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保皇派”成員多是紅五類或者紅五類子女，一般都是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紅人(統稱17年的紅人);“造反派”成員比較複雜，有紅五類及紅五類子女也有非紅五類子女(包括黑五類子女)，也有少數是17年的紅人，但絕大多數還是在平常被領導壓製、歧視、排斥甚至打擊的普通群眾，特別是在文革初期“受壓挨整”的部份青年學生和教師，企事業單位青年職員和青年工人等。所以“保皇派”、“保守派”組織在“批判資反線”中往往是虛晃一槍。而“造反派”組織則是真槍實刀
的對領導拉開了批判的架式。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群眾的批判鋒芒其實並不局限於前階段本單位的領導把群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們還進而清算了單位領導在文化革命前的種種惡行劣跡。比如，單位領導曾欺壓過群眾，曾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藉機迫害過群眾，曾對向他們提過意見的群眾進行打擊報復等等。有的群眾甚至向單位領導提出要求，不但要給在前段運動被打成“右派”的群眾平反，而且還應給在文化革命前受過政治迫害的群眾平反昭雪。要求讓那些在“四清”運動中被錯劃
為“逃亡地主”、“歷史反革命”而被開除公職，或押送回鄉的群眾回來復職。從這個方麵而言，文革中至少短暫的出現了民眾自發的反政治迫害的運動，雖然打著不同的旗號。
造反派依靠的是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保皇派依託的靠山是各級地方政權機構和單位負責人。所以雙方的衝突的激烈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這一階段，“保皇派”、“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陷入了最初的批判到無盡的暴力與報復的迴圈之中。曾經被壓製的黑五類人員及其子女得到了解放，曾經是紅五類的人及其子女受到了批判甚至是暴力的殺戮。1966年底，因為全國各級黨政機關的負責人大多受到了批判，黨政機關一度處於癱瘓狀態。
此時，在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大部份成員中，紅衛兵已經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因為紅衛兵運動不僅實現了“揭露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黨的領導人的目標，而且在社會上掀起了造反的熱潮，並迫使黨政機關處於挨打境地。但是他們將導致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危險，使毛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將紅衛兵逐出政治舞台。紅衛兵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關於激進學生產生的原因
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麽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會有如此激進的行為?包括對人的殺戮?有學者分析說，這些行為來源於一種政治變態心理，而這種心理是中共政權一手造成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品嚐到了自己釀的苦酒。
有學者認為，文革前幾年間，中共對學生們大量灌輸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解放全人類”、“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風雨中的雄鷹，不做溫室裏的花朵”那一類文學語言的薰陶，使青年學生在思想上產生一種將有大任降於身，將可為革命事業大顯身手的潛意識。然而從這種翱翔的理想回到現實，他們發現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實都處於深重的束縛之中。現實的生活是那麽的平凡枯燥。盡管黨也號召他們做螺絲釘，但這個號召則難在他們心中引起共
鳴。幹一番大事業才是他們的嚮往。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心中存在著苦悶、不滿、期待和躁動。這些心態對現存社會秩序具有反抗勢能，而且這勢能隨著時間的延伸在不斷的積累中。它在左右窺伺，尋找突破口和爆破點。6月初《人民日報》的一係列動作點燃了導火索，火藥桶爆炸了。
而激進學生們在高呼“革命”口號的同時卻遭到黨的革命鐵拳的重擊，他們也在品嚐自製的苦酒。
奪權和軍隊介入時期
(1967年1月-8月)
1967 年1月，毛通過“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奪權”的號召。毛告訴群眾;之所以在前階段運動中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毛的正確路線得不到貫徹，是由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了權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眾不再受迫害，使運動在毛主席正確的路線上前進，就必需“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同月，劉少奇提出辭職，但毛沒有同意。也許在毛的內心已然下定決心要徹底整垮這個政治對手。
響應毛的號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進行了“奪權”。
首先開始行動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成員鼓勵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在一起發表聲明，指責市委製造了分裂，呼籲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和幹部團結起來。次日，上海上百萬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群眾集會，批鬥上海市市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並將他們撤職，迫使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
同時，另有數百萬人觀看了批鬥會的電視轉播。隨後，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領導機構垮台了。但執掌政權的是從北京來的張春橋。他通過與造反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的交易，通過對地方黨政機構和軍隊、公安係統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進組織，逐漸恢復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於擔心張春橋領導的新政權與舊政權沒有什麽差別，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對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戰。派性鬥爭重又開始，有時甚至還有武鬥。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領導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龍江的哈爾濱也發生了奪權運動，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軍隊。這兩地的軍隊在推翻舊的官僚機構後，建立的是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幹部和軍隊組成的“革命委員會”。這給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權的範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隨後宣布，“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隨後，上海於2月底將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奪權行動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開始了奪權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奪權行動已經受到了兩種因素的製約：“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和軍隊的介入。基於“奪權造反派” 的人員情況，其行動帶有明顯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質。不過，他們的“奪權”行動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責為“右派奪權”、“牛鬼蛇神翻天”。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 “保守派”無力對“造反派”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然而，在不久軍隊介入後，情況馬上起了變化。
此時，在中共內部，一些軍隊高層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根本性問題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的會議上，雙方的鬥爭更加激烈。毛對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評。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將他們的抗爭行動定性為“反黨”、“二月逆流”。 此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
