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一片白茫茫的,這支幾百人的送葬隊伍踏著積雪,穿過騾馬市大街、珠市口、前門大街、香廠,轉到了陶然亭。


    大街上積雪漸漸融化,變得泥濘了,泥水濺到人們的鞋子和褲腿上,但他們渾然不覺,繼續前行。


    然而,當走進了陶然亭,卻又是一片冰雪世界。積雪依然潔白。水麵上結了冰,晶瑩剔透。枝頭掠過一群灰喜鵲,“喳喳”地叫著,仿佛在迎接新到的客人。


    終於,那大紅油漆描著金花的棺木被徐徐地放進了事先準備好的墓穴中,孫會長、管主編領頭揮鍬鏟土掩埋,幾個工人隨後一起鏟土。和尚連續念著佛經,搖著銅鈴,直到黃土掩埋了整個棺木才停止。送葬的人還在墳前燃燒起一堆堆銀色紙元寶和黃色的冥幣。火焰燒了起來,火苗竄得老高,一會兒工夫,那些冥幣便化為了片片輕薄的灰燼,隨著寒風飄向了天際,飄向了遠處的湖麵。


    在人群的尾部一群學生的隊伍中,魏奚元也在其中,他穿著一件棕色呢大衣,神情凝重,左臂別著一襲黑紗,手裏捧著一大把白色的百合花。


    人們依次向亡者行禮告別。奚元緩緩地跟在最後,把這束清香美麗的百合花放在了姨奶奶的墳前。


    他久久地站在墳前,心裏說道:姨奶奶,你安心去吧!奚元是不會忘記你的。這時,天色漸漸陰沉下來,空中又落下了朵朵雪花,並且越下越大。雪花迴旋著、飛舞著,新墳很快被雪層層蓋住,和那白茫茫的大地混成了一片。


    附錄(1)


    我們為什麽寫賽金花


    賽金花(原名趙彩雲)是生活在中國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的一個傳奇女子。她於1867年 生於安徽黟縣,1936年死於北京。賽金花聰明美貌,富有幻想,熱愛生命,不甘卑賤,一生坎坷,結局悲涼。


    賽金花少女時代即淪為蘇州“花船”上的歌妓,後被禮部侍郎、狀元洪鈞納為小妾。從良後雖地位卑微,但因丈夫寵愛,也得到了學習的機會。洪鈞出使歐洲四國三年,帶她同往,她遂以公使夫人的身份出入於柏林社交界。她聰明好學,取得了不小的進步。可回國後,隨著洪鈞被參貶誣陷和過早病逝,她的命運也從此逆轉而下:兒子夭亡,女兒及財產被奪,自己被逐出洪府。賽金花孤身一人,無路可走,隻得重墮風塵。她先後輾轉上海、天津和北京,以賽金花之名艷幟高揚。一時間達官貴人趨之若鶩,爭相會見,成為一代名妓。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倉皇西逃,眾多官員亦棄家逃難。侵略軍燒殺淫掠,不可一世。賽金花因其旅德經歷及能說德語,得以與聯軍溝通,並麵見了聯軍總司令瓦德西。 在極其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下,聯軍濫殺無辜,她出於善良的本性和質樸的愛國意識,在為聯軍買糧、找妓女的同時,也敢於大膽指責聯軍濫殺無辜的暴行,從而保護了許多官員和百姓的性命。李鴻章來京議和期間,她又成功地勸說德國公使克林德夫人讓步,推動了和局的進展。她的善行因此受到北京市民及一些官員的讚賞,以至有人稱其為“護國娘娘”。然而,第二年慈禧及清廷上層回京後,不但不給她記功,反而怕“妓女救國”太丟顏麵,便藉故將她投入囹圄,押解回原籍。而黟縣(當時屬於徽州地區)及蘇州家族皆不接納,她隻得到上海重操 舊業。但她已身心疲憊,倦如飛鳥,一心想找個可靠的人結婚,洗手不幹妓女這一行。40多 歲時,賽金花與滬寧鐵路稽查曹瑞忠相識,感情融洽,結為夫婦。不料曹體弱有病,半年後即因故去世。一年後,她結識了興中會革命黨人、國會議員魏斯炅,兩情相悅。魏正式向她求婚,年近50歲的賽金花喜出望外,再次摘牌從良,與他正式結為夫婦,遷居北京。可是好景不長,1922年,魏突得急病不治而亡。魏之兒女不容她,她便毅然離開魏家,搬至北京天橋平民區居仁裏,淪為貧民。此後十幾年一直與女僕顧媽相依為命,靠社會救助為生,艱窘度日。1936年冬因貧病 交加而亡。北京市政府和報社、各屆名人及百姓集資為她舉辦了喪事,葬於陶然亭公園並立碑紀念。


    賽金花的一生,經歷了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民主共和國轉變的大動亂、大變革時代。她的悲劇命運不僅極富傳奇性,而且折射出中國近代史中最黑暗、最屈辱的那段歷史,具有一定的社會內涵和反思價值。因此吸引了許多文人以此為題來進行文學藝術的創作。早在清末就有曾樸的小說《孽海花》、樊樊山的長詩《前彩雲曲》和《後彩雲曲》等,藉此同情賽 金花的不幸以及諷喻當時社會的腐敗。但由於這些文人的思想局限,對賽金花這個人物的刻畫都沒有跳出傳統觀念以及某些男權成見的框框,賽金花多被描寫成蕩婦淫娃,品位低下,而對其悲劇的社會歷史根源缺乏深刻的揭示;對女主人公的人格內涵缺少挖掘,尤其是將賽金花與瓦德西的這段交往過多地誇張、發揮、虛構,寫成風流韻事,使許多人信以為真,為本來就眾說紛紜的“瓦賽公案”添油加醋,更加歪曲了主人公的形象。


    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少進步人士聯想起賽金花來,借她的經歷諷喻政局。1934年,北大教授劉半農和他的學生商鴻逵在北平訪問了賽金花本人,並於第二年發表了傳記文學作品《賽金花本事》,第一次真實地報導了賽金花的經歷,廓清了一些史實。尤其是為賽申訴,表明她與瓦德西之間是朋友關係,以及她在庚子年間(指1900年,編者注)的功勞。可以說,《賽金花本事》的真實性 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認同。此後,也有一些記者前去採訪賽金花,因而關於庚子年間的事也 就有了另一些版本。賽金花在採訪中雖用語不盡相同,但始終表明與瓦德西之間是清清白白 的。而白壽在多次採訪賽金花後,更以大事編年的方式寫下了賽的一生,並加以考證和評述,指出曾樸的《孽海花》中關於賽金花在德國與日耳曼金髮美少年瓦德西私通的描寫是曾的虛構而已;同時又指出,樊樊山自己也承認在《後賽金花曲》中關於儀鸞殿起火時瓦、賽裸擁躍窗的描寫是“僅得之傳說” 。我們認為,俞壽的評述是令人信服的。然而,曾樸、樊樊山兩人的文章卻“成為賽氏故事中 一切歪曲和誇大的根子”。“有人推測,在當時侵略軍橫暴淫逼、無惡不作的情況下,賽氏 由 於本身的悲慘職業,其被迫而和若幹德國軍官來往是難免的。因此,她利用這點便利,保全 並救護了許多同胞,這也是事實。這一推測,事實上並沒有變更賽氏在那個苦難的時代中所 具有的典型性。”(劉半農等著:《賽金花本事》,1985年嶽麓書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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