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大罵呈報河南旱災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這次旱災是以葉縣為中心，周圍七八百裏，草根樹皮都被饑民吃光了。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無法算計。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地罵了一個鍾頭。這是拿著民命當人命嗎?
就在這兩天，河南省的參政員姓郭的大罵政府。郭說，他坐過監，坐過牢，下過獄，他什麽都不怕，“河南這樣大的災，你們眼瞎了嗎，看不見?你們的耳朵聾了嗎，聽不見?”他在參政會內足罵了一個鍾頭。還算好，經他這一罵，才派張繼等調查去，看到底有沒有旱災。這不是“掩耳盜鈴”是什麽?餓死千千萬萬的人，還說看看有災沒有?我想走遍世界也看不見有這樣的政府吧!這種行為如何不把人心失掉了呢!郭參政員和苗鍾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幾種東西，送給各院部長官。請大家看著河南人吃的“觀音土”。人們吃了這“觀音土”就不能大便，所以不是餓死，便是大便閉塞死。連紅高粱糠都摸不著。這樣地吵了一兩個月，後來又有外國記者因故意去照了許多照片帶回來，人人都知道這個事實，蔣介石也看到相片。蔣介石才說：“你們說有旱災就有旱災吧!”他還是一點賑濟的意思也沒有，這不但河南人難過，全國的同胞聽了，難有一個不難過的。
河南的災民成群結隊地向陝西和四川省逃難。蔣介石知道了，他下令陝西、四川邊界上的官吏，截住他們，不許他們到後方來。當時逃難的災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著車，有的挑著擔，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本是指望這樣可找著一個活命的地方，哪曉得沿路關卡故意地留難，盤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約有七八天，不準過來。逃難的人哪裏受得住七八天不放過來，吃什麽呢?所以就在盤查的地方餓死了不少的人。那些難民說：“我們早知道不準我們到後方來，我們還不如不逃，在當地餓死呢。”當時慘痛的情形，我們聽了這話，就可以明白了。
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從香港來到重慶。重慶的國民黨員和重慶的人民，聽到了這個消息都非常高興!蔣介石對於孫夫人非常地冷淡。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這才在國民政府裏開了一個茶話會。那天到會的中央委員有一二百，林主席半死不活地致了幾句詞，林的意思是不希望孫夫人說話。覃振一麵哭著一麵說：“請孫夫人說話，我們歡迎孫夫人，孫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們最敬佩的人!”覃先生一說完了這話，委員中就有三分之一落下淚來。於是孫夫人就說話。那天孫夫人說的話雖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說出了。她說的第一個意思是抗戰到底，必須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復回來，方能對得起為抗戰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萬不可專製，專製一定打敗仗。第三、各黨各派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當孫夫人指責國民黨違反了孫中山先生革命遺教時，她忍不住失聲而哭了，許多人都受了極深的感動跟著流淚。大家在悲哀中鼓了掌，可是這次的歡迎會，蔣介石就沒有出席。許多朋友都彼此相問：蔣介石是尊重孫總理的嗎?還是別有用意呢?
就在這個時候，重慶周圍二百裏內，無論文武大小官吏都覺得自己沒有責任，不，都覺得自己不能問事，因為誰問了事都不算，無論大小事都得蔣介石親筆下條子，才有人去辦。
舉一個例，重慶到南岸的幾條渡江小輪都要蔣介石說：“船要洗淨!”那些管船的人們說：“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那好了，我們不問，就等你下條子吧。”
像這樣的事太多了，如像各機關的門窗不幹淨，蔣介石下手令叫一律換藍布的。因為蔣介石每事都要自己管，於是一切的事都沒有人負責任。比如重慶的自來水，每隔一二裏路的地方，都有個賣水的管子，擔水的人們常常排成半裏多路的行列，阻礙著交通，人們沒法子走路，也沒有人管。為什麽?不敢管。同時重慶背街背巷成堆成堆的垃圾，甚至有死的小孩子在那裏都沒有人管。為什麽呢?大家都在那裏等著蔣介石下條子，這真是一種奇怪的事。
第51章 阻礙獻金救國增加抗戰力量
起初我看著吃不飽、穿不暖的士兵們實在是可憐，又加上軍財兩部，一天都在那裏嚷著“沒錢沒錢”，我就發起了節約獻金救國運動。
我自己賣字獻金，寫一副對子多少錢，寫一個橫匾多少錢，寫四扇屏多少錢。價錢定出之後，找我寫字的人很多。本來我希望，一副對子給我五十元，結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這樣每月收的錢都直接送給蔣介石，並且都有收據。
