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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08章 馬丁·波斯特：中國第一輛“桑塔納
【馬丁·波斯特小傳】
馬丁·波斯特是德國大眾結緣中國傳奇的重要參與者之一。
在德國，他曾是奧迪公司和大眾集團的董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放棄奧迪董事會成員的安逸生活，遠赴剛剛甦醒萌動的中國上海。作為上海大眾首任德方總經理，他在上海待了三年，帶著一群對未知的東方同樣抱有好奇和信心的德國同事，與剛剛掙脫束縛努力要重新爬起來的中國人一起，在上海安亭建立起了新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上海大眾，並且在這裏生產出了暢銷中國數十年的桑塔納轎車。
當時的馬丁·波斯特年屆四十，才剛剛簽了一份在奧迪擔任人事董事的五年期合同，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兩個小女兒，一幢新的樓房，生活安逸，前途穩定。然而到中國來參觀了之後，他的想法有了改變。
按照合同的規定，上海拖汽公司以實物入股，即一些設備，包括汽車和發動機裝配廠房。此外，他們還將提供使用從上海市政府手裏租賃而來的安亭那片十萬平方米的廠區。合資企業的任務為，將兩座陳舊的、半是倒塌、半是博物館級的廠區設施，改變成非常現代、具有競爭力和符合國際市場水準的生產場地。
初到中國時，波斯特麵臨最大的挑戰在於缺乏了解中國社會的狀況、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他們做生意的方式。他所有的，隻是一個明確的任務——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以及談判的底線——絕對不能有任何妥協的質量問題。在這些原則下，波斯特發現“隻要你給予對方應有的尊重，以正確的方式表達，什麽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你傷了你的夥伴的麵子，那麽你也會丟人，互相之間就不再有尊重了”。
在某些項目運轉不順利的時候，波斯特也漸漸知道，最有效的辦法是直接去找上層解決問題，而不是在下麵協調那些沒有實權的辦事人員。比如有一次，大眾需要用港口裝卸一批零件，但事情進行得非常不順利，於是波斯特直接去北京跟最高領導抱怨：“我們有麻煩，我們幹得很不開心……”最後事情就得到了解決。
而上海桑塔納是當時中國最現代、最暢銷的汽車，全國三十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所有馬路上，奔馳著桑塔納轎車，西到拉薩，北到哈爾濱，南到廣州。1986年，銷售了近8500輛汽車，1987年已超過了11000輛。1988年，銷售量上升到15500輛。全國範圍內36個設施室善的維修站，為用戶提供服務，這些服務工作，通過上海和北京密集中心的兩個流動維修機構得到補充，以便能在現場提供快速的幫助。大眾的市場營銷工作，也在全國各地都留有痕跡。
1988年的夏天，桑塔納立在巨幅gg牌中央，在每個大城市裏熠熠生輝。 上麵寫著：“shanghai santana - the most advanced car in china”(上海桑塔納——中國最先進的汽車)。也正是這個夏天，馬丁·波斯特離開了上海，回到德國擔任大眾勞工董事，結束了其在上海三年多近一千個日日夜夜艱苦的創業歷程。
中國的經歷改變了馬丁的生活軌跡。 自那之後，馬丁每隔兩個月都要到中國來一次，從大眾退休後，他就職於一家諮詢公司，專為那些不斷趕往中國淘金的西方人提供建議，傳授經驗。在他看來，雖然在中國，人們的眼界、市場的活力、城市的麵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很多根本的東西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有那麽一刻我呼吸停止：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這些落伍的廠房，腦子一片空白。難道這些遍地塵土的簡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車製造廠?
就是在這種地方，大眾要聯合中國人一起造車?然而，望一眼公司的招牌，證實了我的確沒有走錯地方。我站在上海拖拉機汽車總公司的一家工廠前，這是家中國的國營企業，而狼堡的大眾集團剛與這家企業簽訂了合資合約。這份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svw)的合同才於前幾周，即1984年10月10日，在北京簽署。
◆與安亭工廠的初次接觸
時間是1984年11月初。我從漢斯—賽德爾基金會那個小型的巴伐利亞代表團活動開溜了一天。這個團受邀於中國友協，在中國已遍遊三周。作為奧迪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我想近距離觀察一下我的母公司不久後要與中國人共同建設中國首家現代化轎車生產地的地方。
在一名中方代表團團長的陪同下，我坐著計程車從上海市區出發，前往其西北部三十公裏之外的安亭，嘉定縣一個所謂的工業區中的一座村莊。由於自行車、水牛，加上本身的路況，車快不了，我們在路上就花了整整一個小時的時間。路邊，看到的是農民在稻田裏勞作。我們的車也順帶給農民們特意鋪灑在路上的稻子脫粒。盡管我早已預感到，中國人急需實現生產的現代化，但第一眼看到某一天會成為“上海大眾”的那塊地方，這種隱約的預感卻變成了痛苦的事實：大量的金屬廢料散亂地堆放在廠區地麵上，那些房屋，與我們想像中的生產廠房，風馬牛不相及。
所有的窗戶漏風。那條滿是沙土、未經夯實的道路從廠區中央穿過，室內不僅與室外同樣潮濕，而且還同樣陰冷。沒有暖氣。我覺得，廠區如此荒廢，似乎可以說是到了被拆毀的境地。這根本無法想像，某日如何從這樣衰敗的廠房，生產出來哪怕隻有那麽一輛我們可以勉強認可的轎車。“天啊!”這一聲驚嘆在我腦中迴旋，“誰要想在這裏同中國人合作，那將會麵臨著巨大的挑戰。”狼堡對那份合資合同做何考慮?
