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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人生：一起走過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76年，正值推翻“四人幫”，於是溫元凱在學術刊物上頻頻發表論文，引起國內外同行關注，也再次受到壓製。1977年6月，他憋著一股氣，給當時已經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方毅寫信。沒想到，方毅看了他的信以後，立刻給他回信，並推薦他參加由鄧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談會，在會上溫元凱一鳴驚人，大膽建議恢復高考，派遣留學生，鄧小平當場接受，當年便開始了舉世聞名的恢復高考行動。溫元凱的命運也隨之徹底改變——那個曾經建議派遣留學生的溫元凱成為了第一批留學法國的新中國青年。
此後的溫元凱一發而不可收拾，1982年他回國後，向中央上書，呼籲進行教育體製改革。1984年，他的專著《中國的大趨勢》問世，這對當時的中國改革形成了極大的衝擊，由此溫元凱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演說家，被港報稱為“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雲人物”之一。
當然，溫元凱的人生豐富度遠遠不止這些。1992年，他受邀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從事量子生物學的研究。後進入華爾街，三年的銀行投資工作經歷使他從一個科學家轉變為一個金融家。1997年回國，投身於中國資本市場運作，致力於金融策劃工作。同時，溫元凱又不斷出版圖書，發表他那些一如既往的驚世語言——他說：“有香港刊物稱我是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認為是新思想的啟蒙者，這個稱號我當之無愧。”他又在2007年出版的圖書《牛市一萬點》中說：
“保守地講，上證綜指將在2010年登上一萬點。未來三年，中國將造就一億中產階級和數百名‘中國巴菲特’。”盡管這些語言在今天看來有些蒼白與自大，但一個人能經歷數十年，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聲音，也是價值所在。
◆一個好學生
我出生在一個清苦的工人家庭，父母均是失業工人，靠叔叔的接濟生活。雖然家境清貧，從小家裏一本書都沒有，但我靠給圖書館做義務服務員而有機會讀到很多書。我看過的《居裏夫人傳》和《元素的故事》這兩本書，對我影響很大，差不多從中學開始，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個居裏夫人那樣的科學家。這些書啟發了我對科學的興趣，我甚至自己在家做化學試驗。
1963年，我如願考上了南京大學化學係。應該說，我是一個學習很勤奮很刻苦的人。但我基本靠自學來獲取知識。大學二年級時，我對無機化學中的離子極化現象感興趣，開始自學德語和俄語，鑽研了大批英文、德文和俄文的原始化學文獻，完成了兩篇化學論文，後經南京大學著名無機化學權威戴安邦教授鑒評，認為水平已經超過吉林大學化學係兩位講師的同課題論文。
1966年，高教部以全國通報“一個生動、活潑、主動學習的好學生”對我予以表揚，共青團中央也給予了表彰。但是，“文革”很快開始了，我被迫離開了學校，下放到農村和軍墾農場勞動改造，1972年到浙江紹興長征塑料廠擔任技術員。但我對化學的研究並沒有中止，其間進行了技術革新，開發了新產品“蓖麻油製造工程塑料尼龍11”。1973年，因為一個難得的機會，我被推薦到了中國科技大學化學係任助教，從此走上了教學和研究的道路。後來有人稱我是經濟學家，我不敢當，但是我可以毫不謙虛地稱自己是化學家，我在化學上取得過一係列的學術成果。1974年，我就開始在“文革”後恢復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979年被破格提升為中國最年輕的副教授，《人民日報》曾以頭版頭條給予報導。
◆倡導教育改革
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第二天去北京參加“國務院科教座談會”。接電話時，我既不知道會議將討論哪些主題，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參加，更不知道將由誰來主持。就這樣有些懵懂地上了飛機，直到第二天在機場，見到當時教育司司長劉道玉，他告訴我，這個座談會由剛剛復出五天的鄧小平同誌親自主持，將討論科教改革方麵的話題。
那天我們人住北京飯店，我看到參會人員名單中的三十三位代表全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全是科教界的老前輩，如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清華大學校長何東昌、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等，五十歲以下的隻有三人，四十歲以下的僅有我一人。我當時三十一歲，是中國科技大學一個普通講師，也是最年輕的代表。
