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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文化與政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雖然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將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寫起文章來，也能將聖賢之道說的頭頭是道，甚至也不乏文采。可麵對紛繁複雜的政治舞台，許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碰得鼻青臉腫，有的被摔得頭破血流，還有的粉身碎骨。他們不明白，官場上需要的不是學富五車，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華橫溢，而是智謀超群;不是高談闊論，而是身體力行;不是本本主義，而是機智權變;不是溫良謙讓，而是敢為人先。
學術是為政治服務的。權力集團中不可避免必然會產生反動派，利用學術來反對當權派。於是我們發現一種奇異的現象，在現實的政治中，兩個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團，為了不同政治派別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種理論武器，彼此還都振振有辭。
在政治鬥爭中，學術的作用很是有限。學術敵不過權力，更敵不過武力。
官位不能世襲，但是爵位卻是可以世襲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襲，但是文化傳統卻是能夠世襲的。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這樣的家族，既長期保持了仕宦的門第，又世代延續了家族的文化傳統。
魯迅曾說：“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按司馬遷的解釋，所謂“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開了什麽，值得那樣呼天搶地地悲鳴?離開了權力，離開了權力中心。
有人說，中國古典文學，就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稱之為貶謫文學。屈原也是這種文學的開山老祖，後世所有的貶謫文學，其主題無不是離開了權力中心的怨憤。
魏文帝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名聲自傳於後。”他將“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說它是治理國家最為根本的事業，是使個人名垂後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壽命總有盡頭，榮華富貴也隻不過幾十年，這二者的年限無論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傳無窮的歲月。因此，古代的作者們，總是將自己的生命傾注於寫作，將自己的思想表現在文章之中，不必藉助歷史家的記載，也不必依附於權勢，而其名聲自然會流傳於後世。
中國文人的所謂學問，基本上是文、史、哲。學問和政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領域，對人的要求也相差懸殊。政治要求於人的是“隨機應變”，而學問要求於人的是“特立獨行”。
中國歷代最高掌權者，總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所謂文治，相當重要的內容就是“治文”。說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如此，漢武帝的“罷黜百家”也是如此，後世以種種莊嚴的口號出現的文字獄和政治運動，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個對文人比較寬厚的朝代，卻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這是中國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國文人的悲哀。
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為文人提供了兩種人生道路：入世與出世。“入世”，即積極地投身和參與政治;“出世”，即疏遠和逃避政治。中國文人的從政，主要的方式是“進言”，是否敢於進言，進什麽言，如何進言，這能顯示出一個文人的政治品德、見識和智慧，也能決定一個文人的政治命運。能不能聽言，聽什麽樣的言，如何對待言者，這不止表明一個最高掌權者的襟懷，更能顯示他是明君、是庸主、還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也被歷來眾多政治人物作為自己從政和立身行事的準則。孟子將政治人物的人生處境分為兩種，一是“窮”，即仕途處於困境，沒有了權力，想要治國平天下也無能為力，隻好管住自己;二是“達”，即仕途處於順境，地位日趨顯要，權力日趨增多，這時就可以為天下百姓盡力了。
有人說中國的文化是醬缸文化，至少中國的歷代官場如同醬缸，很少有能出汙泥而不染者，這話有點極端。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政治環境對置身其中的人的影響。畢竟關係著名和利。人非聖人，能對名利無動於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幾人?問題在於取之有道否?有道，則為君子;無道，則為小人。但是，縱觀歷代官場，純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幾人?
