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根據毛的指示，林彪下令軍隊介入政治鬥爭，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時維持社會秩序。但哪一派是“左派”?毛似乎並沒有向各地軍方指明該地區哪一派群眾組織是左派，於是，誰是 “左派”就全憑各地軍方去自行鑑別評定了。全國各地的軍方(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幾乎無一例外的認為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是左派。問題是，如果該地區奪權的群眾組織是軍方心目中的左派，那當然皆大歡喜。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產生軒然大波。因為軍方一旦認定奪了權的一派群眾組織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麽軍方將非但不與奪權的一派合作，還會去指責他們。這正是在全國多數地區發生的情況。而奪權派則不但不會在軍方的指責麵前屈服，還會對軍方實行反指責。他們認為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走資派奪
權，當然就是左派。當然應得到軍隊的支持。軍隊不支援自己這一派，就是犯了錯誤。氣氛在軍方和奪權派的互相指責中急劇緊張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奪權派群眾組織衝擊當地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正是各地奪權派群眾組織與該地區軍方的鬥爭，直接導致了軍隊在3月間展開的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這次“鎮反”運動中，軍方大多採取這樣的措施：1、在奪權的一派中挑選出一個或幾個成份尤其複雜的工人組織，將其打成“反革命”組織。大、中頭頭予以逮捕，小頭頭在單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員進行“批評教育”。2、對“奪權派”中所有的學生組織和成份不那麽複雜的機關職員組織、工人組織進行攻心瓦解，挫其氣焰。3、對在“奪權”中受到排斥的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予以扶植。例如在廣州，軍方把 “奪權派”中的“八一戰鬥兵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對“工聯”、“紅旗工人”等工人組織和“中大紅旗”、“華工紅旗”等學生組織實行壓製和分化瓦解。對 “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紅色工人”、“廣州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品質較高”的工人和學生組織給予扶植。又如在武漢，軍方把“鋼工總”打成 “反革命組織”，對“紅衛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團”等實行分化瓦解，對政治品質較高的機關職員和工人的聯
合組織“百萬雄師”予以扶植。在“鎮反”期間，被鎮壓取締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組織的群眾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得到軍方扶植的一派組織就當然是揚眉吐氣得意洋洋。
對於那些紅衛兵組織，開始逐漸被取締。學生們被敦促回到學校，學校也於3月提早開學。4月，久已沉默的劉少奇不僅被指控為走資派，而且被指控為國家的頭號叛徒。由於1966年以來所造成的混亂，周恩來在毛的默許下，開始致力於恢復政府機構的職能，包括恢復老幹部的職位。但是，軍方的“鎮反”行動似乎出乎毛的預料，因為毛希望藉助“奪權派”衝擊屬於劉鄧係統的省市黨委，希望藉此清洗自己的政治對手，盡管他並不否認“保守派”的政治品質比行動迅速的“奪權派”在整體上來說是要高一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軍方把這些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或進行壓製分化瓦解的做法。基於這樣的考慮，毛在4月份開始向各地軍方提出批評，指出他們在“支左”中犯了錯誤，即錯誤的鎮壓了“奪權派”群眾組織。
毛的批評使原來已近於瓦解的奪權派群眾組織不但迅速恢復過來，而且對軍方採取了進擊的姿態。他們指責軍方的鎮壓行動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他們要求軍方釋放在押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要求軍方給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
他們的這些訴求先是以標語口號大字報來表達，接著使用了集會遊行乃至絕食抗爭的方式。
由於軍方拒絕承認錯誤，拒絕釋放所抓捕的人員，拒絕為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致使“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劇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發生了“奪權造反派”組織對軍事機關的衝擊，包括搶奪武器武裝自己。
與此同時，對毛的神化和膜拜也愈演愈烈。全國開始流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語錄歌”、“語錄操”。在一方麵對毛高度個人崇拜的同時，文革冒出了各種各樣自由化的思潮，而這自然是毛所不能接受的。