帶著這個疑問，我離開了安亭，在上海市區與代表團匯合，不日便返回德國。
首次中國之行的經歷，讓我思考良久。在那裏，人們生活在歐洲人幾乎無法想像的貧困境地，可同時，我又能感受到整個國家對改善的期盼。人們表現出樂觀主義的精神，一種實實在在的對變革的興致。這種情形，我在德國鮮有經歷，那個國家在經濟奇蹟發生後的年代裏似乎更想安於舒適的現狀。
其時，我年屆四十，才剛剛簽訂了一份擔任奧迪人事董事的為期五年的新合同。當時，我有著幸福的婚姻生活，兩個妙不可言的女兒、一幢新的樓房、一名司機;總而言之，我擁有人們想擁有的一切。但是，伴隨著中國之行，那種印象在我的腦海裏不斷加深：天啊，這世界也還有另一麵呢。我要重新定位。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政府邀請世界各國的企業，以資本和關鍵技術參股於中共倡導的工業現代化項目。以西方技術和西方管理知識為交換，中國人首次向外國投資者提供了通往世界上最具潛力的國家市場的通道。那是一個未來將有顯著增長率預期和指日可待的諸多贏利前景的市場。因為當時，無論如何，中國的需求增長在望。
與世隔絕了一百年，經歷了各種動亂、內戰和饑荒的幾十年，中國大地似乎開始了一個新紀元。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經濟改革家逐漸地在管理著那個泱泱大國的中共組織中贏得優勢。那些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家們很清楚地看到，中國社會已超過十億的人口，會隨之帶來各類諸如糧食和能源等的供給問題。改革家們得出的結論是，隻有在中國農業和工業低下的生產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才能得以解決。為此，這個1983年人均年收入尚不足350美元的國家，需要來自外部的經濟援助——尤其是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
【馬丁·波斯特小傳】
馬丁·波斯特是德國大眾結緣中國傳奇的重要參與者之一。
在德國，他曾是奧迪公司和大眾集團的董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放棄奧迪董事會成員的安逸生活，遠赴剛剛甦醒萌動的中國上海。作為上海大眾首任德方總經理，他在上海待了三年，帶著一群對未知的東方同樣抱有好奇和信心的德國同事，與剛剛掙脫束縛努力要重新爬起來的中國人一起，在上海安亭建立起了新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上海大眾，並且在這裏生產出了暢銷中國數十年的桑塔納轎車。
當時的馬丁·波斯特年屆四十，才剛剛簽了一份在奧迪擔任人事董事的五年期合同，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兩個小女兒，一幢新的樓房，生活安逸，前途穩定。然而到中國來參觀了之後，他的想法有了改變。
按照合同的規定，上海拖汽公司以實物入股，即一些設備，包括汽車和發動機裝配廠房。此外，他們還將提供使用從上海市政府手裏租賃而來的安亭那片十萬平方米的廠區。合資企業的任務為，將兩座陳舊的、半是倒塌、半是博物館級的廠區設施，改變成非常現代、具有競爭力和符合國際市場水準的生產場地。
初到中國時，波斯特麵臨最大的挑戰在於缺乏了解中國社會的狀況、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他們做生意的方式。他所有的，隻是一個明確的任務——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以及談判的底線——絕對不能有任何妥協的質量問題。在這些原則下，波斯特發現“隻要你給予對方應有的尊重，以正確的方式表達，什麽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你傷了你的夥伴的麵子，那麽你也會丟人，互相之間就不再有尊重了”。
在某些項目運轉不順利的時候，波斯特也漸漸知道，最有效的辦法是直接去找上層解決問題，而不是在下麵協調那些沒有實權的辦事人員。比如有一次，大眾需要用港口裝卸一批零件，但事情進行得非常不順利，於是波斯特直接去北京跟最高領導抱怨：“我們有麻煩，我們幹得很不開心……”最後事情就得到了解決。
而上海桑塔納是當時中國最現代、最暢銷的汽車，全國三十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所有馬路上，奔馳著桑塔納轎車，西到拉薩，北到哈爾濱，南到廣州。1986年，銷售了近8500輛汽車，1987年已超過了11000輛。1988年，銷售量上升到15500輛。全國範圍內36個設施室善的維修站，為用戶提供服務，這些服務工作，通過上海和北京密集中心的兩個流動維修機構得到補充，以便能在現場提供快速的幫助。大眾的市場營銷工作，也在全國各地都留有痕跡。
1988年的夏天，桑塔納立在巨幅gg牌中央，在每個大城市裏熠熠生輝。 上麵寫著：“shanghai santana - the most advanced car in china”(上海桑塔納——中國最先進的汽車)。也正是這個夏天，馬丁·波斯特離開了上海，回到德國擔任大眾勞工董事，結束了其在上海三年多近一千個日日夜夜艱苦的創業歷程。
中國的經歷改變了馬丁的生活軌跡。 自那之後，馬丁每隔兩個月都要到中國來一次，從大眾退休後，他就職於一家諮詢公司，專為那些不斷趕往中國淘金的西方人提供建議，傳授經驗。在他看來，雖然在中國，人們的眼界、市場的活力、城市的麵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很多根本的東西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有那麽一刻我呼吸停止：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這些落伍的廠房，腦子一片空白。難道這些遍地塵土的簡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車製造廠?
