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大趨勢,是中國的必由之路。在書中我首先講的就是全世界都在經歷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再向信息社會的過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觀念就需要更新,我們的社會體製需要改革,需要適應一個更加開放、更加民主的社會。社會要信息化,主要的就是要推勸科技、教育、經濟領域的一係列改革,包括所有製改革和人才選拔製度改革。


    上個世紀整個八十年代的中國都在醞釀著一股渴望進步、渴望變革的思潮,年輕人和知識分子渴望對外麵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渴望發展與機會,而當時的體製又存在著壓製人才、壓製自由精神的弊端,因此,我和我同時代的一些誌同道合者進行著改革思想的啟蒙,關注著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思想啟蒙者與觀念孵化器的作用。


    ◆五條戰線同時作戰


    因為《中國的大趨勢》的出版,我也成了知名的社會活動家、演說家、經濟學者,被香港《明報》譽為“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後來又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雲人物”之一。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同時在五條戰線上作戰:


    第一條戰線是教學。作為大學教授,上大課,帶研究生。


    第二條戰線是科研。我先後在國內外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上發表了一百零六篇學術論文,出版十餘本學術專著。我還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量子生物學和藥物分子設計實驗室。我們組織舉辦了第一屆量子藥理學、量子生物學和藥物分子設計的研討會,前後一共召開了三屆。


    第三條戰線是擔任行政職務。當時我是中國科技大學化學係主任,兼職擔任過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也曾擔任過安慶化工研究所的所長兼黨委書記。


    第四條戰線是參加社會活動。全國兩百多所高校派人來科大參觀,我也不斷地應邀到全國各地去演講,累計在全國一百多所高校、一百多個城市的政府幹部培訓機構等進行演講,宣傳新技術革命浪潮,宣傳思想觀念變革。我的報告之所以受到聽眾歡迎,首先是因為思想具有前瞻性,能夠開闊聽眾視野,提升他們的認識;其次是信息量大,融合了最新的國內外科技與管理成果;最後我也能夠提出一係列對當前問題的解決方案。


    對我來說,去做這些講演報告多數是重複勞動,在各地演講的內容大同小異,浪費了我很多時間與精力,但是我看到了講演的影響力。在北大、清華和其他高校,台下擠滿了黑壓壓的聽眾,甚至講台上都坐滿了學生,更有甚者爬到窗戶上,一趴三個多小時,其情其景讓人感動。


    我上百次聽人當麵對我說:“溫教授,你改變了我的人生,因為聽了你的報告,我走上了一條不同於以往的人生道路。”


    當時大家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對社會變革的觀點如饑似渴,我的報告如此受到歡迎,對此我很欣慰。這也是我不能謝絕各地頻繁邀請的原因。其中我印象較深的是在蛇口講課那次。1984年6月14日,我訪問蛇口工業區,給工業區幹部、培訓中心學員講了《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和體製改革對策的探討》和《現在創造型人才及其培養》兩課,並多次與聽講者座談。在講話和座談中,我對蛇口工業區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工業區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是第二次浪潮即工業文明的口號,第三次浪潮的口號應該是“信息就是資源,效率就是生命,人才就是資本”。工業區應該特別注重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發展趨勢,注意信息收集,克服因地理和交通原因而遠離文化中心帶來的弱點,要進一步注意從全國各地用各種方式和各種形式引進各類專門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包括智囊團、顧問團和諮詢委員會;


    2.蛇口的幹部比較精簡,尤其經理人業務量大,忙於業務,存在著知識老化和缺乏新思想等問題;


    3.應該提高“知識和主意”的價值,蛇口工資改革中工資差別較小,這不是改革的方向,應擴大差別;


    4.特區應該加強內聯,二線不應成為特區與內地關係的障礙,招商局和蛇口工業區作為一個經濟實體,應像三洋公司在世界各國有分公司一樣,在全國各地也可以有它的分公司,擴大業務範圍。


    第五條戰線是在實務層麵參與社會改革。我到過很多國家,知道破產對於企業進步是很重要的。因此當1984年曹思源提出製訂《企業破產法》時,我就召集了三十二個人幫助曹思源來做這項工作,並把這項提議作為議案在人大會議上提出來。同時,我在中國最早提出《全國代表大會公民旁聽製度》的立法提案,呼籲《專利法》的訂立等等,這些都對中國經濟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另外我還開辦了“文革”後的第一家科技公司。


    ◆把科技轉化為財富


    1984年我在中國科技大學創辦了“文革”後中國第一家科技公司——振華新技術開發公司。它主要從事技術轉讓活動,嚐試著將科技轉化為財富。大學創辦科技公司在當時是個創舉。象牙塔裏的教授出來辦企業賺錢,然後還用這筆收入來支持科研與教學,這是在當時鐵板一塊的教育科研機製下長出來的一株幼苗。


    我們當時主要進行技術諮詢與專利技術轉讓。我們沒有向學校向國家要一分錢,每一分錢都是我們自己掙的,每一張桌椅都是自己的勞動所得。我們從兩千元的諮詢費做起。這種寶貴的嚐試讓我們看到了科技如何轉化為生產力,轉化為財富。我們的賴氨酸麵包,讓至少五百個個體戶有了致富之路,最有名的是讓一個合肥的民營企業家通過麵包廠起家成為身價幾千萬的富翁,這十分令人鼓舞。


    我們是最早推動中國知識分子富起來的實踐者。我們係的老師因為有信息諮詢費,收入得到明顯改善,我們也有了更多的錢來推動學術活動。我們在全國高校最早開展了自己出資的學術活動,組織了全國信息資源開發研討會,主辦了量子生物學和量子藥理學研討會,贊助了第124屆國際天體物理學術交流會。


    很多知識分子有讓財富與科技相結合的想法,但我們是最早的實踐者。可以說,後來的校辦企業北大方正等,都受到過我們的影響。正是在創辦了科技公司的基礎上,我後來支持創辦了《科技諮詢報》,這是中國第一份以科技開發和科技諮詢為主題的報紙,當時也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


    某種意義上,我是第一個鼓吹建立“中國矽穀”的人。當時我認識了一個台灣的記者,他寫了一本《矽穀人》的書,我把這本書的觀念引進到大陸來。在我們這一批人的倡導下,後來中國大陸才有了中關村高新技術開發區,才有了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後來在全國建立的無數個高新技術開發區。


    第06章 王振滔:兩燒溫州鞋


    【王振滔小傳】


    在三十年的改革史上,溫州企業家是十分顯赫而醒目的一個獨特集團。他們是最早的市場經濟啟蒙者,從一開始便以集團軍作戰的模式自我發展與互通信息,也是在全國尚處於懵懂期時,溫州商人便開始縱橫天下,遍地開花。現如今,溫州已形成諸多特色產業,尤以服裝、鞋具廣為人知。奧康是個中代表,而奧康創始人王振滔的歷程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溫州商人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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