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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從上海拖汽總公司接收過來的廠房裏，建立一套兩班運轉、年產十萬台發動機的發動機生產體係;——提高所謂的國內生產份額，亦即逐步提高所有在中國生產的配套件，以期在合作的第七年達到80%-90%的國內生產比例;——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一套具有備件供應和功能齊全的維修車間的用戶服務網絡;——向大眾股份公司出口短髮動機。
1984年10月，萬事俱備。中國人與外國投資者共同創辦的迄今為止最大的機械製造企業的合作協議，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德國總理海爾穆特·科爾出席簽字儀式，並強調了該項目“作為中德合作象徵”的政治意義。中汽總公司的總裁饒斌、項目組領導蔣濤、作為中國銀行子公司的上海信託諮詢公司的代表周夢熊，以及大眾領導卡爾.h.哈恩博士以及新成立的合資企業董事會第一主席維爾納·p.史密特博士，共同簽署了合作協議。機械工業首家中德合營企業——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 svw)終於塵埃落定。這是中國現代汽車工業誕生的一刻。
◆尋找中國開路先鋒
當我在印格爾斯達特的辦公室電話鈴響起的時候，我從中國回德國才三天。我拿起聽筒。“我是維斯納。波斯特先生，還好嗎?”埃克哈特，維斯納博士負責大眾集團所有國外企業的人事工作。不管是在墨西哥還是在南非，隻要是涉及安排公司高級職位的事宜，均由維斯納博士負責。“我還好，”我答道，“剛從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回來。”維斯納道：“所以我才打電話給您。您倒說說看：你們那裏有沒有一個財務控製人選?…我們這裏有很多財務控製員。您要的是哪一級別的?“科長級。”那時，集團內劃分有四種不同的主管領導等級：董事級、部長級、處長級和科長級。要尋找一名科長人選，寧可求一個比較經濟的解決辦法，即找一個具有公認的業務能力、但領導才幹不一定出色的人。“那麽，那名控製員的工作是什麽?”我詢問道。維斯納答曰：“喔，我們在尋找派往中國的頭號人選。”
難道是我聽錯了，還是他真的這麽認為?難道維斯納真的十分嚴肅地認為，那個中德合資的汽車廠隻靠一名財務控製員身居領導要位就可以建成了?對安亭那個衰敗的總裝車間，我還記憶猶新。因此，我懇求維斯納說：“維斯納先生，我剛從中國回來。您可知道，那裏是怎樣的情形?您想一開始就把企業搞垮?我去過安亭，察看了上海拖汽總公司的那家工廠。您完全想像不出，那裏是什麽狀況!如果想在那裏有朝一日用汽車來賺錢的話，您需要派遣經驗豐富的領導人員，實幹家類型的，並要將必不可少的開路先鋒的精神帶去。”
維斯納博士，這位從頭到腳地地道道的人事專家，表示反對：“您說的也許是對的。可是，我們付不起這些人的工資。那個合資企業還沒有賺錢。一切皆空，八字還沒有一撇呢。”我繼續問道：“那技術方麵上您有哪種人選?”他回答：“啊，那方麵我們已經有個科長級人選了……”
我試圖再次說明，麵對中國的挑戰，我們需要的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員，而是具備企業管理經驗和勇氣的一流領導團隊。我堅決提請維斯納再次慎重考慮一下整件事情。此間，可能由於情緒激動，我脫口說出：“說來說去，還不如我本人來幹。”
就像我隨後得知的那樣，我那句順便帶出的口頭意見，卻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因為緊接著，維斯納就到大眾董事長卡爾.h.哈恩博土那裏匯報了我們的通話內容。“我與波斯特談過了，他剛剛結束長長的中國之行。他也去安亭了解了情況，並告誡說，派一名控製員作為中國企業的領導不太好。另外，”維斯納補充道，“我感覺他本人可能對此工作感興趣。”
而在與維斯納通話之後，我自感有義務向哈恩博土通報我為何擔心中國業務的成敗。我致電博士：“哈恩博士先生，雖然您是掌管一切的監事長，但今天我想跟您談談計劃中的中國區業務。隻派一個財務科長去中國，我們在中國的企業將一事無成。”哈恩博士答道：“您說得完全正確。中國業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為此我們需要另外的人選。”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哈恩博士藉機也問了我，這份工作是否會對我本人有吸引力。我遂平息了誤會：“我沒當真，我當時隻是激將一下而已。”
我們相互約定另找時機深入這個話題。
