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她們的孩子，她們對外隱蔽的房門無可避免地朝他洞開，方原得以走進去，看到不同的女人不一樣的風景。包括她們的臥室布置，她們的梳妝檯擺設，她們的起居飲食和生活方式。
還有她們的私隱。
四個女人當中，施米路是個最fb的物質女人。她愛出風頭，活得天真而又無恥，理財方麵卻一點不傻。她從她舊日的老闆兼情人——也就是孩子的爸爸陳輝陽那裏，要來一輛子彈頭、一輛四環素和一輛老奔做商務出租，每月可以掙到一筆可觀租金。
現在很多做生意的人，接待應酬都講究排場，有些民企的董事長從外地來海城開個屁大的行業會，總經理都要公關部的小姐先過來，租輛奔馳，自帶鮮花和果籃到機場迎接。一切看起來特別可笑。虛榮是一個人的死穴，卻是一些不踏實的民企對外的初級戰略。所以施米路不愁沒生意。她的車從沒歇過，有長包有散戶。兩個司機是從老家雇過來的，不會放她的飛機。不過這隻是她收入的一小部分。她剛懷孕三個月時，就軟硬兼施地讓陳輝陽在市中心以她的名義，買下一套價值不菲的寫字樓，因為趕上好時光，不到三年後已漲了百分之八十。這個地段瞄得準絕對是她自己的功勞，又是28樓，俯瞰南湖公園的一池綠水和連綿環繞的荔枝林，每月租金從不落空，而且還年年往上遞增。
於是陳輝陽就說，以她擁有的股票和這些零碎收入，養一個孩子已是綽綽有餘，他叫她不要再找他拿錢了。他還說，溫州人和一些炒樓大鱷把上海樓市哄抬得差不多了，馬上就要抽出資金來攪濁海城這池濁水，“你把手頭的錢拿去多買兩套房子，做個包租婆，有不錯的收入，別天天巴望從我這裏摳錢，你錢太多了，在外麵胡亂揮霍，交的又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朋友，遲早有天被人劫財劫色的……”他還說，從沒見過有她那麽愛花錢的女人，太可怕了，一個月的零用錢足夠他老婆一年的開支!
更讓施米路不服的是，陳輝陽老以為自己是李嘉誠，是巴菲特，每一次投資，都夠狠不夠準，像他泡妞一樣，永遠在損耗。施米路告訴方原，除她以外，他找的那些女人，瞎子都不會喜歡，該大的不大，該小的不小。還有他老婆，每次他一說到她，施米路就忍無可忍。
“別拿你老婆跟我比!她那麽省你就不泡妞啦?你以為她那麽傻，省下錢讓你包二奶三奶呀?她的錢都花在你看不見的地方了，有一天她比你還富，你不信嗎?否則她早跟你離婚了!”
陳輝陽看慣了她的橫蠻任性，胡作非為。當初正是這她這種不羈性格激發了他的征服欲。但三年後，他覺得累壞了，累得連嘴都不想回，就別說吻了。
相比施米路這個小女人，大女人舒兒是那種理智消費型典範。她有一定的積蓄，和合夥人一起做的律師事務所生意不錯，也是好幾家外資企業的常年法律顧問。她的收入不低，維持她現有的生活質素綽綽有餘，但她消費有度，該花的一定不省，沒必要的東西你送給她，她都嫌不夠環保予以抵製。
更令人奇怪的是，作為女人，舒兒的業餘時間和愛好不在購物和上美容院、健身院還有周末派對上，而是像那些民間反扒手一樣，不遺餘力貢獻社會。
她當然不可能去抓小偷，但她做的事情影響力更大，為促進這個城市的文明化進程勞心勞力。當然這種行為要跟她發生某種關係。比如有個周末，她開車載著波比和方原，“一家三口”去東海岸野餐，在盤山公路上爬坡時，遇一輛某機構的公務車迎麵衝下，擦身而過，可能見是女司機，對方突然按了一下喇叭。舒兒嚇了一跳，於是她開始憤怒了。因車速太快，她無法從倒後鏡裏看清那輛公務車的車牌，但她記下了那個機構的名稱。到了周一上班，她衝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撥114，查到這個機構的總機，然後找管車的辦公室，要求對方查出到底有哪一輛車在周六的上午去過木棉山盤山公路。對方問她什麽事，她說要請那個司機向她道歉而且接受此處不得鳴喇叭的處罰。對方有點驚訝，然後推搪說很難幫她找到這輛車。她就問：“你單位到底有幾輛公務車?”對方也不高興了，說這事不歸她管，因為她不是交警。“但我是律師，我是納稅人!”對方不屑地說，單位的車太多了，找不著。舒兒說她願意去他們那兒，和辦公室主任一起去查找，對方顯然被她嚴厲的措辭激怒了，最後說了一句“無理取鬧!”就啪地掛了她的電話。這就進一步激怒了她。“國內的機構憑什麽這麽牛?”
