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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考察途中，我們也結識了未來的同事，即被中方選定為上海大眾公司總經理的張昌謀。他比我大十歲左右，說著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語——這使我們不用轉彎抹角通過翻譯而能直接溝通。保爾和我利用那次考察的機會，在平時一起活動的時候，小心地與我們未來的合作夥伴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係。
在聖保羅，我們巴西的工廠裏，中國人對桑塔納的裝配尤為感興趣。上海大眾製造桑塔納，是合營合同裏確定的條款，而且是中國人的願望。大眾在合營談判進程中，最先提供的車型是奧迪100，但中國人喜歡桑塔納。主要是中汽總公司總裁饒斌，說服了中國政府，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哪種車型：並非大奔模樣，而是一款省油、價廉又安全的汽車，並且是一輛在與德國人合作初期容易製造的車。關於這點，那個時期有諸多錯誤的看法認為，好像因為桑塔納退出市場，我們便迅速迫使中國人接盤。這種頑固的成見，留傳至今。真實情況卻是，桑塔納盡管在歐洲不怎麽暢銷，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巴西，卻是一款實實在在的暢銷車型。理由充分：它是一款以最先進技術配置的耐用型大眾中級車。中國人想要的就是這種汽車。此外，當時桑塔納還在西班牙、南非生產，更是以許可證方式在日本的尼桑公司製造，這是許多人所不知的。所以，它終歸是我們最新款的汽車。我們把“舊貨”賣給了中國人的那種傳言，完全缺乏根據。可以說桑塔納是當時我們擁有的最先進的汽車。1982年，在試裝合同框架範圍內決定引入桑塔納的時候，它上市才一年。就連那些一再出現的觀點，說我們將德國不再使用的陳舊的生產設備和模具運往上海，也與事實不符。因為在上海大眾創辦初期那種微小的生產能力下，很大程度上為大批量自動化生產而設計出來的德國設備和模具，在我們的工廠根本用不上。
為期兩周的考察結束了。那段日子，我們和中方合作夥伴一起，快速巡視了大眾集團在大西洋彼岸的各個公司，天天一起吃飯，進行了無數次專業討論和私人交談。我們製定了我們合資企業的第一批遠景規劃，並由此在我們共同的企業——上海大眾成功的道路上一起邁出了一小步。
上海大眾第一次董事會(board meeting)於1985年3月20日在龍柏飯店召開，其間，我們被聘任為執行經理人，即executivemittee(執行管理委員會)。張昌謀成為我們的總經理或者說是公司發言人，負責的職能部門為公共事務部。他的代理、副總經理，便是我。我主管的範圍為企業的商務方麵：財務部、採購部、市場和售後服務部。我們的技術執行經理漢斯—約阿希姆，保爾，管理生產、研究和開發、規劃以及質保部門。而人事部和組織部則由我們的第二位中方執管會同事費辰榮負責。董事會一結束，我們便聚攏在一起，舉行了執管會組建會議。一切進行得悄無聲息：我們大家麵對麵，每個人再次做了自我介紹。我們結識了寡言少語的人事領導費辰榮，他沒有參加我們的考察。
最後我們決定，從那一刻起，我們從法律上行使公司領導的義務。即刻起，我們為上海大眾這個企業負責。
第二天早上，為了和員工一起慶祝正式的揭幕儀式，我們駛往工廠;緊接著，又趕往上海展覽館去參加市政府舉辦的招待會。這一天，以龍柏飯店舉行的晚宴而告終，有市長光臨，有煙火盛放，還有其他屬於這種場合的一切。剛開始的日子裏，隻要狼堡來的人還在，晚上的飯局就會一個接著一個：“為了未來共同的成功和良好的合作，幹杯!”