5 月，激進的造反派因為不滿，開始了對一切權力機構的衝擊。北京的造反派們衝擊了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包括外交部。在各省市，不斷出現武鬥事件，而且是逐步升級。武鬥之風盛行全國。而軍方則開始大力扶植“保守派”組織，並使之作為壓製“奪權造反派”的前鋒力量。由此就發生了“保守派”挑起的“武鬥”。比如武漢。7月，在武漢軍區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品質較高的人群所組成的組織--“百萬雄師”迅速壯大，並以“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為動員口號向 “工總”、“二司”等“奪權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實行暴力壓製，從毆打很快發展為屠殺。在北京派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武漢軍區司令不得不屈服。
8月，造反派的行為更加無法控製了。在北京，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公開審判劉少奇;在許多其它城市，出現了“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戰鬥。暴力和血腥象流行病一樣在各處蔓延。到了8月底，中國似乎已經徘徊在了無政府的邊緣。
毛既然已經實現了打倒劉鄧的目地，那麽他所發動的文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毛決定選擇秩序，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麵。
文革熱月(1967年9月--1969年初)
1967 年9月初，軍隊受命恢復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和國務院等下令群眾交出武器並不妨礙軍隊執行任務。換言之，群眾造反的權利被剝奪了。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學生必須回到學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一些成員，如王力等則被拋出成為替罪羊，被指責是前一段混亂的幕後策劃人。
毛為了平衡保守派與激進派，在進行的清洗中還包括軍隊中的一些高層將領，比如軍隊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清洗的同時，毛領導下的中共開始逐步恢復對各地黨政機關的控製。而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並未如毛期望的那樣成為恢復秩序的重要領導機構，因為革委會中的軍方人士占有著主導地位，導致更多的群眾缺乏團結的熱情，並開始產生了厭倦，對政治也越來越冷淡。不過，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組織還在繼續進行著武鬥，直到1968年夏被徹底鎮壓。
1968年春到夏初，對軍隊的嚴厲幹涉的強烈反抗與官方反對“右傾思想” 的運動混在一起，使得全國許多地方又爆發了新的武鬥。武鬥主要發生在對立的紅衛兵組織之間以及學生和軍隊之間。7月，毛接見了紅衛兵領袖，通知他們離開歷史舞台的時刻到了。隨即軍隊和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結束了武鬥。期間的流血事件並不罕見。
權，當然就是左派。當然應得到軍隊的支持。軍隊不支援自己這一派，就是犯了錯誤。氣氛在軍方和奪權派的互相指責中急劇緊張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奪權派群眾組織衝擊當地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正是各地奪權派群眾組織與該地區軍方的鬥爭，直接導致了軍隊在3月間展開的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這次“鎮反”運動中，軍方大多採取這樣的措施：1、在奪權的一派中挑選出一個或幾個成份尤其複雜的工人組織，將其打成“反革命”組織。大、中頭頭予以逮捕，小頭頭在單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員進行“批評教育”。2、對“奪權派”中所有的學生組織和成份不那麽複雜的機關職員組織、工人組織進行攻心瓦解，挫其氣焰。3、對在“奪權”中受到排斥的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予以扶植。例如在廣州，軍方把 “奪權派”中的“八一戰鬥兵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對“工聯”、“紅旗工人”等工人組織和“中大紅旗”、“華工紅旗”等學生組織實行壓製和分化瓦解。對 “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紅色工人”、“廣州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品質較高”的工人和學生組織給予扶植。又如在武漢，軍方把“鋼工總”打成 “反革命組織”，對“紅衛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團”等實行分化瓦解，對政治品質較高的機關職員和工人的聯
合組織“百萬雄師”予以扶植。在“鎮反”期間，被鎮壓取締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組織的群眾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得到軍方扶植的一派組織就當然是揚眉吐氣得意洋洋。