後來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處演講。講一次話，有捐一萬的，有捐兩萬的，還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後有朋友介紹我到自貢市去演講，那一次我在自貢市總共講三天的話，他們的獻金就有二百多萬。自貢市的萬先生和劉市長都非常幫忙。距自貢市七八十裏的地方，有一新開的煤礦，廠長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後，還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橋，那裏民眾的捐款非常熱烈，也捐了很大的數目。像範旭東先生辦的造鹼廠，他們那裏的朋友們雖然在艱苦中過生活，還是大量地捐了錢。我到嘉定，那裏有武昌大學和地方上的人們，打著旗子，敲著鼓，抬著鄉間送禮的食盒，放著鞭炮來獻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萬。在這裏就聽見蔣介石派了二三十個特務跟著我，同時也有打前站的宣傳說，馮先生出來獻金，蔣介石不贊成，因為蔣不願意民眾接近馮先生。
說也奇怪，我在樂山(嘉定)，聽見幾位老先生說：“這個地方現在平定了，前幾天非常危險。”我問他們怎樣危險?他們說，樂山這個地方，緊接著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漢人雜居，向來都很自由。不久前，財政部派了一個稅官到這裏，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種稅。一隻雞，一個蛋，有稅;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蔥都有稅。這裏的民眾有兩三萬集在一起，要求撤掉關卡。蔣介石派了軍隊就要保護這些關卡，就在門前架起四架機關槍，對老百姓們說：“你們敢反對，就開機關槍打死你們。”百姓們那麽多，他們絕不怕。有兩位老紳士怕把事情鬧大了，就跪在機關槍前說：“千萬別開槍啊!”一直鬧了一個整天，兩位老紳士把這些關卡人員讓到商會裏頭去，好說歹說地說了一個星期，關卡們才把小蔥白菜的稅減了一些。兩位老先生問我：“國民黨不是說：免除苛捐雜稅。這些什麽都上稅的辦法，北洋軍閥政府沒有的，滿清政府也是沒有的。馮先生你說這些事情蔣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說：“重慶一個渡船打掃幹淨都是他下條子，像關卡抽稅的事不是他命令，誰敢做呀!”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這次旱災是以葉縣為中心，周圍七八百裏，草根樹皮都被饑民吃光了。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無法算計。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地罵了一個鍾頭。這是拿著民命當人命嗎?
就在這兩天，河南省的參政員姓郭的大罵政府。郭說，他坐過監，坐過牢，下過獄，他什麽都不怕，“河南這樣大的災，你們眼瞎了嗎，看不見?你們的耳朵聾了嗎，聽不見?”他在參政會內足罵了一個鍾頭。還算好，經他這一罵，才派張繼等調查去，看到底有沒有旱災。這不是“掩耳盜鈴”是什麽?餓死千千萬萬的人，還說看看有災沒有?我想走遍世界也看不見有這樣的政府吧!這種行為如何不把人心失掉了呢!郭參政員和苗鍾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幾種東西，送給各院部長官。請大家看著河南人吃的“觀音土”。人們吃了這“觀音土”就不能大便，所以不是餓死，便是大便閉塞死。連紅高粱糠都摸不著。這樣地吵了一兩個月，後來又有外國記者因故意去照了許多照片帶回來，人人都知道這個事實，蔣介石也看到相片。蔣介石才說：“你們說有旱災就有旱災吧!”他還是一點賑濟的意思也沒有，這不但河南人難過，全國的同胞聽了，難有一個不難過的。
河南的災民成群結隊地向陝西和四川省逃難。蔣介石知道了，他下令陝西、四川邊界上的官吏，截住他們，不許他們到後方來。當時逃難的災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著車，有的挑著擔，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本是指望這樣可找著一個活命的地方，哪曉得沿路關卡故意地留難，盤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約有七八天，不準過來。逃難的人哪裏受得住七八天不放過來，吃什麽呢?所以就在盤查的地方餓死了不少的人。那些難民說：“我們早知道不準我們到後方來，我們還不如不逃，在當地餓死呢。”當時慘痛的情形，我們聽了這話，就可以明白了。
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從香港來到重慶。重慶的國民黨員和重慶的人民，聽到了這個消息都非常高興!蔣介石對於孫夫人非常地冷淡。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這才在國民政府裏開了一個茶話會。那天到會的中央委員有一二百，林主席半死不活地致了幾句詞，林的意思是不希望孫夫人說話。覃振一麵哭著一麵說：“請孫夫人說話，我們歡迎孫夫人，孫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們最敬佩的人!”覃先生一說完了這話，委員中就有三分之一落下淚來。於是孫夫人就說話。那天孫夫人說的話雖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說出了。她說的第一個意思是抗戰到底，必須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復回來，方能對得起為抗戰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萬不可專製，專製一定打敗仗。第三、各黨各派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當孫夫人指責國民黨違反了孫中山先生革命遺教時，她忍不住失聲而哭了，許多人都受了極深的感動跟著流淚。大家在悲哀中鼓了掌，可是這次的歡迎會，蔣介石就沒有出席。許多朋友都彼此相問：蔣介石是尊重孫總理的嗎?還是別有用意呢?
