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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切入點隻有一個：削減政府權力，改變它無所不在、無處不在的功能。削減下來的空間，給民間組織。在依法行政的過程中，逐步削減政府權力，逐步建立多元化社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作者、理論家胡福明在總結前蘇聯垮台的教訓時說：“他們垮台的教訓隻有四個字——沒有民主”。他認為，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讓蘇聯共產黨走上絕路的。蘇聯共產黨執政後，掌握了全國所有的權力和資源，難免產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出現特殊化、特權化，還有報喜不報憂、阿諛奉承、脫離民眾等等問題。本來民主和民主政治是可以避免這一切消極腐化現象的發生。但是，對史達林的忠誠成為選拔幹部官員的唯一標準，這樣選擇的官員必然惟命是從，對上負責，對下壓製;結果是黨員和民眾都沒有民主權利，天長日久終於被拋棄。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一方麵是市場經濟體係逐步建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發展，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以來比較扁平的社會結構分化為若幹個不同的階層、集團，各階層、各集團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這些階層和利益集團，一部分是改革的受益群體，隨著改革的進程，他們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社會資源和財富，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能夠影響甚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另一部分是改革中受損害和邊緣化的群體，在改革初期他們還享受到一些好處，現在則基本上處於隻承擔改革成本而沒有受益的地位。
此種情況下，種種關係錯綜複雜，摩擦不斷，矛盾激化，最突出的問題是分配不公，社會兩極分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政府出台的許多政策措施往往對貧困階層、弱勢群體不利，從而引發一次次“群體事件”。對於眾多弱勢群體的維權行為，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強者，對弱勢群體壓製甚至暴力鎮壓，造成流血事件。地方法院常常不受理受害者的訴訟，檢索受理了也難公平審判。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已經開始危及社會的穩定，社會衝突在進入新世紀的幾年間更趨頻繁。
研究社會發展路徑不能隻著眼於經濟體製方麵，應該重點考慮調解利益關係的政治體製。經濟體製改革必須有政治體製改革“保駕護航”，才能鞏固成果，消除弊端，推動其向正確方向前進。
當前經濟領域出現的一係列損害公眾利益的政策和行徑，深究其根源，都源於現行政治體製。出台的許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占壟斷利潤;不再是為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眾利益進行合法剝奪的手段。這些問題都是不利於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進步的。
中國的改革何以會走到這一步?歸根結底是政府權力沒有約束，政府行為缺少監督。那些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政策都是政府或者政府部門製定的。顯然，政府或其政府部門在如此作為時並不代表社會公眾利益。那麽，為什麽會有如此的不代表社會公眾利益的作為呢?是因為中國政治體製中多層次委託—代理關係非常之脆弱。由於社會歷史的原因，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的各級選舉流於形式，各種操縱行為非常嚴重。正因為人大代表並非真正由公眾選舉產生，他們自然難以代表民意，對選民負責。正因為政府官員的權力並非真正由公民授予，公眾也就無法監督和約束他們，他們也就難以認真考慮公眾的利益。
要消除這種弊端，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起現代政治文明，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製度。在民主憲政體製下，各級政府的烏紗帽由選票決定，而選票掌握在人民手裏。隻有民主憲政製度才能保證改革向著有益於社會廣大公眾的正確方向。
中國現行的政治體製，是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的必然選擇。集權是一種堅硬的團結，對於弱勢群體的生存安全和快速崛起是必要條件。當個人的生存和安全業已在群體中實現以後，發展和富裕就成為個人的主題，集權便成了個人創造性的障礙，這時需要的是一種能夠發揮個人創造性的遊戲規則，一種在每個人追求創造與利益的博弈衝突時能得到建構性解決的方法，迄今為止，人類能找到的，大概隻能是民主政治。
中國的經濟改革本質上是對權力的改革，是集權政府把經濟權力歸還給個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極大地噴發並進一步激勵獲取更多個人權利的欲望。然而由於個人追逐利益的衝突日益增大，而實際產生的個人財富差距巨大，又進一步刺激和推動這種衝突更加激烈地發展。這樣一來，在傳統集權堅硬團結的外表下，湧動著激烈的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之間的權力博弈。這種政治博弈的力量將導致中國政治的進化，但問題是如何確保這種政治博弈是建構性的?