狼堡的集團代表一個個離去，中方的政府官員也退身到了各自在北京或上海的管理機構中。我們則待在安亭，那個麵臨艱巨任務的地方：建造一個現代化的包羅萬象的汽車企業;從國內配套廠商到自行生產和裝配，直至包括各類維修服務站的銷售以及能正常運作的備件供應體係。除此之外，我們德國人另有培訓中方員工和讓中方同仁熟悉西方管理秘訣的義務。我們麵臨著堆積如山的任務，而從第一步到正式接手公司業務，即頒發上海大眾的“營業執照”，留給我們的是五個月的時間。
第09章 霍英東：“白天鵝”飛翔
【霍英東小傳】
霍英東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裏和大陸關係最近的香港巨商。在2006年10月28日去世的時候，他的官方職務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隸屬“黨和國家領導人”。
跟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華商一樣，霍英東出身貧寒。上世紀二十年代，霍英東出生在香港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漁船上，父母終日捕撈為生。
他幸運的是，十三歲的時候被送進了當時香港英倫政府開辦的第一間官立學校，在那裏，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語言與文化的薰陶，使他成為第一批與西方思想對接的華人少年。
他的創業史也是從最底層開始的，他當過鏟煤工、機場苦力、地下機車司機，稍稍有了一點積蓄以後，辦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雜貨店。
他賺到的第一桶金便與倒賣有關。抗戰勝利後，政府拍賣戰時剩餘物資，霍英東借了一百元參加投標，拍中一套一萬八千元的機器，一轉手就賺了二萬二千元。從此，他的人生就與貿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東嶄露頭角是在韓戰時期。當時中關開戰，在美國的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麵封鎖禁運的決議，內地物資空前短缺。香港作為比鄰大陸的惟一自由港，盡管受到英國政府的嚴厲監控，但是仍然是一條最可能向大陸輸送物資的管道。1995年，霍英東在接受冷夏採訪時，第一次親口承認了當年的作為，他說自己最早是從販賣柴油開始的，後來做過藥品、膠管等等，但是，“絕對沒有做軍火生意”。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香港步入繁榮期，人口急劇膨脹，商業超級發達，房市、股市“花繁葉茂”，在這個迅猛成長起來的大市場裏，霍英東縱橫跌宕，出入從容，成為盛極一時的“樓市大王”。據稱，極盛之時，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設與霍家有關。在三十多年裏，霍英東先後涉足香港房產、澳門娛樂業、船務運輸等領域。他膽大心細，敢於一搏，在水深洋大處造大船，謀大業，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業。
但霍英東成了香港商人中在大陸獲得最高政治地位和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之一，並非因為財富之巨，而是其對中國改革事業的投入。
1978年，中國陡開國門，中央政府曾經希望藉助外來資本改造近乎癱瘓的國民經濟，故而將深圳闢為特區，在華南開設多個開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滿懷激情，紛紛躍躍欲試。霍英東們的時代在此刻展開翅膀。
1979年1月，五十六歲的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雙方同意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由霍英東投資一千三百五十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三千六百三十一萬美元，合作期為十五年(以後又延長五年)。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
在聖保羅，我們巴西的工廠裏，中國人對桑塔納的裝配尤為感興趣。上海大眾製造桑塔納，是合營合同裏確定的條款，而且是中國人的願望。大眾在合營談判進程中，最先提供的車型是奧迪100，但中國人喜歡桑塔納。主要是中汽總公司總裁饒斌，說服了中國政府，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哪種車型：並非大奔模樣，而是一款省油、價廉又安全的汽車，並且是一輛在與德國人合作初期容易製造的車。關於這點，那個時期有諸多錯誤的看法認為，好像因為桑塔納退出市場，我們便迅速迫使中國人接盤。這種頑固的成見，留傳至今。真實情況卻是，桑塔納盡管在歐洲不怎麽暢銷，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巴西，卻是一款實實在在的暢銷車型。理由充分：它是一款以最先進技術配置的耐用型大眾中級車。中國人想要的就是這種汽車。此外，當時桑塔納還在西班牙、南非生產，更是以許可證方式在日本的尼桑公司製造，這是許多人所不知的。所以，它終歸是我們最新款的汽車。我們把“舊貨”賣給了中國人的那種傳言，完全缺乏根據。可以說桑塔納是當時我們擁有的最先進的汽車。1982年，在試裝合同框架範圍內決定引入桑塔納的時候，它上市才一年。就連那些一再出現的觀點，說我們將德國不再使用的陳舊的生產設備和模具運往上海，也與事實不符。因為在上海大眾創辦初期那種微小的生產能力下，很大程度上為大批量自動化生產而設計出來的德國設備和模具，在我們的工廠根本用不上。
為期兩周的考察結束了。那段日子，我們和中方合作夥伴一起，快速巡視了大眾集團在大西洋彼岸的各個公司，天天一起吃飯，進行了無數次專業討論和私人交談。我們製定了我們合資企業的第一批遠景規劃，並由此在我們共同的企業——上海大眾成功的道路上一起邁出了一小步。
上海大眾第一次董事會(board meeting)於1985年3月20日在龍柏飯店召開，其間，我們被聘任為執行經理人，即executivemittee(執行管理委員會)。張昌謀成為我們的總經理或者說是公司發言人，負責的職能部門為公共事務部。他的代理、副總經理，便是我。我主管的範圍為企業的商務方麵：財務部、採購部、市場和售後服務部。我們的技術執行經理漢斯—約阿希姆，保爾，管理生產、研究和開發、規劃以及質保部門。而人事部和組織部則由我們的第二位中方執管會同事費辰榮負責。董事會一結束，我們便聚攏在一起，舉行了執管會組建會議。一切進行得悄無聲息：我們大家麵對麵，每個人再次做了自我介紹。我們結識了寡言少語的人事領導費辰榮，他沒有參加我們的考察。
最後我們決定，從那一刻起，我們從法律上行使公司領導的義務。即刻起，我們為上海大眾這個企業負責。
第二天早上，為了和員工一起慶祝正式的揭幕儀式，我們駛往工廠;緊接著，又趕往上海展覽館去參加市政府舉辦的招待會。這一天，以龍柏飯店舉行的晚宴而告終，有市長光臨，有煙火盛放，還有其他屬於這種場合的一切。剛開始的日子裏，隻要狼堡來的人還在，晚上的飯局就會一個接著一個：“為了未來共同的成功和良好的合作，幹杯!”