舒兒是那種不能刺激的女人，像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隻能令她的行動升級。接下來的幾天，她什麽事都不幹，把那個機構上上下下的電話都打遍了，還打到上級管理部門和該路段的交通管理部門。
因為沒有車牌，也沒有證人，最後沒人搭理她，為此她非常沮喪，認為是機構強權，官官相衛。後來跑到這家機構的競爭對手，另一家機構去投訴，結果同行似乎也有默契，不好明著收拾對方，所以一句“無法取證”就打發了她。後來她方向改變了，不查那輛車了，就查那個接電話的人，隻因那個和她一樣好強的女人在電話裏罵了她一句“無理取鬧!”。可是，該機構拒絕讓她到單位認“聲”，事情自然也達不到她要的結果，但這並沒摧毀舒兒的鬥誌，她依然以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模式，源頭逮不到，就順藤摸瓜地從終端追究過去，最終被對手們給她封號為海城女堂吉訶德。
為了那件小事，她那個月的手機費兩千多元，但她無怨無悔，也不認同別人說她是為了出一口“惡氣”而去浪費社會資源，妨礙公務，騷擾別人，並造成另一層麵的精神汙染。
“總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會明白我的，那些爛人也會為此付出代價!”
方原每次和她經歷這些開始是芝麻後來變西瓜的事件時，內心暗暗慶幸自己沒去過美國。那是一個什麽地方呀，把一個長得好好的女人折磨成這個樣子。在那兒，她先是給人洗碗，後又被人洗腦，回來後，就認為國內99%的人都是不正常，不對勁的。
在現場，方原從不會勸她得饒人處且饒人——算了。因為越勸，她隻公越激。而且那不屬他的工作範疇，他也無權去幹涉僱主的私事。方原隻是感慨，如果她把這些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兒子身上，也許波比今天就不會這樣。
但似乎沒有了這些事情，舒兒的生活就完全失去精神寄託。因為她朋友不多，波比周末才回來，她對著一個文化程度不高且被她訓練得像機器人一樣的保姆，無人對話，內心潛藏的才能也無從發揮。於是，那些戰事就變成是一種業餘生活的良好嗜好，讓她可以隨時隨地釋放出性情中的戾氣。健康專家說，熱愛罵人宣洩的女人很少得憂鬱症和乳腺增生的。在她身上得到應驗。她頂多是有點兒妄想症和強迫症。久而久之，到處找岔，幾乎變成是她每天的功課，哪天沒找著，哪天就像得了便秘似的，不爽。
自然，這也是沒有男人走近她的原因。
還有她們的私隱。
四個女人當中，施米路是個最fb的物質女人。她愛出風頭，活得天真而又無恥，理財方麵卻一點不傻。她從她舊日的老闆兼情人——也就是孩子的爸爸陳輝陽那裏，要來一輛子彈頭、一輛四環素和一輛老奔做商務出租，每月可以掙到一筆可觀租金。
現在很多做生意的人，接待應酬都講究排場，有些民企的董事長從外地來海城開個屁大的行業會，總經理都要公關部的小姐先過來，租輛奔馳，自帶鮮花和果籃到機場迎接。一切看起來特別可笑。虛榮是一個人的死穴，卻是一些不踏實的民企對外的初級戰略。所以施米路不愁沒生意。她的車從沒歇過，有長包有散戶。兩個司機是從老家雇過來的，不會放她的飛機。不過這隻是她收入的一小部分。她剛懷孕三個月時，就軟硬兼施地讓陳輝陽在市中心以她的名義，買下一套價值不菲的寫字樓，因為趕上好時光，不到三年後已漲了百分之八十。這個地段瞄得準絕對是她自己的功勞，又是28樓，俯瞰南湖公園的一池綠水和連綿環繞的荔枝林，每月租金從不落空，而且還年年往上遞增。
於是陳輝陽就說，以她擁有的股票和這些零碎收入，養一個孩子已是綽綽有餘，他叫她不要再找他拿錢了。他還說，溫州人和一些炒樓大鱷把上海樓市哄抬得差不多了，馬上就要抽出資金來攪濁海城這池濁水，“你把手頭的錢拿去多買兩套房子，做個包租婆，有不錯的收入，別天天巴望從我這裏摳錢，你錢太多了，在外麵胡亂揮霍，交的又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朋友，遲早有天被人劫財劫色的……”他還說，從沒見過有她那麽愛花錢的女人，太可怕了，一個月的零用錢足夠他老婆一年的開支!
更讓施米路不服的是，陳輝陽老以為自己是李嘉誠，是巴菲特，每一次投資，都夠狠不夠準，像他泡妞一樣，永遠在損耗。施米路告訴方原，除她以外，他找的那些女人，瞎子都不會喜歡，該大的不大，該小的不小。還有他老婆，每次他一說到她，施米路就忍無可忍。
“別拿你老婆跟我比!她那麽省你就不泡妞啦?你以為她那麽傻，省下錢讓你包二奶三奶呀?她的錢都花在你看不見的地方了，有一天她比你還富，你不信嗎?否則她早跟你離婚了!”
