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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石激起千層浪。來觀看的人，很快聚集了一大堆。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他們臉上的表情看來都很複雜，有的籲了一口長氣，拍手稱快，支持;有的皺著眉頭，深深地在思索;有的撇了一下嘴，“呸”地吐了一下口水(那口水噴射的拋物線很漂亮)，怒目而去。
接著來了幾個有點“背景”的夥計，氣呼呼的，撥開眾人，擠上前，酸溜溜地說：“這個人連黨員都不是，要當廠長?”
“這不是要當廠長的問題，”說話人顯然懂得一些政治鬥法，拿出“尖端武器”上綱上線了。他說，“這是‘政變’!”
“天啊……”膽小的人不禁嚇得叫起來。“你這樣一說可了不得啦，這不成了反革命嗎?”
“這是他的‘野心，大暴露!”
“太狂妄了……”
“這是革命行動，農村就在承包了，有什麽新鮮!”
“改革是中央的政策，沒錯!”
“馬勝利說出這話，就是有這個能耐!”
在不同的意見爭辯中，人們莫衷一是，不管哪方麵的群眾，都在等待著廠長的歸來。廠長正在外地考察。他在急電的催促中，曉行夜奔，匆匆歸來。
◆上帝給你牛奶，不會給你盆鍋
八十年代初同今天的人文環境是不一樣的。今天，有一個能人站在廠裏，你覺得這個廠裏的範圍小，施展不開你的才能，你可以站在市裏的人才交流市場，你可以登報，上廣播、電視，說我可以做經理、廠長，而且我要年薪五萬、十萬、二十萬、五十萬，據報載：“1997年10月6日，距十五大閉幕後不到二十天，正大青春寶董事會全票通過做出了一項事關企業命運與發展前途的重大決策：從公司一億五千萬元的淨資產中劃出千分之十五的股份賣給職工個人，實行工者有其股。其中多次獲得全國優秀企業家、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等榮譽稱號的公司總裁馮根生至少可持有千分之二的股份，即三百萬元。”這在過去敢想嗎?
今天，誰也不會覺得驚奇，像聽夢話或是遇到瘋子、狂人了。可那時不行。在長期封閉、大搞階級鬥爭幾十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時代過來的人，想要一下子就能“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都去參加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的“決心書”出現不久，首先是新聞界特別敏感，反應很快。從未來、從中國現代化、從改革這個角度來看馬勝利，稱讚我的膽識，引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那時，對於改革，上邊鬥爭很激烈，到了下邊，頂的也是噹噹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傳達傳達“紅頭文件”，響亮地喊幾句口號，散會後原來在幹什麽還幹什麽。過去怎麽幹現在仍是怎麽幹。說摸著石頭過河，他才不摸呢，因為他就沒打算下水。而且最保守的人，口號喊得也最響。他們左右觀看，生怕一步邁大了，走快了，閃了腰，失了腳，丟了自己的“烏紗帽”。
我的“決心書”，產生的負麵效應也很大。不要說給我自己，連給我同事、家庭和親友、朋友們都帶來了壓力，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有的人甚至說我有“神經病”。
在“答辯會”沒召開之前，我還得按時間的順序，記敘一下，我為了出席那個盛況空前、嚴肅無比的“答辯會”，避免倉促上陣，我得做許多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先去拜望一下廠長劉廣義。看看他的態度，他有什麽想法。是不是也那樣想，我在拆他的台，搶他的飯碗，同他過不去。
他下了火車，被前簇後擁送往家中，要匯報的中心問題當然是我馬勝利的近來的“活動”，我的那張“決心書”，別人怎麽匯報的，我管不著，當然我會想像出，在站台上迎接的人，應該說，他們都是廠長信得過的、依靠的、得力的人。他們會說些什麽，我是當事人，我會想得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三緘其口，被動挨打。得先“驗明正身”，說明我要承包”的緣由。有一本《是是非非馬勝利》的書是這樣描述的——這時，馬勝利懷著躊躇滿誌的心情，走進了a那群情鼎沸的家中。
正是九點鍾，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的時刻。
剛才還火火暴暴的場麵，頓然由於馬勝利的到來而戛然而止，如同一鳥入林，百鳥壓音……應當坦率地承認，馬勝利對自己能否獲準承包心有疑慮。因為他不是布爾什維克。
不是共產黨員卻要當廠長，這在中國還沒有先例。
這在某些人看來的確荒唐。
他必須得到a的支持。
馬勝利將承包的想法告訴a，然後，解釋說：“承包這件事你早知道，我是怕人說是‘大字報’，才沒簽你的名!如果你在家，簽上你的名字，就不至於惹出這麽‘大麻煩’了……”
a回答得非常幹脆一“包!咱們兩個人包!”改革使他們走到了一起，迎著1984年春天的太陽…—我坦率地說，廠長的這個態度，出乎他左右人的意外，也出乎大多數人的意外，令我驚異，也令我興奮。此時，我想的不多，隻想全廠團結一心，把四化搞上去，沒有第二個心眼。如果說對他的這種態度有所懷疑，也在剎那中閃過去了。
◆我的答辯會
有人後來問，我在1984年4月14日這天，是以怎樣的心情走上“答辯”台的?是慌悚、畏懼，還是胸有成竹、瀟灑走上去的?
