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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政府計劃在上海將汽車工業擴建成重點產業。由於汽車工業為其他許多現代化國民經濟行業的核心，所以一開始，中國人就特別堅定地推動著它的發展。早在1978年，中國政府的代表就開始與德國大眾商討在上海合作生產轎車事宜。因為在那裏——中國的經濟改革家們決定——應該形成一個中國汽車工業未來的重心之一，即中國的底特律。
◆合營合同的敲定
推動中德合作談判的，並非由於大眾集團的主動，而是歸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子健的審時度勢。在尋求工業建設合作夥伴的過程中，他於1978年11月拜訪了位於斯圖加特的戴姆勒—奔馳總部。由於中國人過去隻是零敲碎打地見過世麵，因此他們僅知道少數幾家汽車製造商，其中德國的隻有斯圖加特的戴姆勒—奔馳。
當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抵達德國時，他發覺大街上的奔馳車並沒有像想像的那樣一輛挨著一輛，而是大量的大眾產品，如甲殼蟲或者高爾夫。因此，周子健打聽這些汽車的製造商。斯圖加特人向那位部長解釋，這些都來自狼堡的大眾。周子健立刻決定率他的代表團坐火車奔赴狼堡。
抵達狼堡後，代表團徒步從火車站趕往歷來是大眾廠訪客主人口的“桑特康普門崗”(sandkamp，德國大眾狼堡總部廠區南一處大門的名稱)。藉助於翻譯，周子健向當班的警衛做了如下的自我介紹：“我是中國的機械工業部部長，想與大眾的負責人對話。”那名警衛麵對這位身著中山裝、徒步到來的部長驚訝不已，於是設法找個能接待他的人。
謝天謝地，那一天正巧負責銷售的大眾董事維爾納.p.史密特博土在公司上班。警衛於是致電給他：“史密特博士先生，我麵前站著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想與您對話。”史密特董事先生的驚訝程度不亞於那名警衛，他充滿敬意和新奇地回應道：“那就請他到大樓裏我的辦公室來吧。那將是我的榮幸。”
中國政府和大眾的對話便如此開始。來訪、回訪，直至最後產生汽車領域首家中德合資企業：而這些都源自周子健一時興起並果斷實施的念頭。這段插曲是德國人對中國人實用主義的最初印象，而中國人正是以這種實用主義來做每一件他們麵對的工作的。
誠然，大眾向中國人毛遂自薦成為合作夥伴，自有其一番道理。中國人在其工業現代化過程中追逐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引進新技術來滿足本國對轎車的需求，並同時挖掘出口潛力：首先是針對亞洲市場，長遠目標也為了進軍歐美市場。
中方的合作夥伴意欲短期內實現現有汽車工業的現代化和生產技術上符合國際標準的本地產品。為此，他們優先要達到質量要求和經濟性指標，以此證明自己有能力建設具有競爭力的汽車出口工業。為了這一宗旨，他們需要一切事關工業領域的西方關鍵技術：從產品技術和生產工藝，到企業管理知識、培訓和進修係統，直至銷售、售後服務和市場營銷戰略。長遠而言，中國意欲通過這一途徑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競爭對手，至少是在東南亞地區。
中國人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曾聯絡過美國通用和日本豐田兩大汽車生產商，但均遭婉言謝絕。
哈恩博士早就清楚地看到中國是二十一世紀的市場。故此，當他於1982年從患病的前任托尼·許牧克手中接任大眾董事長席位之後，便有目的地推進與中國人的談判。在他的一手“導演”下，那些更確切地說是“偶然”與中國開始的會談得以加速。其戰略遠景為：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在東南亞地區設立一個“橋頭堡”，對抗那裏的競爭對手：日本人和韓國人，以便成功地被市場所接受。
對於大眾而言，重要的是盡快在中國這塊未來大有發展的市場上立足。由於當時交通密度極低，長遠看來這塊市場會提供很大的商機。
1985年，中國大地上每一千人才有八輛汽車，而這八輛中，轎車或許隻有一至二輛。與其他國家相比，這些數據蒼白無力。而在日本，每一千人約有二百二十輛轎車，德國和美國則約有五百輛。因此，適合市場需求來擴大生產能力和產品品種，並逐步拓展銷售機會，便是大眾公開宣稱的目標。