陳輝陽看慣了她的橫蠻任性，胡作非為。當初正是這她這種不羈性格激發了他的征服欲。但三年後，他覺得累壞了，累得連嘴都不想回，就別說吻了。
相比施米路這個小女人，大女人舒兒是那種理智消費型典範。她有一定的積蓄，和合夥人一起做的律師事務所生意不錯，也是好幾家外資企業的常年法律顧問。她的收入不低，維持她現有的生活質素綽綽有餘，但她消費有度，該花的一定不省，沒必要的東西你送給她，她都嫌不夠環保予以抵製。
更令人奇怪的是，作為女人，舒兒的業餘時間和愛好不在購物和上美容院、健身院還有周末派對上，而是像那些民間反扒手一樣，不遺餘力貢獻社會。
她當然不可能去抓小偷，但她做的事情影響力更大，為促進這個城市的文明化進程勞心勞力。當然這種行為要跟她發生某種關係。比如有個周末，她開車載著波比和方原，“一家三口”去東海岸野餐，在盤山公路上爬坡時，遇一輛某機構的公務車迎麵衝下，擦身而過，可能見是女司機，對方突然按了一下喇叭。舒兒嚇了一跳，於是她開始憤怒了。因車速太快，她無法從倒後鏡裏看清那輛公務車的車牌，但她記下了那個機構的名稱。到了周一上班，她衝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撥114，查到這個機構的總機，然後找管車的辦公室，要求對方查出到底有哪一輛車在周六的上午去過木棉山盤山公路。對方問她什麽事，她說要請那個司機向她道歉而且接受此處不得鳴喇叭的處罰。對方有點驚訝，然後推搪說很難幫她找到這輛車。她就問：“你單位到底有幾輛公務車?”對方也不高興了，說這事不歸她管，因為她不是交警。“但我是律師，我是納稅人!”對方不屑地說，單位的車太多了，找不著。舒兒說她願意去他們那兒，和辦公室主任一起去查找，對方顯然被她嚴厲的措辭激怒了，最後說了一句“無理取鬧!”就啪地掛了她的電話。這就進一步激怒了她。“國內的機構憑什麽這麽牛?”
舒兒是那種不能刺激的女人，像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隻能令她的行動升級。接下來的幾天，她什麽事都不幹，把那個機構上上下下的電話都打遍了，還打到上級管理部門和該路段的交通管理部門。
因為沒有車牌，也沒有證人，最後沒人搭理她，為此她非常沮喪，認為是機構強權，官官相衛。後來跑到這家機構的競爭對手，另一家機構去投訴，結果同行似乎也有默契，不好明著收拾對方，所以一句“無法取證”就打發了她。後來她方向改變了，不查那輛車了，就查那個接電話的人，隻因那個和她一樣好強的女人在電話裏罵了她一句“無理取鬧!”。可是，該機構拒絕讓她到單位認“聲”，事情自然也達不到她要的結果，但這並沒摧毀舒兒的鬥誌，她依然以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模式，源頭逮不到，就順藤摸瓜地從終端追究過去，最終被對手們給她封號為海城女堂吉訶德。
為了那件小事，她那個月的手機費兩千多元，但她無怨無悔，也不認同別人說她是為了出一口“惡氣”而去浪費社會資源，妨礙公務，騷擾別人，並造成另一層麵的精神汙染。
“總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會明白我的，那些爛人也會為此付出代價!”
方原每次和她經歷這些開始是芝麻後來變西瓜的事件時，內心暗暗慶幸自己沒去過美國。那是一個什麽地方呀，把一個長得好好的女人折磨成這個樣子。在那兒，她先是給人洗碗，後又被人洗腦，回來後，就認為國內99%的人都是不正常，不對勁的。
在現場，方原從不會勸她得饒人處且饒人——算了。因為越勸，她隻公越激。而且那不屬他的工作範疇，他也無權去幹涉僱主的私事。方原隻是感慨，如果她把這些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兒子身上，也許波比今天就不會這樣。
但似乎沒有了這些事情，舒兒的生活就完全失去精神寄託。因為她朋友不多，波比周末才回來，她對著一個文化程度不高且被她訓練得像機器人一樣的保姆，無人對話，內心潛藏的才能也無從發揮。於是，那些戰事就變成是一種業餘生活的良好嗜好，讓她可以隨時隨地釋放出性情中的戾氣。健康專家說，熱愛罵人宣洩的女人很少得憂鬱症和乳腺增生的。在她身上得到應驗。她頂多是有點兒妄想症和強迫症。久而久之，到處找岔，幾乎變成是她每天的功課，哪天沒找著，哪天就像得了便秘似的，不爽。
自然，這也是沒有男人走近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