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古希臘哲學思想與自然科學活動相結合，以自然哲學的形式實現了同宗教的分離。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以自然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論自然》是他們的論著普遍採用的書名。他們對自然結構等自然問題的各種解釋是在感性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科學假說。這些假說雖然缺乏足夠的科學根據，但很少夾有天人合人，神人同體的觀念，也不是為了論證社會政治、道德原則，作為“取辨之物”的工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科學認識活動能夠避免政治、道德觀念的滲入和幹涉，堅持以自然為對象的不斷深入的研究過程。
自然問題成為社會思想發展的養料源泉，揭示自然之謎成為社會思想的根本任務之一，研究自然的科學認識活動成為社會認識活動的構成部分。這個思想傾向是古希臘自然哲學成為近代科學思想源泉的主要原因。
西周天人合一的社會政治思想客觀上要求將自然現象與社會人事相聯繫，要求從社會人事出發，用自然現象的變化來附合、論證社會變遷和人事更迭。思維內容這一特徵要求相應的思維形式來表現，使之能構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係，不致停留在格言式堆砌的水平上，使之能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思想傳統。西周時期《易經》中的陰陽思想 ，《洪範》中的五行思想，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形成的兩種思維形式。由“—”、“—”兩個直觀符號構成的64個卦象，由金、水、木、火、土5 個表徵物形成的相生相剋的聯繫圖。陰陽、五行都是作為一種徵兆，溝通了天人之間的聯繫，溝通了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之間的聯繫，從而成為一種先驗的，強製性的思維形式框架。任何客觀事物的內容都被納入這個圖式中，才能得到解釋，關於自然現象、自然物體的認識就是通過這種形式框架的類比才得到的。這兩種思維形式，除名、墨兩家之外，大都為先秦諸子所接受，到了鄒衍手裏，完成了兩者的融合。
西周官學是先秦諸子思想的出發點。在主觀意識上，以挽救社會危機為己任，爭開各種治世良方的諸子，大都接受了“維新”的思想傳統，托古改製成了他們進行政治鬥爭，學術論辯的基本形式，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也就成為他們各自闡發政治、倫理思想的最有效手段。特別是後來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裏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是將周禮當作最高規範。以社會政治倫理問題為中心內容，以陰陽五行為解釋框架，以天象證人事為思維的基本途徑，這些特點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體思想奠定了基調，形成了一種沉重的思想傳統。
墨子的科學思想，將自然與社會分離，以自然物體、自然現象作為科學認識活動的獨立對象，強調以科學實踐為基礎的理性分析，反對五行相剋的先驗圖式。這樣，墨子科學思想就和上述占統治地位的傳統思想大相逕庭。在沉重的思想傳統的壓迫下，墨子科學思想當然很難健康發展。
重農抑商思想後來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王朝長期奉行不移的基本國策，反映了封建中國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結構，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 。這個基本國策維護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以小農業與小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形態，鞏固了宗法社會的政治結構。
馬克思曾對商人、商業及商業資本給予較高的歷史評價：“商人對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說由於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因素” 。“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著解放作用” 。“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到處都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生產的規模擴大” 。中國封建社會抑商的結果，抑製了手工業技術的發展規模、發展形式和發展方向。自然經濟形態的小農經濟對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沒有推動力，而家庭手工業和官辦手工業作坊的形式阻礙了手工業生產的社會化，使手工業生產在內部分工和技術深化方麵都難以發展，工匠階層也不能形成一個獨立的、強大的社會力量。墨家的科學活動是伴隨著戰國時期手工業技術發展和工匠階層興起而興起的。同樣，由於以後缺乏必要的社會條件和手工業技術的被抑製，以手工業技術實踐為基礎的墨家科學思想也難以深化而停滯湮滅。從生產技術實踐和科學活動的關係來說，這也是必然的。
以農本思想為指導，以小農業、小手工業、小飼養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形成了古代中國以農業為中心的生產——科技體係。歷代農書從官編到私修，綿綿不絕，與農業有關的天文、物候、醫學、數值計算也相應發達。對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研究，從西周的《考工記》到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況且，《天工開物》在崇禎十年(1637年)初刊後，不久即失傳，湮滅了幾百年，直到辛亥革命後，才由留日學生從日本重新引回中國。該書在“貴五穀而賤金玉”的思想指導下，也主要注意衣食方麵的生產實踐。
這種以農業為中心的生產——科技體係，首先“是以土地及其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 。“小塊土地所有製按其性質來說，就是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 。因此，社會對自然的研究，對科學技術的需要，都缺乏物質生產方麵的動力。科技史證明，社會物質生產的需要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強大推動力。近代科學技術是和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起誕生、發展，互為表裏。工場手工業是產業資本產生的重要前提。中國封建社會大量官辦手工業是由朝廷置工官來主持、管理和監督的，這是兩漢以來的傳統。官辦手工業和商業資本沒有聯繫，生產的目的與進行大規模商品生產工場手工業不同。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結構中，手工業的生產目的主要是滿足家庭的需要。大量官辦的手工業作坊其生產目的也隻是為了滿足統治集團生活享受的需求。兩者都沒有納入社會的流通過程。工匠或是家庭個體式的，是類同農奴，社會沒有形成僱傭工人的市場。