大眾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舉措是出示了一份報價，那是一份提供在中國生產發動機並部分以全球聯合供貨方式出口的報價。以那些發動機出口為契機，大眾得以滿足中國政府和合作夥伴的最基本的需求，即長期的外匯收支平衡。現代化要花錢——不僅僅要花中國的人民幣(rmb)，還要花大量的外匯——德國馬克或美元。合資企業的外籍員工的工資大部分要以外匯支付，先進的生產車間所用的新設備往往隻能在國外訂購，還有剛開始時桑塔納自有生產用的配套產品和零件，幾乎百分之一百在狼堡購買。
為防止合資企業尚未正式起步便陷入外匯短缺的困境，隻有從合營合同中明確看到那些企業如何自行吸收外匯並長期自行進行收支平衡的條款時，中國政府才予批準成立外資參股的合營企業。換言之，一個企業所需的外匯，須由它自行創收。上海大眾藉助發動機廠和出口前景得以跨越了這一道至關重要的審批障礙。通過計劃出口，實現上海大眾工業現代化和我們的生產所需的美金才會源源不斷地湧出。這一構想讓中國人信服。談判接近尾聲，隻有大眾和雪鐵龍尚在較勁，大眾最終中標得到這一項目，也是因為報價方案提供了一個有根有據的依靠自身力量能進行外匯收支平衡的前景。
再者，大眾當時在世界上還享有極好的名聲，擁有在諸如巴西或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建有生產基地的相關經驗。此外，大眾還承諾中方，將持續不斷地傳授工藝和關鍵技術。合同有效期被設定為二十五年，這打消了中國人的疑慮，即外國人通過他們的合資隻是想“快速結帳走人”。那份共同製定的有著明確具體的階段性目標的計劃，一直延伸到雙方合作的第七個年頭。
一開始，大眾就致力於建立一個資本投資並按投資份額劃分經營管理權限的合營企業，即一個所謂的“中外合資企業”( equity j。intventure)，其基本結構依照德國有限責任公司而建。具體來說，最終達成的合營合同具體擬定：公司的原始資本總計應為二百五十五億人民幣，按照1984年的匯率計算，約等於十九億德國馬克。大眾注入原始資本的一半，另一半由三個中方合作夥伴分攤，即上海拖拉機汽車總公司(上海拖汽總公司)25%，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中國國家汽車工業總公司(中汽總公司)10%，以及中國銀行(中行)15%。
當時，新成立企業的任務為：
——將從上海拖汽總公司接收的、迄今為止隻生產了“上海牌”一種轎車車型的汽車廠，改建成現代化工廠，改造在衝壓車間、車身車間、油漆車間和總裝車間四大生產領域進行;——將產品(桑塔納)的生產能力逐步提升到三萬輛，並擴大為兩班生產：
◆合營合同的敲定
推動中德合作談判的，並非由於大眾集團的主動，而是歸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子健的審時度勢。在尋求工業建設合作夥伴的過程中，他於1978年11月拜訪了位於斯圖加特的戴姆勒—奔馳總部。由於中國人過去隻是零敲碎打地見過世麵，因此他們僅知道少數幾家汽車製造商，其中德國的隻有斯圖加特的戴姆勒—奔馳。
當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抵達德國時，他發覺大街上的奔馳車並沒有像想像的那樣一輛挨著一輛，而是大量的大眾產品，如甲殼蟲或者高爾夫。因此，周子健打聽這些汽車的製造商。斯圖加特人向那位部長解釋，這些都來自狼堡的大眾。周子健立刻決定率他的代表團坐火車奔赴狼堡。
抵達狼堡後，代表團徒步從火車站趕往歷來是大眾廠訪客主人口的“桑特康普門崗”(sandkamp，德國大眾狼堡總部廠區南一處大門的名稱)。藉助於翻譯，周子健向當班的警衛做了如下的自我介紹：“我是中國的機械工業部部長，想與大眾的負責人對話。”那名警衛麵對這位身著中山裝、徒步到來的部長驚訝不已，於是設法找個能接待他的人。
謝天謝地，那一天正巧負責銷售的大眾董事維爾納.p.史密特博土在公司上班。警衛於是致電給他：“史密特博士先生，我麵前站著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想與您對話。”史密特董事先生的驚訝程度不亞於那名警衛，他充滿敬意和新奇地回應道：“那就請他到大樓裏我的辦公室來吧。那將是我的榮幸。”
中國政府和大眾的對話便如此開始。來訪、回訪，直至最後產生汽車領域首家中德合資企業：而這些都源自周子健一時興起並果斷實施的念頭。這段插曲是德國人對中國人實用主義的最初印象，而中國人正是以這種實用主義來做每一件他們麵對的工作的。
