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0頁
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齊太史的故事是這樣的：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的是，齊國的大臣崔抒弒其君齊莊公，齊太史乃秉筆直書：“崔抒弒其君。”崔抒就殺了齊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我們今天看這則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為了維護記史的直書實錄傳統，齊國的太史們一個接一個地視死如歸，這是用鮮血換得的史書上的真話，以及偉大的直書實錄的史學傳統!文天祥在《正氣歌》裏，將“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天地間正氣的表現之一。這兩則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揚了一種誓死捍衛史官直書實錄傳統的精神。單純的“史官”文化在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中似乎是短暫的，但史官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從晉的董狐到齊的太史簡，到後來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馬遷，史官和他們書寫的史都體現了中國文化中濃厚的“以古為鑑”與“為後世法”的歷史意念。唐太宗的“ 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說清了統治者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史觀。所以在浩如煙海的古籍典冊中，史書的數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還有大量的野史。(南彥：此處應充實一些數據)中國史學在世界上是很發達的，很少有其他國家的史學係統有我們那麽長，那麽完整。二十四史有紀、傳、表、誌四個部分：紀，是一個劃年代的表;誌，是專門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來講一些事;傳，是依據歷史人物的事跡來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人物傳記在中國史學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國人寫史、讀史，重史的傳統。為君王者重視一個朝代在歷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個賢明的聖主，有追求的個人則把青史留名作為最高追求，史於是有了終極裁判的意味。於是在君王死後的諡號上往往一個字就蓋棺論定了。對於國家於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賜號追封，以示褒獎。
中國史官文化的重要特點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員，“這一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麵貌為中國古代史學所獨有。最早的古希臘史事的編寫者為民間詩人，古埃及文獻的記錄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從一發始便在史學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國古文化的奧秘》馮天瑜 周積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頁)。由此可證：中國文化的基礎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們從中國史官文化的產生中還看到了血腥和殘酷。史官伴著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衝擊，董狐還好，遇到趙盾比較憨厚，齊太史就太悲慘了，司馬遷遭受宮刑奇恥大辱。在中國從古至今，為真理二字而獻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們這裏說的是史官文化，仔細地嚼嚼，有史官不等於就有這種文化，而中國既然形成了這種獨特的文化類型，那是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個就是政府對記史的重視，甚至是熱衷;另一個就是史官的堅持和盡職盡責，甚至不怕掉腦袋。所以產生史官是一回事，產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礎條件，後者是提升的結果。而推動史官文化產生並相沿成文化傳統的是政府和史官。後期的史誌意識和史的精神已經成為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鏈條上應該有這樣的清楚的記錄：政府——史官——董狐、齊太史簡——左丘明——孔子——司馬遷——司馬光——。。。。。。
正史——官員立傳傳世。
國史立傳，是朝廷對官員的恩典和表彰，能獲得這項榮譽，對官員來說，是死後的最高獎賞，光宗耀祖，福蔭後輩子孫，是極其光彩的事情。所謂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於此得以實現。
青史流名是官員追求的目標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這個權柄。在正史中樹碑立傳，是朝廷和官員注目的文化事業，也是官文化之一種。
文集——揚名傳世的書冊。
重要官員死後，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書紮、詩文，或稱全集、文集、遺集，記錄了官員從政的過程。這種文字，高級官員多，道府以下官員的文集則很少。
《大清縉紳全書》——一種官場聯絡手冊。把從中央到地方一級的衙門、官員的姓名、字、職務、籍貫一一列出，使大家對全國職官情況瞭然於胸。
科名錄——另一種官場聯絡手冊。做官要靠科舉成名，這種書分為秀才、舉人、進士三類，按姓名、字號、年齡、籍貫、三代及其家屬，同年應試，同榜考中的稱為年誼，步入仕途，官場中也好彼此照顧。
年譜碑銘——官員的參考書。從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經驗和教訓。
以上種種成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觀——做官百科全書。
作者絕大多數是官員，從當朝一品到為官員做幕僚的人物，從終身為官者到曾涉足官場者，專業的作者絕無僅有。他們的身份首先是官，作為文章的作者隻是業餘的，文章隻是做官的副產品。