就是在這種地方，大眾要聯合中國人一起造車?然而，望一眼公司的招牌，證實了我的確沒有走錯地方。我站在上海拖拉機汽車總公司的一家工廠前，這是家中國的國營企業，而狼堡的大眾集團剛與這家企業簽訂了合資合約。這份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svw)的合同才於前幾周，即1984年10月10日，在北京簽署。
◆與安亭工廠的初次接觸
時間是1984年11月初。我從漢斯—賽德爾基金會那個小型的巴伐利亞代表團活動開溜了一天。這個團受邀於中國友協，在中國已遍遊三周。作為奧迪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我想近距離觀察一下我的母公司不久後要與中國人共同建設中國首家現代化轎車生產地的地方。
在一名中方代表團團長的陪同下，我坐著計程車從上海市區出發，前往其西北部三十公裏之外的安亭，嘉定縣一個所謂的工業區中的一座村莊。由於自行車、水牛，加上本身的路況，車快不了，我們在路上就花了整整一個小時的時間。路邊，看到的是農民在稻田裏勞作。我們的車也順帶給農民們特意鋪灑在路上的稻子脫粒。盡管我早已預感到，中國人急需實現生產的現代化，但第一眼看到某一天會成為“上海大眾”的那塊地方，這種隱約的預感卻變成了痛苦的事實：大量的金屬廢料散亂地堆放在廠區地麵上，那些房屋，與我們想像中的生產廠房，風馬牛不相及。
所有的窗戶漏風。那條滿是沙土、未經夯實的道路從廠區中央穿過，室內不僅與室外同樣潮濕，而且還同樣陰冷。沒有暖氣。我覺得，廠區如此荒廢，似乎可以說是到了被拆毀的境地。這根本無法想像，某日如何從這樣衰敗的廠房，生產出來哪怕隻有那麽一輛我們可以勉強認可的轎車。“天啊!”這一聲驚嘆在我腦中迴旋，“誰要想在這裏同中國人合作，那將會麵臨著巨大的挑戰。”狼堡對那份合資合同做何考慮?
帶著這個疑問，我離開了安亭，在上海市區與代表團匯合，不日便返回德國。
首次中國之行的經歷，讓我思考良久。在那裏，人們生活在歐洲人幾乎無法想像的貧困境地，可同時，我又能感受到整個國家對改善的期盼。人們表現出樂觀主義的精神，一種實實在在的對變革的興致。這種情形，我在德國鮮有經歷，那個國家在經濟奇蹟發生後的年代裏似乎更想安於舒適的現狀。
其時，我年屆四十，才剛剛簽訂了一份擔任奧迪人事董事的為期五年的新合同。當時，我有著幸福的婚姻生活，兩個妙不可言的女兒、一幢新的樓房、一名司機;總而言之，我擁有人們想擁有的一切。但是，伴隨著中國之行，那種印象在我的腦海裏不斷加深：天啊，這世界也還有另一麵呢。我要重新定位。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政府邀請世界各國的企業，以資本和關鍵技術參股於中共倡導的工業現代化項目。以西方技術和西方管理知識為交換，中國人首次向外國投資者提供了通往世界上最具潛力的國家市場的通道。那是一個未來將有顯著增長率預期和指日可待的諸多贏利前景的市場。因為當時，無論如何，中國的需求增長在望。
與世隔絕了一百年，經歷了各種動亂、內戰和饑荒的幾十年，中國大地似乎開始了一個新紀元。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經濟改革家逐漸地在管理著那個泱泱大國的中共組織中贏得優勢。那些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家們很清楚地看到，中國社會已超過十億的人口，會隨之帶來各類諸如糧食和能源等的供給問題。改革家們得出的結論是，隻有在中國農業和工業低下的生產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才能得以解決。為此，這個1983年人均年收入尚不足350美元的國家，需要來自外部的經濟援助——尤其是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