我說我當時沒帶鏡子，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副尊容，實話實說，既不感到緊張畏懼，也不認為信心十足，是個贏家。盡管後來人們說這是改變工廠命運的一天，可我當時的心裏想得簡單得很，隻要把我的潛力釋放出來，給我們的改革事業做出點什麽，如此而已。我沒有想到在我的平生中，有這樣一組鏡頭，領導為我“出山”，安排了一場非同尋常的“答辯會”，我現在簡明扼要地道出這些，也許可以讓忙碌的現代人了解過往，增加一點趣事。
王立新在報告文學《旋轉的世界》中，詳細地記述了“答辯會”的那個場麵——石家莊造紙廠近兩千雙眼睛，緊盯著辦公樓二樓會議室，那裏成了世界的中心。即使是值班的職工心潮亦不能平靜，思緒的流雲早就飛到長條桌旁，哪怕一聲輕咳，一聲木椅的碰撞，一聲輕輕的呷茶，都會引起心靈上的同頻共振。連存車處的婦女們，也都翹望著二樓上下的台階，捕捉著出來的每一個人神情的變化，哪怕一霎鎖眉，一個舉步，一束目光，都會引起莫大的關注和揣測……全廠一百多雙眼睛停止了轉動。
馬勝利隨著人流走進會議室，連同行的與會者也禁不住停住腳步，刮目相看。你看：他身著嶄新的藍色中山裝，頭戴威風凜凜的前進帽，下頜微揚，目光平視，透出激動、亢奮和自信，渾身抖著精神，連步履都是快節奏的，一團火，一陣風，他右臂腋下夾著個暗黃色的、厚厚的卷宗袋，好像不是參加答辯會，而是去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代表，那神態似在宣告“我註定馬到成功!”似乎他早就想好了自己在這歷史天平中的位置，穿過重環的勢力圈，徑直來到第七屆領導班子成員對麵的空木椅上，從容、果敢地坐下，旋起右臂，把厚厚的卷宗袋拋在長長的桌麵上。
接著來了幾個有點“背景”的夥計，氣呼呼的，撥開眾人，擠上前，酸溜溜地說：“這個人連黨員都不是，要當廠長?”
“這不是要當廠長的問題，”說話人顯然懂得一些政治鬥法，拿出“尖端武器”上綱上線了。他說，“這是‘政變’!”
“天啊……”膽小的人不禁嚇得叫起來。“你這樣一說可了不得啦，這不成了反革命嗎?”
“這是他的‘野心，大暴露!”
“太狂妄了……”
“這是革命行動，農村就在承包了，有什麽新鮮!”
“改革是中央的政策，沒錯!”
“馬勝利說出這話，就是有這個能耐!”
在不同的意見爭辯中，人們莫衷一是，不管哪方麵的群眾，都在等待著廠長的歸來。廠長正在外地考察。他在急電的催促中，曉行夜奔，匆匆歸來。
◆上帝給你牛奶，不會給你盆鍋
八十年代初同今天的人文環境是不一樣的。今天，有一個能人站在廠裏，你覺得這個廠裏的範圍小，施展不開你的才能，你可以站在市裏的人才交流市場，你可以登報，上廣播、電視，說我可以做經理、廠長，而且我要年薪五萬、十萬、二十萬、五十萬，據報載：“1997年10月6日，距十五大閉幕後不到二十天，正大青春寶董事會全票通過做出了一項事關企業命運與發展前途的重大決策：從公司一億五千萬元的淨資產中劃出千分之十五的股份賣給職工個人，實行工者有其股。其中多次獲得全國優秀企業家、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等榮譽稱號的公司總裁馮根生至少可持有千分之二的股份，即三百萬元。”這在過去敢想嗎?
