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連宋慶齡也受到了衝擊。也許她此時才會清醒的意識到孫中山和自己都被中共欺騙了。
隨著運動的深入，紅衛兵變得更加血淋淋了。打人殺人的事屢屢發生，暴力和武鬥暢通無阻。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資料，1966 年8、9月間的40天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事例。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 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而那些一輩子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麵，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另一方麵，他們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一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麵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自殺，成了他們反抗的唯一手段。
有權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時，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徵：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殺者幾乎遍布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讓我們記住這些自殺者的名字：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舍、吳晗、翦伯贊、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髮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斥。人們實在無法想像有什麽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匍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令人遺憾的是，對這“血腥的八月” 迄今依舊缺乏足夠的反思。
紅衛兵運動在經歷了初始和血腥的破四舊時期後，走入了更為複雜的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1966年10月-12月 造反派組織的出現
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固然對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起了極大作用，但它畢竟不在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之內。另外，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不予中止，也終究會幹擾他的清洗計劃。毛開始了下一步的行動。
1966 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一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 “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中說，毛髮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製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
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給前段時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群眾平反，賠禮道歉。所有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要予以銷毀……
毛大為讚賞，並下令大量印製。此後，陳伯達這個報告便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不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眾組織也競相翻印，鉛印本、油印本隨處可見，許多地方還將報告全文抄成大字報張貼公布，因此，其中的內容可謂家喻戶曉，特別是其中對“血統論”的批判。
陳伯達在報告中批判了“血統論”，稱：最近一個時期，有人“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麽‘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麽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麽‘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陳伯達報告中對“血統論”公開提出嚴厲的批判，並非是真正要打碎這種長期以來壓製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精神枷鎖，而僅僅是為了更深入、廣泛的發動群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來，為毛的“戰略部署”效力。在毛看來，隻要不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施政方針，就不可能真正拋棄“血統論”。因此，當遇羅克對“血統論”展開真正的批判後，就遭到了同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情鎮壓和肉體消滅。
對於“血統論”的批判和毛髮出的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中共領導人的號召，使一大批出身迥異於“血統論紅衛兵” 的學生組織了新的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紅衛兵”。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學生由於前一階段處在政治歧視高壓下，而對“血統論紅衛兵” 及其父輩有著一種莫名的仇視。如今的解脫讓他們開展了更為大膽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而這場運動隨之擴展到了社會各個領域。
10 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紅衛兵” 對這次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裏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沖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裏“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裏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沖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而隨著批判的深入，大量群眾組織開始出現，特別是11月後。這些組織不再叫“紅衛兵”，而叫什麽兵團、戰鬥隊、造反團之類，基本按每個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座標實行“同類項合併”。“政治品質”較高的人和較低的人有著涇渭分明的排列組合。所謂“高”、“低”係由階級出身、本人成份、政治條件、領導關係等許多方麵的綜合效應而成。政治品質較“高”的組織構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較“低”者構成了最初的“造反派”。
隨著運動的深入，紅衛兵變得更加血淋淋了。打人殺人的事屢屢發生，暴力和武鬥暢通無阻。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資料，1966 年8、9月間的40天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事例。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 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而那些一輩子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麵，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另一方麵，他們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一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麵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自殺，成了他們反抗的唯一手段。
有權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時，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徵：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殺者幾乎遍布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讓我們記住這些自殺者的名字：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舍、吳晗、翦伯贊、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髮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斥。人們實在無法想像有什麽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匍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令人遺憾的是，對這“血腥的八月” 迄今依舊缺乏足夠的反思。
紅衛兵運動在經歷了初始和血腥的破四舊時期後，走入了更為複雜的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1966年10月-12月 造反派組織的出現
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固然對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起了極大作用，但它畢竟不在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之內。另外，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不予中止，也終究會幹擾他的清洗計劃。毛開始了下一步的行動。
1966 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一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 “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中說，毛髮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製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
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給前段時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群眾平反，賠禮道歉。所有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要予以銷毀……
毛大為讚賞，並下令大量印製。此後，陳伯達這個報告便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不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眾組織也競相翻印，鉛印本、油印本隨處可見，許多地方還將報告全文抄成大字報張貼公布，因此，其中的內容可謂家喻戶曉，特別是其中對“血統論”的批判。
陳伯達在報告中批判了“血統論”，稱：最近一個時期，有人“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麽‘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麽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麽‘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我們勸青年們不要接受這種血統論的錯誤觀點，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論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陳伯達報告中對“血統論”公開提出嚴厲的批判，並非是真正要打碎這種長期以來壓製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精神枷鎖，而僅僅是為了更深入、廣泛的發動群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來，為毛的“戰略部署”效力。在毛看來，隻要不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施政方針，就不可能真正拋棄“血統論”。因此，當遇羅克對“血統論”展開真正的批判後，就遭到了同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情鎮壓和肉體消滅。
對於“血統論”的批判和毛髮出的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中共領導人的號召，使一大批出身迥異於“血統論紅衛兵” 的學生組織了新的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紅衛兵”。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學生由於前一階段處在政治歧視高壓下，而對“血統論紅衛兵” 及其父輩有著一種莫名的仇視。如今的解脫讓他們開展了更為大膽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而這場運動隨之擴展到了社會各個領域。
10 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紅衛兵” 對這次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裏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沖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裏“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裏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沖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而隨著批判的深入，大量群眾組織開始出現，特別是11月後。這些組織不再叫“紅衛兵”，而叫什麽兵團、戰鬥隊、造反團之類，基本按每個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座標實行“同類項合併”。“政治品質”較高的人和較低的人有著涇渭分明的排列組合。所謂“高”、“低”係由階級出身、本人成份、政治條件、領導關係等許多方麵的綜合效應而成。政治品質較“高”的組織構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較“低”者構成了最初的“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