對於那些紅衛兵組織，開始逐漸被取締。學生們被敦促回到學校，學校也於3月提早開學。4月，久已沉默的劉少奇不僅被指控為走資派，而且被指控為國家的頭號叛徒。由於1966年以來所造成的混亂，周恩來在毛的默許下，開始致力於恢復政府機構的職能，包括恢復老幹部的職位。但是，軍方的“鎮反”行動似乎出乎毛的預料，因為毛希望藉助“奪權派”衝擊屬於劉鄧係統的省市黨委，希望藉此清洗自己的政治對手，盡管他並不否認“保守派”的政治品質比行動迅速的“奪權派”在整體上來說是要高一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軍方把這些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或進行壓製分化瓦解的做法。基於這樣的考慮，毛在4月份開始向各地軍方提出批評，指出他們在“支左”中犯了錯誤，即錯誤的鎮壓了“奪權派”群眾組織。
毛的批評使原來已近於瓦解的奪權派群眾組織不但迅速恢復過來，而且對軍方採取了進擊的姿態。他們指責軍方的鎮壓行動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他們要求軍方釋放在押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要求軍方給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
他們的這些訴求先是以標語口號大字報來表達，接著使用了集會遊行乃至絕食抗爭的方式。
由於軍方拒絕承認錯誤，拒絕釋放所抓捕的人員，拒絕為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致使“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劇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發生了“奪權造反派”組織對軍事機關的衝擊，包括搶奪武器武裝自己。
與此同時，對毛的神化和膜拜也愈演愈烈。全國開始流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語錄歌”、“語錄操”。在一方麵對毛高度個人崇拜的同時，文革冒出了各種各樣自由化的思潮，而這自然是毛所不能接受的。
5 月，激進的造反派因為不滿，開始了對一切權力機構的衝擊。北京的造反派們衝擊了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包括外交部。在各省市，不斷出現武鬥事件，而且是逐步升級。武鬥之風盛行全國。而軍方則開始大力扶植“保守派”組織，並使之作為壓製“奪權造反派”的前鋒力量。由此就發生了“保守派”挑起的“武鬥”。比如武漢。7月，在武漢軍區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品質較高的人群所組成的組織--“百萬雄師”迅速壯大，並以“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為動員口號向 “工總”、“二司”等“奪權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實行暴力壓製，從毆打很快發展為屠殺。在北京派出了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武漢軍區司令不得不屈服。
8月，造反派的行為更加無法控製了。在北京，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公開審判劉少奇;在許多其它城市，出現了“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戰鬥。暴力和血腥象流行病一樣在各處蔓延。到了8月底，中國似乎已經徘徊在了無政府的邊緣。
毛既然已經實現了打倒劉鄧的目地，那麽他所發動的文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毛決定選擇秩序，結束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麵。
文革熱月(1967年9月--1969年初)
1967 年9月初，軍隊受命恢復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和國務院等下令群眾交出武器並不妨礙軍隊執行任務。換言之，群眾造反的權利被剝奪了。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學生必須回到學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的一些成員，如王力等則被拋出成為替罪羊，被指責是前一段混亂的幕後策劃人。
毛為了平衡保守派與激進派，在進行的清洗中還包括軍隊中的一些高層將領，比如軍隊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清洗的同時，毛領導下的中共開始逐步恢復對各地黨政機關的控製。而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並未如毛期望的那樣成為恢復秩序的重要領導機構，因為革委會中的軍方人士占有著主導地位，導致更多的群眾缺乏團結的熱情，並開始產生了厭倦，對政治也越來越冷淡。不過，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組織還在繼續進行著武鬥，直到1968年夏被徹底鎮壓。
1968年春到夏初，對軍隊的嚴厲幹涉的強烈反抗與官方反對“右傾思想” 的運動混在一起，使得全國許多地方又爆發了新的武鬥。武鬥主要發生在對立的紅衛兵組織之間以及學生和軍隊之間。7月，毛接見了紅衛兵領袖，通知他們離開歷史舞台的時刻到了。隨即軍隊和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結束了武鬥。期間的流血事件並不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