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盛夏,在6月23日的袁庚保健體檢表上,記錄著如下數據:袁庚,男,88歲,身高170厘米,體重57公斤。事實上,連保健醫生都有些驚訝袁庚身體機能各項指標的完好。人到老年越來越矮,1980年左右,袁庚的身高達到176厘米,體重足足70公斤。和他身體肌肉日漸萎縮相襯,袁庚的記憶力衰退得厲害,來回說著車軲轆話。採訪時細節完全伸展不下去,隻能談個大概或是框框。“現在對他採訪非常艱難,很多時候,他什麽都不知道,問什麽情況都要翻找資料,太可憐了。”


    兒子袁中印的話流露出對父親的愛護與憐憫。


    “我現在是老年癡呆症的初期,記憶都被吃掉了。”袁庚逢人便講,聽上去有些戲謔和自嘲,但絕不顯悲觀色彩。“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對一個奮鬥過、創造過的老人來說,他的記憶在別人的記憶裏,他的生平在歷史的講述中,是用不著悲傷的。幸運的是,當我們一老一少坐在沙發上聊天時,他的記憶還能夠隨著回憶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方向延展。這大概是越是年代久遠的事情越能記憶清晰的緣故吧!


    ◆臨老受命


    招商局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先幹吧,下決心幹起來!


    1973年9月30日,無端地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長達五年半的袁庚,終於被釋放回家,總算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袁庚心裏清楚,如果不是總理周恩來的親自過問,說不定會把他關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單位——中央調查局工作,在人大副委員長廖承誌的幫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長葉飛,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先是外事司負責人,不久被正式任命為外事司副司長。他珍惜新職位,以“拚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這段時間裏,《中英海事協定》、《中巴海事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有關國家的十一個海事協定,都是袁庚負責簽署的,並因此受到領導葉飛的賞識。1978年,已經六十一歲的袁庚,正思謀著“船到碼頭車到站”,回家養老,突然臨老受命,被交通部黨組委派赴港參與招商局工作,“打開局麵”。


    同年6月,袁庚南下香港,到香港招商局調研。袁庚一到香港,像一頭靈敏的獵豹一樣,扇動著鼻翼,廣泛地搜集各種資訊,盡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動態。除了找招商局有關人員交談外,他同工作人員多次實地考察。在眾多香港招商局幹部當中,時任招商局副主任的梁鴻坤是袁庚的第一個談話對象,也是其多次實地考察的夥伴,後來梁鴻坤成了袁庚的得力助手。


    ◆求地蛇口


    我當時怎麽敢要整個南頭半島呢?我要這麽一小塊蛇口,也是蠻大的一塊土地哩。國家能夠給予一個企業這麽大的自主權,作為一個領頭人,我是要負責任的。開發一平方公裏土地,時價將近一億人民幣,國家不給投資,全靠企業自籌,對一個資金僅有1.3億元的駐港企業來說,太難了。這不是我們想不想要的問題,而是一個敢不敢要的問題。我沒那麽大的膽量。


    2004年一個夏日午後,我和袁庚聊天談及蛇口工業區早期用地.他再一次提起他此生最大的遺憾——李先念給他整個南頭半島,他隻敢要蛇口2. 14平方公裏、開發用地約三百畝這麽一個範圍。雖然心存遺憾,但他心裏很清楚,爭取到蛇口這一彈丸之地已經非常艱難了。


    時光回溯到1979年初。袁庚發現招商局以前的經營範圍太窄,其實可以搞一個工業區。而要搞工業區,地皮自然是頭等重要的大事。


    在香港和澳門之行之後,袁庚把眼光轉移到了廣東省寶安縣。於是便有了接下來求地的工作。


    1979年】月31日上午,袁庚隨同穀牧一起去中南海李先念辦公室匯報工作。袁庚表示,要把香港有利條件如資金、技術和國內條件如土地、勞動力結合起來。李先念連連點頭:“現在就是要把香港外匯和國內結合起來用,不僅要結合廣東,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連起來考慮。”


    袁庚從文件夾裏拿出一張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圖展開來,細心地指著地圖請李先念總理看,說:“我們想請中央大力支持,在寶安縣的蛇口劃出一塊地段,作為招商局工業區用地。”


    李先念仔細審視著地圖,目光移到了西北角上廣東省寶安縣新安地界上,說:“給你一塊地也可以。”當袁庚緊張而興奮地看到李先念在地圖的左上角,用力地畫了兩根線條——寶安縣南頭半島的根部。啊,好大的一塊地方,足足有三十平方公裏!那一瞬間,他的腦子分裂成兩半:一半在飛速地計算著開發那一大片土地的資金,那是天文數字!而高雄、巴丹、裕廊等工業區,麵積均為幾平方公裏,基礎條件都優於蛇口。另一半在盤算著萬一出現閃失,對整個國家改革開放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最後,他囁嚅著,隻要了南頭半島南端的蛇口,麵積也有三百畝。


    李先念繼續說道:你要賺外匯,要向國家交稅,要和海關、財政、銀行研究一下,不然你這一塊地區搞特殊,他們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在李先念批示之後,穀牧召集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人商談具體落實招商局建立工業區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袁庚有力地說服了出席會議的有關同誌。臨近會議結束,穀牧將頭轉向袁庚交代說:“你回去和習仲勛、劉田夫同誌商量,繼續搞。”他向眾人晃晃手中的報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要說按香港的辦法辦,實際上也不能按內地的辦法辦。要給你們方便,不怕你們多賺錢。小平同誌認為不僅寶安、珠海縣可以搞,廣東、福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搞。”


    ◆殺出血路


    那時小平已經發話了,說要吸收國際資金和先進技術,十三中全會又正式提出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國務院已經派出經濟代表團出國考察;大家都在尋找打開局麵的機會。我們的報告恰好在這個時候遞上去,中央看到有一個駐外企業願意積極試驗,又有廣東省的支持,而且不要財政部撥款,認為可以試一下,因此事情很快就定下來了。


    對李先念那麽爽快批準自己的報告,給他一塊地皮去冒險,袁庚本人是這樣看待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冒險。這不僅因為招商局作為一個企業來單獨開發一個經濟區,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罕見的;而且還因為建設者為自己規定的目標是: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


    袁庚是個說幹就幹的人,會議一結束,他就給北京的基礎工程建設單位打電話,邀請眾多單位於2月4日在交通部座談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的承包等問題。這個時候的國營企業還在津津有味地吃著“大鍋飯”,頭頭們還沒有意識到把“老包”請回家對搞活企業的重要性,卻多少意識到這個老頭有一些大動作,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經營運作模式。


    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業開發區的消息很快傳播開去,有眼光的商家從中發現巨大的商機,紛紛向招商局打探消息,尋求合作的機會。袁庚決定帶一些人過去看看,現場聽聽他們的意見。就在袁庚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從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上旬),將“蛇口工業開發區”從構想到開始座談承包、組織實施的時候,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春潮正在全國洶湧澎湃。1979年初,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提出,要利用臨近港澳的有利條件,在廣東搞一個出口加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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