誠然，大眾向中國人毛遂自薦成為合作夥伴，自有其一番道理。中國人在其工業現代化過程中追逐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引進新技術來滿足本國對轎車的需求，並同時挖掘出口潛力：首先是針對亞洲市場，長遠目標也為了進軍歐美市場。
中方的合作夥伴意欲短期內實現現有汽車工業的現代化和生產技術上符合國際標準的本地產品。為此，他們優先要達到質量要求和經濟性指標，以此證明自己有能力建設具有競爭力的汽車出口工業。為了這一宗旨，他們需要一切事關工業領域的西方關鍵技術：從產品技術和生產工藝，到企業管理知識、培訓和進修係統，直至銷售、售後服務和市場營銷戰略。長遠而言，中國意欲通過這一途徑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競爭對手，至少是在東南亞地區。
中國人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曾聯絡過美國通用和日本豐田兩大汽車生產商，但均遭婉言謝絕。
哈恩博士早就清楚地看到中國是二十一世紀的市場。故此，當他於1982年從患病的前任托尼·許牧克手中接任大眾董事長席位之後，便有目的地推進與中國人的談判。在他的一手“導演”下，那些更確切地說是“偶然”與中國開始的會談得以加速。其戰略遠景為：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在東南亞地區設立一個“橋頭堡”，對抗那裏的競爭對手：日本人和韓國人，以便成功地被市場所接受。
對於大眾而言，重要的是盡快在中國這塊未來大有發展的市場上立足。由於當時交通密度極低，長遠看來這塊市場會提供很大的商機。
1985年，中國大地上每一千人才有八輛汽車，而這八輛中，轎車或許隻有一至二輛。與其他國家相比，這些數據蒼白無力。而在日本，每一千人約有二百二十輛轎車，德國和美國則約有五百輛。因此，適合市場需求來擴大生產能力和產品品種，並逐步拓展銷售機會，便是大眾公開宣稱的目標。
大眾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舉措是出示了一份報價，那是一份提供在中國生產發動機並部分以全球聯合供貨方式出口的報價。以那些發動機出口為契機，大眾得以滿足中國政府和合作夥伴的最基本的需求，即長期的外匯收支平衡。現代化要花錢——不僅僅要花中國的人民幣(rmb)，還要花大量的外匯——德國馬克或美元。合資企業的外籍員工的工資大部分要以外匯支付，先進的生產車間所用的新設備往往隻能在國外訂購，還有剛開始時桑塔納自有生產用的配套產品和零件，幾乎百分之一百在狼堡購買。
為防止合資企業尚未正式起步便陷入外匯短缺的困境，隻有從合營合同中明確看到那些企業如何自行吸收外匯並長期自行進行收支平衡的條款時，中國政府才予批準成立外資參股的合營企業。換言之，一個企業所需的外匯，須由它自行創收。上海大眾藉助發動機廠和出口前景得以跨越了這一道至關重要的審批障礙。通過計劃出口，實現上海大眾工業現代化和我們的生產所需的美金才會源源不斷地湧出。這一構想讓中國人信服。談判接近尾聲，隻有大眾和雪鐵龍尚在較勁，大眾最終中標得到這一項目，也是因為報價方案提供了一個有根有據的依靠自身力量能進行外匯收支平衡的前景。
再者，大眾當時在世界上還享有極好的名聲，擁有在諸如巴西或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建有生產基地的相關經驗。此外，大眾還承諾中方，將持續不斷地傳授工藝和關鍵技術。合同有效期被設定為二十五年，這打消了中國人的疑慮，即外國人通過他們的合資隻是想“快速結帳走人”。那份共同製定的有著明確具體的階段性目標的計劃，一直延伸到雙方合作的第七個年頭。
一開始，大眾就致力於建立一個資本投資並按投資份額劃分經營管理權限的合營企業，即一個所謂的“中外合資企業”( equity j。intventure)，其基本結構依照德國有限責任公司而建。具體來說，最終達成的合營合同具體擬定：公司的原始資本總計應為二百五十五億人民幣，按照1984年的匯率計算，約等於十九億德國馬克。大眾注入原始資本的一半，另一半由三個中方合作夥伴分攤，即上海拖拉機汽車總公司(上海拖汽總公司)25%，中國汽車工業聯合會、中國國家汽車工業總公司(中汽總公司)10%，以及中國銀行(中行)15%。
當時，新成立企業的任務為：
——將從上海拖汽總公司接收的、迄今為止隻生產了“上海牌”一種轎車車型的汽車廠，改建成現代化工廠，改造在衝壓車間、車身車間、油漆車間和總裝車間四大生產領域進行;——將產品(桑塔納)的生產能力逐步提升到三萬輛，並擴大為兩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