今天，誰也不會覺得驚奇，像聽夢話或是遇到瘋子、狂人了。可那時不行。在長期封閉、大搞階級鬥爭幾十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時代過來的人，想要一下子就能“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都去參加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的“決心書”出現不久，首先是新聞界特別敏感，反應很快。從未來、從中國現代化、從改革這個角度來看馬勝利，稱讚我的膽識，引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那時，對於改革，上邊鬥爭很激烈，到了下邊，頂的也是噹噹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傳達傳達“紅頭文件”，響亮地喊幾句口號，散會後原來在幹什麽還幹什麽。過去怎麽幹現在仍是怎麽幹。說摸著石頭過河，他才不摸呢，因為他就沒打算下水。而且最保守的人，口號喊得也最響。他們左右觀看，生怕一步邁大了，走快了，閃了腰，失了腳，丟了自己的“烏紗帽”。
我的“決心書”，產生的負麵效應也很大。不要說給我自己，連給我同事、家庭和親友、朋友們都帶來了壓力，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有的人甚至說我有“神經病”。
在“答辯會”沒召開之前，我還得按時間的順序，記敘一下，我為了出席那個盛況空前、嚴肅無比的“答辯會”，避免倉促上陣，我得做許多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先去拜望一下廠長劉廣義。看看他的態度，他有什麽想法。是不是也那樣想，我在拆他的台，搶他的飯碗，同他過不去。
他下了火車，被前簇後擁送往家中，要匯報的中心問題當然是我馬勝利的近來的“活動”，我的那張“決心書”，別人怎麽匯報的，我管不著，當然我會想像出，在站台上迎接的人，應該說，他們都是廠長信得過的、依靠的、得力的人。他們會說些什麽，我是當事人，我會想得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三緘其口，被動挨打。得先“驗明正身”，說明我要承包”的緣由。有一本《是是非非馬勝利》的書是這樣描述的——這時，馬勝利懷著躊躇滿誌的心情，走進了a那群情鼎沸的家中。
正是九點鍾，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的時刻。
剛才還火火暴暴的場麵，頓然由於馬勝利的到來而戛然而止，如同一鳥入林，百鳥壓音……應當坦率地承認，馬勝利對自己能否獲準承包心有疑慮。因為他不是布爾什維克。
不是共產黨員卻要當廠長，這在中國還沒有先例。
這在某些人看來的確荒唐。
他必須得到a的支持。
馬勝利將承包的想法告訴a，然後，解釋說：“承包這件事你早知道，我是怕人說是‘大字報’，才沒簽你的名!如果你在家，簽上你的名字，就不至於惹出這麽‘大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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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辯會
有人後來問，我在1984年4月14日這天，是以怎樣的心情走上“答辯”台的?是慌悚、畏懼，還是胸有成竹、瀟灑走上去的?
我說我當時沒帶鏡子，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副尊容，實話實說，既不感到緊張畏懼，也不認為信心十足，是個贏家。盡管後來人們說這是改變工廠命運的一天，可我當時的心裏想得簡單得很，隻要把我的潛力釋放出來，給我們的改革事業做出點什麽，如此而已。我沒有想到在我的平生中，有這樣一組鏡頭，領導為我“出山”，安排了一場非同尋常的“答辯會”，我現在簡明扼要地道出這些，也許可以讓忙碌的現代人了解過往，增加一點趣事。
王立新在報告文學《旋轉的世界》中，詳細地記述了“答辯會”的那個場麵——石家莊造紙廠近兩千雙眼睛，緊盯著辦公樓二樓會議室，那裏成了世界的中心。即使是值班的職工心潮亦不能平靜，思緒的流雲早就飛到長條桌旁，哪怕一聲輕咳，一聲木椅的碰撞，一聲輕輕的呷茶，都會引起心靈上的同頻共振。連存車處的婦女們，也都翹望著二樓上下的台階，捕捉著出來的每一個人神情的變化，哪怕一霎鎖眉，一個舉步，一束目光，都會引起莫大的關注和揣測……全廠一百多雙眼睛停止了轉動。
馬勝利隨著人流走進會議室，連同行的與會者也禁不住停住腳步，刮目相看。你看：他身著嶄新的藍色中山裝，頭戴威風凜凜的前進帽，下頜微揚，目光平視，透出激動、亢奮和自信，渾身抖著精神，連步履都是快節奏的，一團火，一陣風，他右臂腋下夾著個暗黃色的、厚厚的卷宗袋，好像不是參加答辯會，而是去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代表，那神態似在宣告“我註定馬到成功!”似乎他早就想好了自己在這歷史天平中的位置，穿過重環的勢力圈，徑直來到第七屆領導班子成員對麵的空木椅上，從容、果敢地坐下，旋起右臂，把厚厚的卷宗袋拋在長長的桌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