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的成都獻金大會，共得到一千多萬元。那天獻金總算是熱鬧，可是還不如新津獻金時來的民眾多。假如這天的大會，不被特務裏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起來，至少當有十萬人以上。他們一定要張群說：“人要太多了，秩序沒法子維持。”所以那會場的秩序整齊嚴肅，太規矩了，熱烈的情緒實在不夠。若各大學各中學的學生們都來參加，不是很好的機會教訓青年嗎?可是他們怕青年、怕民眾，更怕青年和民眾和我見麵。
蔣介石忽然有電報給張群，約我去重慶談話。我說：“很好，明天就回重慶。”我問張群：“你對這獻金有什麽感想?”張說：“舉一個事實就可以證明，成都北邊廣漢壩修飛機場，說好了五千萬塊錢，就可以動工。因為交通的關係，法幣沒有運到，人民躺在地上，不準動工，要打縣長;這是先生沒有去過的地方。彭山縣是你走過的地方，也要修飛機場，那裏地方的人民情願把土地獻給國家不要錢，從此就可以證明你的獻金運動到過的地方和沒有到過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第52章 用種種陰謀破壞獻金大會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從成都回到重慶，在中央紀念周報告獻金經過。所有的中央委員和文武百官左一次、右一次地鼓起掌來，一會兒閉不住嘴地哈哈大笑，一會兒又咬牙切齒、摩拳擦掌地緊張起來。蔣介石在旁邊坐著，好像很不痛快的樣子。散會後，好多青年朋友拉著我的手說：“中央政府開會，這三四年裏頭沒有像今天這種自然的快樂表現。已往無論開什麽會，總是說：奉總裁諭……弄得大家覺得一點興趣也沒有，今天真算是第一次。”雖然大家對於我的獻金運動都贊成，可是，蔣介石是不願意我再去做節約獻金救國的工作了。碰巧這時江津的第九中學校長請我去給他們的學生講話，我借著這個機會又發動了各界的節約獻金救國運動，在這裏共發動獻金一千三百多萬。
縣立中學有些高中三年級的女學生，被他們的先生領著來見我。這些女學生說：“我們正在發起大會獻金和常年按月獻金。因為我們沒有到前方殺敵，我們總覺得對不住前方的父兄們，我們願意在忙裏抽暇，每人每月做一雙軍鞋，獻給前方戰士。馮先生你說可以不可以?”我說：“那可好了，我們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兩次山坡，一雙鞋就壞掉了;若有布鞋，不論如何，十天八天壞不了的。”那些女孩子聽了我的話歡天喜地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報上登著她們發起獻鞋大會，不到三天，全縣女學生都響應了。她們獻了幾千雙鞋，鞋裏麵兩邊都寫上字，一邊寫的是：獻給前方抗戰將士;一邊寫的四川江津縣某高中某姓敬獻。這是多麽切實新鮮的愛國舉動呀!但蔣介石的特務到處破壞著說：“士兵們草鞋穿慣了，布鞋沒有穿慣，隻有老馮從前帶的隊伍是北方人才穿呢!”這種的破壞造謠是多麽可笑啊!
此地軍政部的監護隊，把百姓的菜一撥撥了五六船，運到重慶去賣。民眾們來對著我喊冤。又加上這些監護隊的船靠在江津縣河邊上，那些士兵們進城來到戲園子來看戲，不買票。這城裏的士兵把著戲園子，沒有買票的人不叫進去，因此大吵起來。監護隊的士兵吃了小虧，跑回去把步槍、機關槍都拿來，就在街上打了幾個鍾頭，百姓打傷了二三十個，牆上打得滿是機關槍眼。我來到這裏，紳士都來告狀。我問政府派人查過沒有，縣參議會的議長、副議長對我說：“我們打了電報到中央政府，政府查的人說：‘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馮先生，你看政府練的兵，自己打自己，把我們老百姓打傷好幾十，還叫我們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們真是沒有看見過這種害國殃民的政府。”我把這件事馬上打個電報給蔣介石。蔣介石回電說：“已派人去查去了。”江津縣參議會的人們，沒有一個不說蔣介石草菅人命。
江津縣西邊有個地方叫白沙，那裏的大學和中學很多，獻金的那一天很熱鬧。因為全是些青年學生，大多數都是由各地逃難來的青年學生，他們簡直把所有的東西都獻給國家。因為商會的人們不肯多出錢，學生們都跪下了，叫他們救國家不要隻管自己。大公報寫了一篇文章：“我們都跪下了”。就是鐵石心腸的人，看了那篇文章也不會不落淚的，那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但是事後蔣介石的特務造謠言說:學生跪下是老馮設的法子壓製商會的人。特務對商會的人說：“最好你們不要獻金，看老馮有什麽法子。”
