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1984年,當電腦在我們國家還是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懷中的“寶貝”時,杭州第二中藥廠電腦控製中心已經正式運行了,這也是我國中藥企業首次與電腦結緣。我們開始是用電腦進行財務管理、生產調度、情報處理、資料儲存,發展到現在,已經直接運用於生產一線。像進入新世紀後建成投產的提取車間,從煎煮到出液,從沉澱到濃縮,整個車間二千六百個控製點,六十多個控製迴路,完全由計算機來進行自動化程控,原先三十多個人的工作量,現在兩個人就能承擔,而且質量還有了大幅提升。這個車間的現代化程度,不僅在國內領先,在世界範圍也居於前列,連見多識廣的溫家寶總理在參觀後都連連稱讚:我沒有看到過這樣現代化的中藥廠,管理得很好。


    ◆“破三鐵”——提高整體福利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風浪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新舊思潮的交鋒。在治療藥一統天下時推出滋補保健藥,將傳統中藥劑型改變為現代中藥劑型,在廠區建設和生產設備上和現代化接軌……這些舉措看似隻是物的改變,其實都離不開人的改變,人與人的鬥爭。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場“破三鐵”,改革的對象則直接變成了人。


    “破三鐵”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即幹部能上能下,破掉“鐵交椅”;職工能進能出,破掉“鐵飯碗”;收入能高能低,破掉“鐵工資”。這些放在現在,已經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在當年,絕對是一場鬥爭。你想想,原有的二十三個處室,一下精簡成十四個;原先當車間領導的,一下子成了統計員、庫房保管員;幹得好的可以取得高收入,幹得不好的、不遵守勞動紀律的,連原先的工資都拿不到……這必然觸動一些人的個人利益,一時間,反對“破三鐵”的聲音滿耳朵都是:“全國多少萬個全民企業分配製度都不動,杭州第二中藥廠為啥要動?還不是你馮根生要出風頭,稱好佬!…職工全變成了合同工,還叫全民企業嗎?”


    在阻力和威脅麵前,我們沒有退縮。我知道,隻有破掉“三鐵”,國有企業才有活力。我們堅持勞動表現、勞動紀律和工資收入掛鉤。一位工作骨幹工作時間在車間裏洗頭,我們依據規章扣了她五十元錢(當時全廠月均工資隻有六十五元),被職工們嘆為“比在美國洗頭還貴”;一位副廠長因為“夏時製”忘了調錶,遲到兩分鍾,被當場罰款……一件件的事實讓職工們認識到,這次“破三鐵”不是說說算,而是真改革了。


    更重要的是,職工們看到了改革後生產力的解放,給大家帶來了種種好處,尤其是整體收入和福利的提高,開始自覺地參與改革,支持改革,變從前的“死、懶、散、窮”為“活、勤、嚴、富”,於是出現了懶人變勤人、為了不遲到打計程車上班等一係列新鮮事。


    ◆考廠長——讓老虎掙脫束縛


    “花無百日紅”,對一家企業來說也是這樣。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投身改革開放的大潮到八十年代末,我們的企業一直蓬勃向上,一次次成為改革發展的典型。到了1989年,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出口受阻,國內市場大幅下滑,國有企業普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困難麵前,我們盼望能夠得到領導部門的支持。沒想到,一些領導部門非但沒能提供這樣的支持,還反過頭來,把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中已經解脫的枷鎖又重新撿拾回來,重新套在國企頭上。“考廠長”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事例。


    “考廠長”就是上級部門對國有企業的廠長進行考試,考試內容五花八門,從安全知識到財務製度,從勞動工資到經濟合同,甚至連環保綠化知識、計劃生育條款,也要廠長親自出頭考一番,花上許多時間,寫上幾萬字的答題。這種考試,不僅內容繁瑣,而且規定嚴格:見不到廠長的教學檔案、培訓筆記和考試成績單,申報的部級以上的質量獎項不能批準,企業也不能升級。我長期在一線工作,知道作為一家企業的領導,“雞叫出門,鬼叫進門”,“兩眼一睜,忙到三更”,長出三頭六臂都不夠使,哪有那麽多的時間陷入到這裏邊!幾經思考,我決定再當一回“出頭鳥”,告訴他們:老馮罷考了。當時,我講了這樣一番話:


    “我不是絕對反對考試,有些國家規定的廠長經理必備知識,考一下未嚐不可。請一些新廠長參加上崗知識培訓和考試也可以。但是現在的考試太多太濫。我當廠長二十年了,快下崗了,再叫我參加上崗考試,有必要嗎?計劃生育、環境衛生、勞動保護、植樹綠化都有專職幹部分管,全叫我一人考,受得了嗎?門門都考好成績,廠長合格證書是拿到了,但廠長的活兒全別幹了。”


    “我這樣說,一些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同誌聽了可能不高興。有的人會說,‘老馮,企業的事我們都不聞不問,那叫我們吃幹飯?’其實,這些同誌誤會了,國營大中型企業麵臨的困難很多,光靠自身努力很難解決。對來自政府部門的支持、服務和理解,我們求之不得,舉雙手歡迎;我們感到厭煩的,隻是形式主義的機關作風。”


    考廠長是上級在考你,罷考當然有大風險,我認識的一位廠長,就是因為要處理廠裏的一件急事沒有參加某項考試,被領導大會點,小會批,最後連勞模稱號都被抹掉了。但是我想,“罷考”的目的是呼籲給國企改革鬆綁,我不怕。幸運的是,我的做法得到了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多家媒體的支持。杭州市領導以及一些主管部門負責人指示,有關部門一定要減輕廠長的負擔,加強對企業的服務,為廠長經理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工作環境。上海市也提出了類似舉措。


    ◆披洋衣——花錢買體製


    “考廠長”被轟掉了,但是,在反對“考廠長”中我想到的一個問題,卻始終在我的頭腦中轉來轉去:為什麽形式主義這一套東西喜歡到國有大中型企業來擺弄?我熟悉不少外資、合資、鄉鎮企業的廠長或經理,他們的考試,包括評比、檢查、開會等等,就比國企少多了。我一直認為,國有企業是“老虎”,關鍵是,現在這隻“老虎”被束縛住了手腳,所以反而鬥不過放開手腳的“猴子”。要讓國有企業煥發活力,必須放開它的手腳。我想到了轉變經營機製。


    要轉變經營機製,和外商合資經營是一條最直接、最簡捷的路。這在當時可算是一個大膽的想法。誰都知道,馮根生是以高舉民族藥業大旗聞名的,如今怎麽想起來要披上一件“洋衣服”?豈不知,我是要通過合資,解開捆在國有企業身上的重重束縛,更快更好地發展。


    當時一些國有企業和外方合資,實際上是被對方吃掉。我們不想這樣做,我們要探索出一條合資的新路,合資後,非但不被對方吃掉,還要讓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幾經考慮,我們在杭州第二中藥廠之上,組建了一個母公司——中國(杭州)青春寶集團有限公司。有了這個母公司和沒有這個母公司大不一樣:沒有它,“杭中二”的合資是自己叫賣自己,合資就像“全體入夥”,連品牌、秘方都要“合”進去;有了它呢,“杭中二”便從沒娘兒變成了有娘兒,合資談判成了“父母為兒女談婚論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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