聖誕節前一周，我與哈恩博士一同從狼堡飛往印格爾斯達特。他行李裏已裝備了滑雪用品，與他的夫人準備前往聖墨裏茲( stmoritz，瑞士阿爾卑斯山知名山城，滑雪勝地)度冬假。他向夫人這樣介紹我：“波斯特先生，我們在上海的新任領導。”我反對道：“哎呀，八字還沒一撇呢。”“哪裏，哪裏，”哈恩博士安慰我道，“不過在聖誕樹下，你可以有時間思忖一番。”
這便是一份正式的提請，放棄在印格爾斯達特(ingolstadt德國的一個小城市，距慕尼黑一小時車程，是audi的總部)的奧迪公司董事職位，以大眾第一人的身份接手中，國公司，讓上海的汽車生產運轉起來。從無到有，建設一家新企業，況且，這又是在中國，那個對我們而言完全陌生的國土。這份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再者，安亭的混亂局麵我剛巧親眼目睹。當時的上海與如今人們認識的那個開放的大都市完全不同。整個城市隻有少數幾幢高樓，沒有國際性大飯店或者餐館。
盡管如此，人們仍然預感到，這個早先曾被稱做“東方巴黎”的城市，會再度繁榮壯大起來。當然，那時還未發展到那一步，人們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而非汽車。人們以統一的藍色中山裝成群結隊地通過不是塵土飛揚，就是積滿雨水的馬路。但不管怎樣，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們是想向前看的。
我是否願意拖兒帶口地前往這個地地道道的中國?我們在印格爾斯達特的新屋剛剛竣工，那幢房子裏每個臥室都有單獨的浴室。所有地板、浴室和露台的大理石石材全是我親自從安那托利亞( anatolien，又名小亞細亞或西亞美尼亞，是土耳其亞洲西南部的一個半島，位於黑海和地中海之間)買來的。接下來的五年，我是否真的願意把這豪華的住宅與簡單的中國寓所對換?
然而最後，我對剛從沉睡中甦醒過來的那個泱泱大國的好奇心，占據了上風。我可以一同經歷那個國家如何開放國門，行動起來並發生變化的過程;或許，我們甚至還可以以我們的創業來一同為構建這個國家盡微薄之力。中共決心進行的這項藉助西方合作夥伴來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世紀工程令我敬佩不已。最終，我為自己設想了對於第一個勇於吃螃蟹的西方汽車製造商而言，中國市場蘊藏著的無限商機。
這種能夠直接推動一些事情發展的機會，對我來說，至關重要。我思忖著，“如果你在德國做什麽事，你會浪費你一半還多的時間來管理，由此浪費了寶貴的精力。但是在上海每一步均會帶來結果，即使有時會有磕磕絆絆甚或倒退。而這一切，均是你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經過認真思考，我告訴自己：“這才是你想做的事。”
1984年10月，萬事俱備。中國人與外國投資者共同創辦的迄今為止最大的機械製造企業的合作協議，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德國總理海爾穆特·科爾出席簽字儀式，並強調了該項目“作為中德合作象徵”的政治意義。中汽總公司的總裁饒斌、項目組領導蔣濤、作為中國銀行子公司的上海信託諮詢公司的代表周夢熊，以及大眾領導卡爾.h.哈恩博士以及新成立的合資企業董事會第一主席維爾納·p.史密特博士，共同簽署了合作協議。機械工業首家中德合營企業——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 svw)終於塵埃落定。這是中國現代汽車工業誕生的一刻。
◆尋找中國開路先鋒
當我在印格爾斯達特的辦公室電話鈴響起的時候，我從中國回德國才三天。我拿起聽筒。“我是維斯納。波斯特先生，還好嗎?”埃克哈特，維斯納博士負責大眾集團所有國外企業的人事工作。不管是在墨西哥還是在南非，隻要是涉及安排公司高級職位的事宜，均由維斯納博士負責。“我還好，”我答道，“剛從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回來。”維斯納道：“所以我才打電話給您。您倒說說看：你們那裏有沒有一個財務控製人選?…我們這裏有很多財務控製員。您要的是哪一級別的?“科長級。”那時，集團內劃分有四種不同的主管領導等級：董事級、部長級、處長級和科長級。要尋找一名科長人選，寧可求一個比較經濟的解決辦法，即找一個具有公認的業務能力、但領導才幹不一定出色的人。“那麽，那名控製員的工作是什麽?”我詢問道。維斯納答曰：“喔，我們在尋找派往中國的頭號人選。”
難道是我聽錯了，還是他真的這麽認為?難道維斯納真的十分嚴肅地認為，那個中德合資的汽車廠隻靠一名財務控製員身居領導要位就可以建成了?對安亭那個衰敗的總裝車間，我還記憶猶新。因此，我懇求維斯納說：“維斯納先生，我剛從中國回來。您可知道，那裏是怎樣的情形?您想一開始就把企業搞垮?我去過安亭，察看了上海拖汽總公司的那家工廠。您完全想像不出，那裏是什麽狀況!如果想在那裏有朝一日用汽車來賺錢的話，您需要派遣經驗豐富的領導人員，實幹家類型的，並要將必不可少的開路先鋒的精神帶去。”