我在這裏看見一位東北青年姓王的，他聽了我演講之後來見我，說他有件很難過的事。他在一個中學念書，大家都吃不飽飯，要求校長改良夥食。他是個代表，說話多了，就說他是共產黨，把他吊起來，左打，右打，叫他承認是共產黨。他實在沒有辦法了，他問那位法官，說：“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兒子被人家無緣無故地這樣地打，這樣地吊著，你看見了心裏難過不難過?”這位法官被他這一問，天良發現了，過了不久把姓王的釋放了。現在，這位姓王的學生，在大學先修班讀書，但傷痕仍然留在身上。他一麵說著，一麵把裏頭的小褂脫下叫我看他身上被鞭子打的疤痕。這個青年的背被我摸的時候，他的淚如雨下，痛心極了。他說：“我們把祖宗的墳墓丟在東三省，父母也拋在東三省，為了自己不肯當亡國奴，跑到四川來，要抗日，要救國。誰想到說一句話，就說我們是共產黨，失蹤的失蹤，活埋的活埋，挨打的挨打，這真是黑暗到極點了。”
從江津縣到合江縣，這裏有一位七十多歲的劉舉人，對獻金的事，幫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廠做的鋼鐵戒指，帶了一些來，這種戒指上麵刻的有“獻金救國”及“馮玉祥贈”等字。我向合江的百姓說明獻一個金戒指即給一個鋼戒指，人們為了留下一個抗戰紀念的東西，所以獻金很踴躍。
鋼戒指的發動，乃是陶行知先生的兒子陶宏對我說，他在圖書館看書看見德法戰爭時，德國軍費難辦，就想出用鋼鐵戒指換金戒指和寶石戒指的事，五六百萬隻戒指也能值很多錢。到了一次大戰之後，一個鋼戒指就值十萬、二十萬元了，可見紀念的價值是很大的。江津合江的婦女把金戒指造成字，造成地圖獻給國家，她們真是熱誠極了。
由合江到瀘州，瀘州比合江縣大得多了，從前是個直隸州。這個直隸州有一段歷史：在明初的時候，重慶和敘府、宜賓都爭這一縣。這裏的縣官以為無論歸哪一邊都要應酬，若直屬成都，就為地方人民省許多款項。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說明這個道理，結果沒有準。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來，說這個縣官不應當。這位縣官覺得這一番好心不蒙採納，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死了。全縣的人民都鬧起來，於是明太祖朱洪武才準了瀘縣改為直隸州。那城邊有個廟就是死的那位縣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來祭祀他。可見為民謀福利的官吏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
蔣介石忽然有電報給張群，約我去重慶談話。我說：“很好，明天就回重慶。”我問張群：“你對這獻金有什麽感想?”張說：“舉一個事實就可以證明，成都北邊廣漢壩修飛機場，說好了五千萬塊錢，就可以動工。因為交通的關係，法幣沒有運到，人民躺在地上，不準動工，要打縣長;這是先生沒有去過的地方。彭山縣是你走過的地方，也要修飛機場，那裏地方的人民情願把土地獻給國家不要錢，從此就可以證明你的獻金運動到過的地方和沒有到過的地方有多大的不同!”
第52章 用種種陰謀破壞獻金大會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從成都回到重慶，在中央紀念周報告獻金經過。所有的中央委員和文武百官左一次、右一次地鼓起掌來，一會兒閉不住嘴地哈哈大笑，一會兒又咬牙切齒、摩拳擦掌地緊張起來。蔣介石在旁邊坐著，好像很不痛快的樣子。散會後，好多青年朋友拉著我的手說：“中央政府開會，這三四年裏頭沒有像今天這種自然的快樂表現。已往無論開什麽會，總是說：奉總裁諭……弄得大家覺得一點興趣也沒有，今天真算是第一次。”雖然大家對於我的獻金運動都贊成，可是，蔣介石是不願意我再去做節約獻金救國的工作了。碰巧這時江津的第九中學校長請我去給他們的學生講話，我借著這個機會又發動了各界的節約獻金救國運動，在這裏共發動獻金一千三百多萬。
縣立中學有些高中三年級的女學生，被他們的先生領著來見我。這些女學生說：“我們正在發起大會獻金和常年按月獻金。因為我們沒有到前方殺敵，我們總覺得對不住前方的父兄們，我們願意在忙裏抽暇，每人每月做一雙軍鞋，獻給前方戰士。馮先生你說可以不可以?”我說：“那可好了，我們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兩次山坡，一雙鞋就壞掉了;若有布鞋，不論如何，十天八天壞不了的。”那些女孩子聽了我的話歡天喜地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報上登著她們發起獻鞋大會，不到三天，全縣女學生都響應了。她們獻了幾千雙鞋，鞋裏麵兩邊都寫上字，一邊寫的是：獻給前方抗戰將士;一邊寫的四川江津縣某高中某姓敬獻。這是多麽切實新鮮的愛國舉動呀!但蔣介石的特務到處破壞著說：“士兵們草鞋穿慣了，布鞋沒有穿慣，隻有老馮從前帶的隊伍是北方人才穿呢!”這種的破壞造謠是多麽可笑啊!