中國人似乎人人生來都是政治家，而中國傳統政治的運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論是“人治”還是“治人”，都離不開權、術、智、謀四字。仁者當權、智者識權、多謀者運權、善術者使權，恐怕是中國“人治”與“治人”的傳統中最為理想的“四套馬車”。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的是，齊國的大臣崔抒弒其君齊莊公，齊太史乃秉筆直書：“崔抒弒其君。”崔抒就殺了齊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我們今天看這則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為了維護記史的直書實錄傳統，齊國的太史們一個接一個地視死如歸，這是用鮮血換得的史書上的真話，以及偉大的直書實錄的史學傳統!文天祥在《正氣歌》裏，將“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作為天地間正氣的表現之一。這兩則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揚了一種誓死捍衛史官直書實錄傳統的精神。單純的“史官”文化在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中似乎是短暫的，但史官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從晉的董狐到齊的太史簡，到後來的左丘明，到孔子，到司馬遷，史官和他們書寫的史都體現了中國文化中濃厚的“以古為鑑”與“為後世法”的歷史意念。唐太宗的“ 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說清了統治者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史觀。所以在浩如煙海的古籍典冊中，史書的數量是最大的。不但有官修的正史還有大量的野史。(南彥：此處應充實一些數據)中國史學在世界上是很發達的，很少有其他國家的史學係統有我們那麽長，那麽完整。二十四史有紀、傳、表、誌四個部分：紀，是一個劃年代的表;誌，是專門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來講一些事;傳，是依據歷史人物的事跡來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人物傳記在中國史學占很重要的位置。
史官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國人寫史、讀史，重史的傳統。為君王者重視一個朝代在歷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個賢明的聖主，有追求的個人則把青史留名作為最高追求，史於是有了終極裁判的意味。於是在君王死後的諡號上往往一個字就蓋棺論定了。對於國家於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賜號追封，以示褒獎。
中國史官文化的重要特點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員，“這一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麵貌為中國古代史學所獨有。最早的古希臘史事的編寫者為民間詩人，古埃及文獻的記錄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從一發始便在史學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國古文化的奧秘》馮天瑜 周積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頁)。由此可證：中國文化的基礎就是政治文化。
另外，我們從中國史官文化的產生中還看到了血腥和殘酷。史官伴著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衝擊，董狐還好，遇到趙盾比較憨厚，齊太史就太悲慘了，司馬遷遭受宮刑奇恥大辱。在中國從古至今，為真理二字而獻出生命的代不乏人。
我們這裏說的是史官文化，仔細地嚼嚼，有史官不等於就有這種文化，而中國既然形成了這種獨特的文化類型，那是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的：一個就是政府對記史的重視，甚至是熱衷;另一個就是史官的堅持和盡職盡責，甚至不怕掉腦袋。所以產生史官是一回事，產生史官文化又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礎條件，後者是提升的結果。而推動史官文化產生並相沿成文化傳統的是政府和史官。後期的史誌意識和史的精神已經成為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在史官文化的鏈條上應該有這樣的清楚的記錄：政府——史官——董狐、齊太史簡——左丘明——孔子——司馬遷——司馬光——。。。。。。
正史——官員立傳傳世。
國史立傳，是朝廷對官員的恩典和表彰，能獲得這項榮譽，對官員來說，是死後的最高獎賞，光宗耀祖，福蔭後輩子孫，是極其光彩的事情。所謂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也就於此得以實現。
青史流名是官員追求的目標之一。正史，官方修撰就掌管這個權柄。在正史中樹碑立傳，是朝廷和官員注目的文化事業，也是官文化之一種。
文集——揚名傳世的書冊。
重要官員死後，出版其生前文字，包括奏疏、書紮、詩文，或稱全集、文集、遺集，記錄了官員從政的過程。這種文字，高級官員多，道府以下官員的文集則很少。
《大清縉紳全書》——一種官場聯絡手冊。把從中央到地方一級的衙門、官員的姓名、字、職務、籍貫一一列出，使大家對全國職官情況瞭然於胸。
科名錄——另一種官場聯絡手冊。做官要靠科舉成名，這種書分為秀才、舉人、進士三類，按姓名、字號、年齡、籍貫、三代及其家屬，同年應試，同榜考中的稱為年誼，步入仕途，官場中也好彼此照顧。
年譜碑銘——官員的參考書。從中可以汲取仕途上的經驗和教訓。
以上種種成為清朝末年文化史上的奇觀——做官百科全書。
作者絕大多數是官員，從當朝一品到為官員做幕僚的人物，從終身為官者到曾涉足官場者，專業的作者絕無僅有。他們的身份首先是官，作為文章的作者隻是業餘的，文章隻是做官的副產品。
中國人似乎人人生來都是政治家，而中國傳統政治的運作方式是“人治”，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不論是“人治”還是“治人”，都離不開權、術、智、謀四字。仁者當權、智者識權、多謀者運權、善術者使權，恐怕是中國“人治”與“治人”的傳統中最為理想的“四套馬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