿回綠軍裝，現在是二次轉業，自願到特區闖蕩。
接待我們兩人的是特發貿易部總經理——陸潤靈先生，瘦瘦的、客家人，東江縱隊老戰士，來深圳之前在韶關某報紙任總編。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陸總說起話來極具煽動性且言簡意賅：“貿易部沒有錢，但有‘三張皮，，那就是紙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區優惠。要走正路，一不做違法的事，二靠大樹——依託北京各部委的資源，三傍大款——把國際財團吸引到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