會議開始了，一身軍裝的鄧小平同誌走進來。盡管他在開場白中表示要當科技教育的後勤部長，讓大家多反映問題。會議剛開始的氣氛有些沉悶，大家還在習慣性地做自我檢查，講一些套話。中午，協助鄧小平同誌組織會議的童大林(後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找到我們幾個年輕代表，讓我們多談談當前科技界存在的具體問題。受到鼓勵後，在下午的會議上我抓住機會，大膽地提出了恢復高考製度的建議，建議由原來的工農推薦改為自願報考、擇優錄取。鄧小平同誌當即表示贊同，並指示當年即開始實行。鄧小平同誌話音剛落，全場人員包括一旁送水的服務員都站起來熱烈鼓掌，大家十分興奮。在接下來的四天會議中，我又利用簡報的形式提出恢復留學生製度和建立科學學派等建議。
恢復高考製度和留學生製度，改變了千千五萬中國年輕人的命運。
當然這次會議也最終改變了我自己的命運。會後，《人民日報》以《不怕扣自由主義帽子的溫元凱》進行專訪，《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高於一切的追求》的文章，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中也進行了報導，同時我也開始受邀去各地進行演講。
1980年，我前往法國巴黎大學居裏夫人實驗室留學，師從量子生物學世界級權威波爾曼教授夫婦，在此期間訪問了美國和英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不僅開闊了我的視野，還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出國前，我以階級眼光來看待世界;出國後，我認識到解放生產力的必要。在進行量子化學研究的同時，也看到了中國進行科技教育體製改革的迫切性。1982年我回國後，向中央上書呼籲進行教育體製改革。當年我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化學教研室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有了化學係這樣一個舞台，我就有意識地在係內進行一係列的製度改革。就這樣，一場波及全國的科教體製改革大潮，從一個化學教研室瀰漫開來。
◆《中國的大趨勢》風靡全國
當年，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席捲中國的知識界，全球信息化給世界也給中國帶來了極大挑戰。在這兩本書的影響下，我總結自己平時演講的內容寫成了《中國的大趨勢》一書，講述了我所理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未來中國的大趨勢。
《中國的大趨勢》一書隻有十幾萬字，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但反響十分強烈。這本書出版後一下子風靡全國，它在1984年成為繼《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之後的第二大暢銷書，被很多知識分子傳閱，至今仍然有人告訴我說那本書影響了他的人生。
此後的溫元凱一發而不可收拾，1982年他回國後，向中央上書，呼籲進行教育體製改革。1984年，他的專著《中國的大趨勢》問世，這對當時的中國改革形成了極大的衝擊，由此溫元凱成為知名的社會活動家、演說家，被港報稱為“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評為“中國改革十大風雲人物”之一。
當然，溫元凱的人生豐富度遠遠不止這些。1992年，他受邀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從事量子生物學的研究。後進入華爾街，三年的銀行投資工作經歷使他從一個科學家轉變為一個金融家。1997年回國，投身於中國資本市場運作，致力於金融策劃工作。同時，溫元凱又不斷出版圖書，發表他那些一如既往的驚世語言——他說：“有香港刊物稱我是中國當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認為是新思想的啟蒙者，這個稱號我當之無愧。”他又在2007年出版的圖書《牛市一萬點》中說：
“保守地講，上證綜指將在2010年登上一萬點。未來三年，中國將造就一億中產階級和數百名‘中國巴菲特’。”盡管這些語言在今天看來有些蒼白與自大，但一個人能經歷數十年，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聲音，也是價值所在。
◆一個好學生
我出生在一個清苦的工人家庭，父母均是失業工人，靠叔叔的接濟生活。雖然家境清貧，從小家裏一本書都沒有，但我靠給圖書館做義務服務員而有機會讀到很多書。我看過的《居裏夫人傳》和《元素的故事》這兩本書，對我影響很大，差不多從中學開始，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個居裏夫人那樣的科學家。這些書啟發了我對科學的興趣，我甚至自己在家做化學試驗。
1963年，我如願考上了南京大學化學係。應該說，我是一個學習很勤奮很刻苦的人。但我基本靠自學來獲取知識。大學二年級時，我對無機化學中的離子極化現象感興趣，開始自學德語和俄語，鑽研了大批英文、德文和俄文的原始化學文獻，完成了兩篇化學論文，後經南京大學著名無機化學權威戴安邦教授鑒評，認為水平已經超過吉林大學化學係兩位講師的同課題論文。