政治是一種運用權力的規則。盡管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對權力的放棄過程，但在一定職位上的官員，是否心甘情願放棄這些權力?當市場化的改革導致個人慾望極其強烈之時，似乎沒有理由要求官員都能做到清心寡欲，權力的尋租和出租必然發生。這樣，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表現為，用權力換取錢財，即權力腐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權力腐敗令人深惡痛絕，但他卻是一種進步。因為，對於一個沒有權力的人，用錢可以從政府買來政策的許可，總比在極度專製下“就是不準幹”要好。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作者、理論家胡福明在總結前蘇聯垮台的教訓時說：“他們垮台的教訓隻有四個字——沒有民主”。他認為，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讓蘇聯共產黨走上絕路的。蘇聯共產黨執政後，掌握了全國所有的權力和資源，難免產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出現特殊化、特權化，還有報喜不報憂、阿諛奉承、脫離民眾等等問題。本來民主和民主政治是可以避免這一切消極腐化現象的發生。但是，對史達林的忠誠成為選拔幹部官員的唯一標準，這樣選擇的官員必然惟命是從，對上負責，對下壓製;結果是黨員和民眾都沒有民主權利，天長日久終於被拋棄。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一方麵是市場經濟體係逐步建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發展，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以來比較扁平的社會結構分化為若幹個不同的階層、集團，各階層、各集團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這些階層和利益集團，一部分是改革的受益群體，隨著改革的進程，他們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社會資源和財富，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能夠影響甚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另一部分是改革中受損害和邊緣化的群體，在改革初期他們還享受到一些好處，現在則基本上處於隻承擔改革成本而沒有受益的地位。
此種情況下，種種關係錯綜複雜，摩擦不斷，矛盾激化，最突出的問題是分配不公，社會兩極分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政府出台的許多政策措施往往對貧困階層、弱勢群體不利，從而引發一次次“群體事件”。對於眾多弱勢群體的維權行為，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強者，對弱勢群體壓製甚至暴力鎮壓，造成流血事件。地方法院常常不受理受害者的訴訟，檢索受理了也難公平審判。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已經開始危及社會的穩定，社會衝突在進入新世紀的幾年間更趨頻繁。
研究社會發展路徑不能隻著眼於經濟體製方麵，應該重點考慮調解利益關係的政治體製。經濟體製改革必須有政治體製改革“保駕護航”，才能鞏固成果，消除弊端，推動其向正確方向前進。
當前經濟領域出現的一係列損害公眾利益的政策和行徑，深究其根源，都源於現行政治體製。出台的許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占壟斷利潤;不再是為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眾利益進行合法剝奪的手段。這些問題都是不利於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進步的。
中國的改革何以會走到這一步?歸根結底是政府權力沒有約束，政府行為缺少監督。那些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政策都是政府或者政府部門製定的。顯然，政府或其政府部門在如此作為時並不代表社會公眾利益。那麽，為什麽會有如此的不代表社會公眾利益的作為呢?是因為中國政治體製中多層次委託—代理關係非常之脆弱。由於社會歷史的原因，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國的各級選舉流於形式，各種操縱行為非常嚴重。正因為人大代表並非真正由公眾選舉產生，他們自然難以代表民意，對選民負責。正因為政府官員的權力並非真正由公民授予，公眾也就無法監督和約束他們，他們也就難以認真考慮公眾的利益。
要消除這種弊端，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起現代政治文明，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製度。在民主憲政體製下，各級政府的烏紗帽由選票決定，而選票掌握在人民手裏。隻有民主憲政製度才能保證改革向著有益於社會廣大公眾的正確方向。
中國現行的政治體製，是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過程中的必然選擇。集權是一種堅硬的團結，對於弱勢群體的生存安全和快速崛起是必要條件。當個人的生存和安全業已在群體中實現以後，發展和富裕就成為個人的主題，集權便成了個人創造性的障礙，這時需要的是一種能夠發揮個人創造性的遊戲規則，一種在每個人追求創造與利益的博弈衝突時能得到建構性解決的方法，迄今為止，人類能找到的，大概隻能是民主政治。
中國的經濟改革本質上是對權力的改革，是集權政府把經濟權力歸還給個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極大地噴發並進一步激勵獲取更多個人權利的欲望。然而由於個人追逐利益的衝突日益增大，而實際產生的個人財富差距巨大，又進一步刺激和推動這種衝突更加激烈地發展。這樣一來，在傳統集權堅硬團結的外表下，湧動著激烈的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之間的權力博弈。這種政治博弈的力量將導致中國政治的進化，但問題是如何確保這種政治博弈是建構性的?
政治是一種運用權力的規則。盡管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政府對權力的放棄過程，但在一定職位上的官員，是否心甘情願放棄這些權力?當市場化的改革導致個人慾望極其強烈之時，似乎沒有理由要求官員都能做到清心寡欲，權力的尋租和出租必然發生。這樣，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表現為，用權力換取錢財，即權力腐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權力腐敗令人深惡痛絕，但他卻是一種進步。因為，對於一個沒有權力的人，用錢可以從政府買來政策的許可，總比在極度專製下“就是不準幹”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