就在這個時候，重慶周圍二百裏內，無論文武大小官吏都覺得自己沒有責任，不，都覺得自己不能問事，因為誰問了事都不算，無論大小事都得蔣介石親筆下條子，才有人去辦。
舉一個例，重慶到南岸的幾條渡江小輪都要蔣介石說：“船要洗淨!”那些管船的人們說：“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那好了，我們不問，就等你下條子吧。”
像這樣的事太多了，如像各機關的門窗不幹淨，蔣介石下手令叫一律換藍布的。因為蔣介石每事都要自己管，於是一切的事都沒有人負責任。比如重慶的自來水，每隔一二裏路的地方，都有個賣水的管子，擔水的人們常常排成半裏多路的行列，阻礙著交通，人們沒法子走路，也沒有人管。為什麽?不敢管。同時重慶背街背巷成堆成堆的垃圾，甚至有死的小孩子在那裏都沒有人管。為什麽呢?大家都在那裏等著蔣介石下條子，這真是一種奇怪的事。
第51章 阻礙獻金救國增加抗戰力量
起初我看著吃不飽、穿不暖的士兵們實在是可憐，又加上軍財兩部，一天都在那裏嚷著“沒錢沒錢”，我就發起了節約獻金救國運動。
我自己賣字獻金，寫一副對子多少錢，寫一個橫匾多少錢，寫四扇屏多少錢。價錢定出之後，找我寫字的人很多。本來我希望，一副對子給我五十元，結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這樣每月收的錢都直接送給蔣介石，並且都有收據。
後來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處演講。講一次話，有捐一萬的，有捐兩萬的，還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以後有朋友介紹我到自貢市去演講，那一次我在自貢市總共講三天的話，他們的獻金就有二百多萬。自貢市的萬先生和劉市長都非常幫忙。距自貢市七八十裏的地方，有一新開的煤礦，廠長姓郭，除了一次捐了以後，還有每月捐。
我又到五通橋，那裏民眾的捐款非常熱烈，也捐了很大的數目。像範旭東先生辦的造鹼廠，他們那裏的朋友們雖然在艱苦中過生活，還是大量地捐了錢。我到嘉定，那裏有武昌大學和地方上的人們，打著旗子，敲著鼓，抬著鄉間送禮的食盒，放著鞭炮來獻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萬。在這裏就聽見蔣介石派了二三十個特務跟著我，同時也有打前站的宣傳說，馮先生出來獻金，蔣介石不贊成，因為蔣不願意民眾接近馮先生。
說也奇怪，我在樂山(嘉定)，聽見幾位老先生說：“這個地方現在平定了，前幾天非常危險。”我問他們怎樣危險?他們說，樂山這個地方，緊接著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漢人雜居，向來都很自由。不久前，財政部派了一個稅官到這裏，一下子加了一百多種稅。一隻雞，一個蛋，有稅;就是一棵白菜，一根蔥都有稅。這裏的民眾有兩三萬集在一起，要求撤掉關卡。蔣介石派了軍隊就要保護這些關卡，就在門前架起四架機關槍，對老百姓們說：“你們敢反對，就開機關槍打死你們。”百姓們那麽多，他們絕不怕。有兩位老紳士怕把事情鬧大了，就跪在機關槍前說：“千萬別開槍啊!”一直鬧了一個整天，兩位老紳士把這些關卡人員讓到商會裏頭去，好說歹說地說了一個星期，關卡們才把小蔥白菜的稅減了一些。兩位老先生問我：“國民黨不是說：免除苛捐雜稅。這些什麽都上稅的辦法，北洋軍閥政府沒有的，滿清政府也是沒有的。馮先生你說這些事情蔣介石都知道不知道?”我說：“重慶一個渡船打掃幹淨都是他下條子，像關卡抽稅的事不是他命令，誰敢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