的對領導拉開了批判的架式。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群眾的批判鋒芒其實並不局限於前階段本單位的領導把群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們還進而清算了單位領導在文化革命前的種種惡行劣跡。比如，單位領導曾欺壓過群眾，曾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藉機迫害過群眾，曾對向他們提過意見的群眾進行打擊報復等等。有的群眾甚至向單位領導提出要求，不但要給在前段運動被打成“右派”的群眾平反，而且還應給在文化革命前受過政治迫害的群眾平反昭雪。要求讓那些在“四清”運動中被錯劃
為“逃亡地主”、“歷史反革命”而被開除公職，或押送回鄉的群眾回來復職。從這個方麵而言，文革中至少短暫的出現了民眾自發的反政治迫害的運動，雖然打著不同的旗號。
造反派依靠的是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保皇派依託的靠山是各級地方政權機構和單位負責人。所以雙方的衝突的激烈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這一階段，“保皇派”、“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陷入了最初的批判到無盡的暴力與報復的迴圈之中。曾經被壓製的黑五類人員及其子女得到了解放，曾經是紅五類的人及其子女受到了批判甚至是暴力的殺戮。1966年底，因為全國各級黨政機關的負責人大多受到了批判，黨政機關一度處於癱瘓狀態。
此時，在毛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大部份成員中，紅衛兵已經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因為紅衛兵運動不僅實現了“揭露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黨的領導人的目標，而且在社會上掀起了造反的熱潮，並迫使黨政機關處於挨打境地。但是他們將導致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危險，使毛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將紅衛兵逐出政治舞台。紅衛兵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關於激進學生產生的原因
讓很多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麽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會有如此激進的行為?包括對人的殺戮?有學者分析說，這些行為來源於一種政治變態心理，而這種心理是中共政權一手造成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品嚐到了自己釀的苦酒。
有學者認為，文革前幾年間，中共對學生們大量灌輸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解放全人類”、“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風雨中的雄鷹，不做溫室裏的花朵”那一類文學語言的薰陶，使青年學生在思想上產生一種將有大任降於身，將可為革命事業大顯身手的潛意識。然而從這種翱翔的理想回到現實，他們發現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實都處於深重的束縛之中。現實的生活是那麽的平凡枯燥。盡管黨也號召他們做螺絲釘，但這個號召則難在他們心中引起共
鳴。幹一番大事業才是他們的嚮往。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們心中存在著苦悶、不滿、期待和躁動。這些心態對現存社會秩序具有反抗勢能，而且這勢能隨著時間的延伸在不斷的積累中。它在左右窺伺，尋找突破口和爆破點。6月初《人民日報》的一係列動作點燃了導火索，火藥桶爆炸了。
而激進學生們在高呼“革命”口號的同時卻遭到黨的革命鐵拳的重擊，他們也在品嚐自製的苦酒。
奪權和軍隊介入時期
(1967年1月-8月)
1967 年1月，毛通過“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奪權”的號召。毛告訴群眾;之所以在前階段運動中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毛的正確路線得不到貫徹，是由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了權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眾不再受迫害，使運動在毛主席正確的路線上前進，就必需“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同月，劉少奇提出辭職，但毛沒有同意。也許在毛的內心已然下定決心要徹底整垮這個政治對手。
響應毛的號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進行了“奪權”。
首先開始行動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成員鼓勵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在一起發表聲明，指責市委製造了分裂，呼籲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和幹部團結起來。次日，上海上百萬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群眾集會，批鬥上海市市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並將他們撤職，迫使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
同時，另有數百萬人觀看了批鬥會的電視轉播。隨後，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領導機構垮台了。但執掌政權的是從北京來的張春橋。他通過與造反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的交易，通過對地方黨政機構和軍隊、公安係統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進組織，逐漸恢復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於擔心張春橋領導的新政權與舊政權沒有什麽差別，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對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戰。派性鬥爭重又開始，有時甚至還有武鬥。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領導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龍江的哈爾濱也發生了奪權運動，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軍隊。這兩地的軍隊在推翻舊的官僚機構後，建立的是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幹部和軍隊組成的“革命委員會”。這給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權的範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隨後宣布，“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隨後，上海於2月底將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奪權行動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開始了奪權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奪權行動已經受到了兩種因素的製約：“革命委員會” 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和軍隊的介入。基於“奪權造反派” 的人員情況，其行動帶有明顯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質。不過，他們的“奪權”行動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責為“右派奪權”、“牛鬼蛇神翻天”。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 “保守派”無力對“造反派”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然而，在不久軍隊介入後，情況馬上起了變化。
此時，在中共內部，一些軍隊高層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根本性問題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的會議上，雙方的鬥爭更加激烈。毛對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評。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將他們的抗爭行動定性為“反黨”、“二月逆流”。 此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