1966年，高教部以全國通報“一個生動、活潑、主動學習的好學生”對我予以表揚，共青團中央也給予了表彰。但是，“文革”很快開始了，我被迫離開了學校，下放到農村和軍墾農場勞動改造，1972年到浙江紹興長征塑料廠擔任技術員。但我對化學的研究並沒有中止，其間進行了技術革新，開發了新產品“蓖麻油製造工程塑料尼龍11”。1973年，因為一個難得的機會，我被推薦到了中國科技大學化學係任助教，從此走上了教學和研究的道路。後來有人稱我是經濟學家，我不敢當，但是我可以毫不謙虛地稱自己是化學家，我在化學上取得過一係列的學術成果。1974年，我就開始在“文革”後恢復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979年被破格提升為中國最年輕的副教授，《人民日報》曾以頭版頭條給予報導。
◆倡導教育改革
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第二天去北京參加“國務院科教座談會”。接電話時，我既不知道會議將討論哪些主題，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參加，更不知道將由誰來主持。就這樣有些懵懂地上了飛機，直到第二天在機場，見到當時教育司司長劉道玉，他告訴我，這個座談會由剛剛復出五天的鄧小平同誌親自主持，將討論科教改革方麵的話題。
那天我們人住北京飯店，我看到參會人員名單中的三十三位代表全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全是科教界的老前輩，如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清華大學校長何東昌、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等，五十歲以下的隻有三人，四十歲以下的僅有我一人。我當時三十一歲，是中國科技大學一個普通講師，也是最年輕的代表。
會議開始了，一身軍裝的鄧小平同誌走進來。盡管他在開場白中表示要當科技教育的後勤部長，讓大家多反映問題。會議剛開始的氣氛有些沉悶，大家還在習慣性地做自我檢查，講一些套話。中午，協助鄧小平同誌組織會議的童大林(後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找到我們幾個年輕代表，讓我們多談談當前科技界存在的具體問題。受到鼓勵後，在下午的會議上我抓住機會，大膽地提出了恢復高考製度的建議，建議由原來的工農推薦改為自願報考、擇優錄取。鄧小平同誌當即表示贊同，並指示當年即開始實行。鄧小平同誌話音剛落，全場人員包括一旁送水的服務員都站起來熱烈鼓掌，大家十分興奮。在接下來的四天會議中，我又利用簡報的形式提出恢復留學生製度和建立科學學派等建議。
恢復高考製度和留學生製度，改變了千千五萬中國年輕人的命運。
當然這次會議也最終改變了我自己的命運。會後，《人民日報》以《不怕扣自由主義帽子的溫元凱》進行專訪，《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高於一切的追求》的文章，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聯播”中也進行了報導，同時我也開始受邀去各地進行演講。
1980年，我前往法國巴黎大學居裏夫人實驗室留學，師從量子生物學世界級權威波爾曼教授夫婦，在此期間訪問了美國和英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不僅開闊了我的視野，還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出國前，我以階級眼光來看待世界;出國後，我認識到解放生產力的必要。在進行量子化學研究的同時，也看到了中國進行科技教育體製改革的迫切性。1982年我回國後，向中央上書呼籲進行教育體製改革。當年我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化學教研室主任兼黨支部書記。
有了化學係這樣一個舞台，我就有意識地在係內進行一係列的製度改革。就這樣，一場波及全國的科教體製改革大潮，從一個化學教研室瀰漫開來。
◆《中國的大趨勢》風靡全國
當年，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約翰·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席捲中國的知識界，全球信息化給世界也給中國帶來了極大挑戰。在這兩本書的影響下，我總結自己平時演講的內容寫成了《中國的大趨勢》一書，講述了我所理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未來中國的大趨勢。
《中國的大趨勢》一書隻有十幾萬字，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但反響十分強烈。這本書出版後一下子風靡全國，它在1984年成為繼《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之後的第二大暢銷書，被很多知識分子傳閱，至今仍然有人告訴我說那本書影響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