此地軍政部的監護隊，把百姓的菜一撥撥了五六船，運到重慶去賣。民眾們來對著我喊冤。又加上這些監護隊的船靠在江津縣河邊上，那些士兵們進城來到戲園子來看戲，不買票。這城裏的士兵把著戲園子，沒有買票的人不叫進去，因此大吵起來。監護隊的士兵吃了小虧，跑回去把步槍、機關槍都拿來，就在街上打了幾個鍾頭，百姓打傷了二三十個，牆上打得滿是機關槍眼。我來到這裏，紳士都來告狀。我問政府派人查過沒有，縣參議會的議長、副議長對我說：“我們打了電報到中央政府，政府查的人說：‘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馮先生，你看政府練的兵，自己打自己，把我們老百姓打傷好幾十，還叫我們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們真是沒有看見過這種害國殃民的政府。”我把這件事馬上打個電報給蔣介石。蔣介石回電說：“已派人去查去了。”江津縣參議會的人們，沒有一個不說蔣介石草菅人命。
江津縣西邊有個地方叫白沙，那裏的大學和中學很多，獻金的那一天很熱鬧。因為全是些青年學生，大多數都是由各地逃難來的青年學生，他們簡直把所有的東西都獻給國家。因為商會的人們不肯多出錢，學生們都跪下了，叫他們救國家不要隻管自己。大公報寫了一篇文章：“我們都跪下了”。就是鐵石心腸的人，看了那篇文章也不會不落淚的，那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但是事後蔣介石的特務造謠言說:學生跪下是老馮設的法子壓製商會的人。特務對商會的人說：“最好你們不要獻金，看老馮有什麽法子。”
我在這裏看見一位東北青年姓王的，他聽了我演講之後來見我，說他有件很難過的事。他在一個中學念書，大家都吃不飽飯，要求校長改良夥食。他是個代表，說話多了，就說他是共產黨，把他吊起來，左打，右打，叫他承認是共產黨。他實在沒有辦法了，他問那位法官，說：“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兒子被人家無緣無故地這樣地打，這樣地吊著，你看見了心裏難過不難過?”這位法官被他這一問，天良發現了，過了不久把姓王的釋放了。現在，這位姓王的學生，在大學先修班讀書，但傷痕仍然留在身上。他一麵說著，一麵把裏頭的小褂脫下叫我看他身上被鞭子打的疤痕。這個青年的背被我摸的時候，他的淚如雨下，痛心極了。他說：“我們把祖宗的墳墓丟在東三省，父母也拋在東三省，為了自己不肯當亡國奴，跑到四川來，要抗日，要救國。誰想到說一句話，就說我們是共產黨，失蹤的失蹤，活埋的活埋，挨打的挨打，這真是黑暗到極點了。”
從江津縣到合江縣，這裏有一位七十多歲的劉舉人，對獻金的事，幫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廠做的鋼鐵戒指，帶了一些來，這種戒指上麵刻的有“獻金救國”及“馮玉祥贈”等字。我向合江的百姓說明獻一個金戒指即給一個鋼戒指，人們為了留下一個抗戰紀念的東西，所以獻金很踴躍。
鋼戒指的發動，乃是陶行知先生的兒子陶宏對我說，他在圖書館看書看見德法戰爭時，德國軍費難辦，就想出用鋼鐵戒指換金戒指和寶石戒指的事，五六百萬隻戒指也能值很多錢。到了一次大戰之後，一個鋼戒指就值十萬、二十萬元了，可見紀念的價值是很大的。江津合江的婦女把金戒指造成字，造成地圖獻給國家，她們真是熱誠極了。
由合江到瀘州，瀘州比合江縣大得多了，從前是個直隸州。這個直隸州有一段歷史：在明初的時候，重慶和敘府、宜賓都爭這一縣。這裏的縣官以為無論歸哪一邊都要應酬，若直屬成都，就為地方人民省許多款項。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說明這個道理，結果沒有準。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來，說這個縣官不應當。這位縣官覺得這一番好心不蒙採納，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死了。全縣的人民都鬧起來，於是明太祖朱洪武才準了瀘縣改為直隸州。那城邊有個廟就是死的那位縣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來祭祀他。可見為民謀福利的官吏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