政治舞台的誘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壓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來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潔身自好，抗拒這種誘惑、這種外力都很困難;更何況有一些從政者，原本就不是什麽好坯子，他們從政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衝著這種誘惑來的，這是他們從政的內在動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壓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視的，這種外力首先來自最高掌權者。在專製製度下，最高掌權者的政治目標，道德水準，取捨好惡，能極大的影響臣下政治行為的舉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國文人，最講究一個“忠”字，所謂“忠”，就是絕對服從和從一而終。當你走上政治舞台時，你選擇了什麽，追隨了什麽，你就不能改變，否則就是不忠，就是變節，而不忠和變節，是最可恥的。這是控製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鎖，更是維繫一種製度、一種主張、一個政權和一個掌權者地位的思想柱石。
學術是為政治服務的。權力集團中不可避免必然會產生反動派，利用學術來反對當權派。於是我們發現一種奇異的現象，在現實的政治中，兩個甚至更多的政治集團，為了不同政治派別的利益和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同一種理論武器，彼此還都振振有辭。
在政治鬥爭中，學術的作用很是有限。學術敵不過權力，更敵不過武力。
官位不能世襲，但是爵位卻是可以世襲的。文人的身份不能世襲，但是文化傳統卻是能夠世襲的。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這樣的家族，既長期保持了仕宦的門第，又世代延續了家族的文化傳統。
魯迅曾說：“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按司馬遷的解釋，所謂“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開了什麽，值得那樣呼天搶地地悲鳴?離開了權力，離開了權力中心。
有人說，中國古典文學，就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稱之為貶謫文學。屈原也是這種文學的開山老祖，後世所有的貶謫文學，其主題無不是離開了權力中心的怨憤。
魏文帝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名聲自傳於後。”他將“文章”的地位抬得很高，說它是治理國家最為根本的事業，是使個人名垂後世的不朽大事。人的壽命總有盡頭，榮華富貴也隻不過幾十年，這二者的年限無論有多久，都不如文章能流傳無窮的歲月。因此，古代的作者們，總是將自己的生命傾注於寫作，將自己的思想表現在文章之中，不必藉助歷史家的記載，也不必依附於權勢，而其名聲自然會流傳於後世。
中國文人的所謂學問，基本上是文、史、哲。學問和政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領域，對人的要求也相差懸殊。政治要求於人的是“隨機應變”，而學問要求於人的是“特立獨行”。
中國歷代最高掌權者，總是好鼓吹自己的文治武功。考察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所謂文治，相當重要的內容就是“治文”。說白了，就是整治文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如此，漢武帝的“罷黜百家”也是如此，後世以種種莊嚴的口號出現的文字獄和政治運動，也莫不如此。宋朝是一個對文人比較寬厚的朝代，卻也概莫能外。而在整治文人中，最得力的打手七是文人的同僚。這是中國文人的不幸，也是中國文人的悲哀。
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為文人提供了兩種人生道路：入世與出世。“入世”，即積極地投身和參與政治;“出世”，即疏遠和逃避政治。中國文人的從政，主要的方式是“進言”，是否敢於進言，進什麽言，如何進言，這能顯示出一個文人的政治品德、見識和智慧，也能決定一個文人的政治命運。能不能聽言，聽什麽樣的言，如何對待言者，這不止表明一個最高掌權者的襟懷，更能顯示他是明君、是庸主、還是昏君。
孟子有句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也被歷來眾多政治人物作為自己從政和立身行事的準則。孟子將政治人物的人生處境分為兩種，一是“窮”，即仕途處於困境，沒有了權力，想要治國平天下也無能為力，隻好管住自己;二是“達”，即仕途處於順境，地位日趨顯要，權力日趨增多，這時就可以為天下百姓盡力了。
有人說中國的文化是醬缸文化，至少中國的歷代官場如同醬缸，很少有能出汙泥而不染者，這話有點極端。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政治環境對置身其中的人的影響。畢竟關係著名和利。人非聖人，能對名利無動於衷的人，世界之大有幾人?問題在於取之有道否?有道，則為君子;無道，則為小人。但是，縱觀歷代官場，純粹的君子和地道的小人又有幾人?
政治舞台的誘惑太多了，太大了;外界的壓力、拉力也太多了，太大了;使得一些即便原來很正派的人，想要保持潔身自好，抗拒這種誘惑、這種外力都很困難;更何況有一些從政者，原本就不是什麽好坯子，他們從政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衝著這種誘惑來的，這是他們從政的內在動力，根本不需要外力的壓和拉。
然而外力是存在的，是不可忽視的，這種外力首先來自最高掌權者。在專製製度下，最高掌權者的政治目標，道德水準，取捨好惡，能極大的影響臣下政治行為的舉措和道德的走向。
仕途上的中國文人，最講究一個“忠”字，所謂“忠”，就是絕對服從和從一而終。當你走上政治舞台時，你選擇了什麽，追隨了什麽，你就不能改變，否則就是不忠，就是變節，而不忠和變節，是最可恥的。這是控製文人的一道精神枷鎖，更是維繫一種製度、一種主張、一個政權和一個掌權者地位的思想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