維斯納博士，這位從頭到腳地地道道的人事專家，表示反對：“您說的也許是對的。可是，我們付不起這些人的工資。那個合資企業還沒有賺錢。一切皆空，八字還沒有一撇呢。”我繼續問道：“那技術方麵上您有哪種人選?”他回答：“啊，那方麵我們已經有個科長級人選了……”
我試圖再次說明，麵對中國的挑戰，我們需要的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員，而是具備企業管理經驗和勇氣的一流領導團隊。我堅決提請維斯納再次慎重考慮一下整件事情。此間，可能由於情緒激動，我脫口說出：“說來說去，還不如我本人來幹。”
就像我隨後得知的那樣，我那句順便帶出的口頭意見，卻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因為緊接著，維斯納就到大眾董事長卡爾.h.哈恩博土那裏匯報了我們的通話內容。“我與波斯特談過了，他剛剛結束長長的中國之行。他也去安亭了解了情況，並告誡說，派一名控製員作為中國企業的領導不太好。另外，”維斯納補充道，“我感覺他本人可能對此工作感興趣。”
而在與維斯納通話之後，我自感有義務向哈恩博土通報我為何擔心中國業務的成敗。我致電博士：“哈恩博士先生，雖然您是掌管一切的監事長，但今天我想跟您談談計劃中的中國區業務。隻派一個財務科長去中國，我們在中國的企業將一事無成。”哈恩博士答道：“您說得完全正確。中國業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為此我們需要另外的人選。”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哈恩博士藉機也問了我，這份工作是否會對我本人有吸引力。我遂平息了誤會：“我沒當真，我當時隻是激將一下而已。”
我們相互約定另找時機深入這個話題。
聖誕節前一周，我與哈恩博士一同從狼堡飛往印格爾斯達特。他行李裏已裝備了滑雪用品，與他的夫人準備前往聖墨裏茲( stmoritz，瑞士阿爾卑斯山知名山城，滑雪勝地)度冬假。他向夫人這樣介紹我：“波斯特先生，我們在上海的新任領導。”我反對道：“哎呀，八字還沒一撇呢。”“哪裏，哪裏，”哈恩博士安慰我道，“不過在聖誕樹下，你可以有時間思忖一番。”
這便是一份正式的提請，放棄在印格爾斯達特(ingolstadt德國的一個小城市，距慕尼黑一小時車程，是audi的總部)的奧迪公司董事職位，以大眾第一人的身份接手中，國公司，讓上海的汽車生產運轉起來。從無到有，建設一家新企業，況且，這又是在中國，那個對我們而言完全陌生的國土。這份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再者，安亭的混亂局麵我剛巧親眼目睹。當時的上海與如今人們認識的那個開放的大都市完全不同。整個城市隻有少數幾幢高樓，沒有國際性大飯店或者餐館。
盡管如此，人們仍然預感到，這個早先曾被稱做“東方巴黎”的城市，會再度繁榮壯大起來。當然，那時還未發展到那一步，人們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而非汽車。人們以統一的藍色中山裝成群結隊地通過不是塵土飛揚，就是積滿雨水的馬路。但不管怎樣，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們是想向前看的。
我是否願意拖兒帶口地前往這個地地道道的中國?我們在印格爾斯達特的新屋剛剛竣工，那幢房子裏每個臥室都有單獨的浴室。所有地板、浴室和露台的大理石石材全是我親自從安那托利亞( anatolien，又名小亞細亞或西亞美尼亞，是土耳其亞洲西南部的一個半島，位於黑海和地中海之間)買來的。接下來的五年，我是否真的願意把這豪華的住宅與簡單的中國寓所對換?
然而最後，我對剛從沉睡中甦醒過來的那個泱泱大國的好奇心，占據了上風。我可以一同經歷那個國家如何開放國門，行動起來並發生變化的過程;或許，我們甚至還可以以我們的創業來一同為構建這個國家盡微薄之力。中共決心進行的這項藉助西方合作夥伴來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世紀工程令我敬佩不已。最終，我為自己設想了對於第一個勇於吃螃蟹的西方汽車製造商而言，中國市場蘊藏著的無限商機。
這種能夠直接推動一些事情發展的機會，對我來說，至關重要。我思忖著，“如果你在德國做什麽事，你會浪費你一半還多的時間來管理，由此浪費了寶貴的精力。但是在上海每一步均會帶來結果，即使有時會有磕磕絆絆甚或倒退。而這一切，均是你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經過認真思考，我告訴自己：“這才是你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