狼堡的集團代表一個個離去，中方的政府官員也退身到了各自在北京或上海的管理機構中。我們則待在安亭，那個麵臨艱巨任務的地方：建造一個現代化的包羅萬象的汽車企業;從國內配套廠商到自行生產和裝配，直至包括各類維修服務站的銷售以及能正常運作的備件供應體係。除此之外，我們德國人另有培訓中方員工和讓中方同仁熟悉西方管理秘訣的義務。我們麵臨著堆積如山的任務，而從第一步到正式接手公司業務，即頒發上海大眾的“營業執照”，留給我們的是五個月的時間。
第09章 霍英東：“白天鵝”飛翔
【霍英東小傳】
霍英東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年裏和大陸關係最近的香港巨商。在2006年10月28日去世的時候，他的官方職務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隸屬“黨和國家領導人”。
跟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華商一樣，霍英東出身貧寒。上世紀二十年代，霍英東出生在香港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漁船上，父母終日捕撈為生。
他幸運的是，十三歲的時候被送進了當時香港英倫政府開辦的第一間官立學校，在那裏，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語言與文化的薰陶，使他成為第一批與西方思想對接的華人少年。
他的創業史也是從最底層開始的，他當過鏟煤工、機場苦力、地下機車司機，稍稍有了一點積蓄以後，辦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雜貨店。
他賺到的第一桶金便與倒賣有關。抗戰勝利後，政府拍賣戰時剩餘物資，霍英東借了一百元參加投標，拍中一套一萬八千元的機器，一轉手就賺了二萬二千元。從此，他的人生就與貿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東嶄露頭角是在韓戰時期。當時中關開戰，在美國的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麵封鎖禁運的決議，內地物資空前短缺。香港作為比鄰大陸的惟一自由港，盡管受到英國政府的嚴厲監控，但是仍然是一條最可能向大陸輸送物資的管道。1995年，霍英東在接受冷夏採訪時，第一次親口承認了當年的作為，他說自己最早是從販賣柴油開始的，後來做過藥品、膠管等等，但是，“絕對沒有做軍火生意”。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香港步入繁榮期，人口急劇膨脹，商業超級發達，房市、股市“花繁葉茂”，在這個迅猛成長起來的大市場裏，霍英東縱橫跌宕，出入從容，成為盛極一時的“樓市大王”。據稱，極盛之時，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設與霍家有關。在三十多年裏，霍英東先後涉足香港房產、澳門娛樂業、船務運輸等領域。他膽大心細，敢於一搏，在水深洋大處造大船，謀大業，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業。
但霍英東成了香港商人中在大陸獲得最高政治地位和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之一，並非因為財富之巨，而是其對中國改革事業的投入。
1978年，中國陡開國門，中央政府曾經希望藉助外來資本改造近乎癱瘓的國民經濟，故而將深圳闢為特區，在華南開設多個開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滿懷激情，紛紛躍躍欲試。霍英東們的時代在此刻展開翅膀。
1979年1月，五十六歲的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雙方同意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由霍英東投資一千三百五十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三千六百三十一萬美元，合作期為十五年(以後又延長五年)。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