第二，手工業生產過程在這種模式的約束下，本身也沒有內部分工的要求，生產技術隻能在家庭式封閉的環境中得到局部的深化。技術傳授是父子世世相傳，這是中國古代技術發展的主要形式。《考工記》雲：“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荀子。儒效》亦雲：“工匠之子，莫不繼事”。祖傳既是技術發展的主要途徑，又是專門技術生產最有影響的招牌。祖傳的代數越多，招牌的吸引力就越大。一些精湛的技術也在祖傳的渠道中任其自生自滅。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曾記載：“毫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霞。一州唯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為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這個例子很典型地說明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手工業技術沒有通過社會的交流而得到普遍的推廣和提高，對理論上的概括、總結和提高也缺乏應有的需求和條件。雖然古代中國在技術上有很多輝煌的發明，但大都缺乏科學理論的概括、總結，不能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的高度上加以把握、提高。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會出現停滯、僵化甚至夭折、湮滅的狀況。技術實踐本身也不能成為科學發展的動力。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裏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出孤立、零碎的狀況，未能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和抽象的數學方法上升到理論，形成一種完整的科學理論、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體係。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應用技術的成就遠大於科學理論成就的原因，也是一些先進的技術發明不能產生廣泛的社會作用的原因。古希臘的學者通過邏輯和數學的方法，以理論的高度把握由古埃及人和古蘇美爾人創造的技術成就，從而創造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亞裏士多德在廣泛經驗考察的基礎上建立自然體係的邏輯方法;阿基米德通過實驗，進行抽象演繹，把科學和工程技術結合起來的經驗主義和實用傾向;畢達哥拉斯、歐幾裏得力圖通過嚴格的數學推理，用定形、定量的數學規律表述自然界的構造和運動的思想;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將物質運動的終極原因歸於物質本身的原子論。所有這些，不僅促使了古希臘科學技術的繁榮，而且使其成為近代科學技術產生的思想源泉。
自然問題成為社會思想發展的養料源泉，揭示自然之謎成為社會思想的根本任務之一，研究自然的科學認識活動成為社會認識活動的構成部分。這個思想傾向是古希臘自然哲學成為近代科學思想源泉的主要原因。
西周天人合一的社會政治思想客觀上要求將自然現象與社會人事相聯繫，要求從社會人事出發，用自然現象的變化來附合、論證社會變遷和人事更迭。思維內容這一特徵要求相應的思維形式來表現，使之能構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係，不致停留在格言式堆砌的水平上，使之能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思想傳統。西周時期《易經》中的陰陽思想 ，《洪範》中的五行思想，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形成的兩種思維形式。由“—”、“—”兩個直觀符號構成的64個卦象，由金、水、木、火、土5 個表徵物形成的相生相剋的聯繫圖。陰陽、五行都是作為一種徵兆，溝通了天人之間的聯繫，溝通了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之間的聯繫，從而成為一種先驗的，強製性的思維形式框架。任何客觀事物的內容都被納入這個圖式中，才能得到解釋，關於自然現象、自然物體的認識就是通過這種形式框架的類比才得到的。這兩種思維形式，除名、墨兩家之外，大都為先秦諸子所接受，到了鄒衍手裏，完成了兩者的融合。
西周官學是先秦諸子思想的出發點。在主觀意識上，以挽救社會危機為己任，爭開各種治世良方的諸子，大都接受了“維新”的思想傳統，托古改製成了他們進行政治鬥爭，學術論辯的基本形式，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也就成為他們各自闡發政治、倫理思想的最有效手段。特別是後來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裏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是將周禮當作最高規範。以社會政治倫理問題為中心內容，以陰陽五行為解釋框架，以天象證人事為思維的基本途徑，這些特點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體思想奠定了基調，形成了一種沉重的思想傳統。
墨子的科學思想，將自然與社會分離，以自然物體、自然現象作為科學認識活動的獨立對象，強調以科學實踐為基礎的理性分析，反對五行相剋的先驗圖式。這樣，墨子科學思想就和上述占統治地位的傳統思想大相逕庭。在沉重的思想傳統的壓迫下，墨子科學思想當然很難健康發展。
重農抑商思想後來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王朝長期奉行不移的基本國策，反映了封建中國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結構，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 。這個基本國策維護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以小農業與小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形態，鞏固了宗法社會的政治結構。
馬克思曾對商人、商業及商業資本給予較高的歷史評價：“商人對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說由於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因素” 。“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著解放作用” 。“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到處都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生產的規模擴大” 。中國封建社會抑商的結果，抑製了手工業技術的發展規模、發展形式和發展方向。自然經濟形態的小農經濟對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沒有推動力，而家庭手工業和官辦手工業作坊的形式阻礙了手工業生產的社會化，使手工業生產在內部分工和技術深化方麵都難以發展，工匠階層也不能形成一個獨立的、強大的社會力量。墨家的科學活動是伴隨著戰國時期手工業技術發展和工匠階層興起而興起的。同樣，由於以後缺乏必要的社會條件和手工業技術的被抑製，以手工業技術實踐為基礎的墨家科學思想也難以深化而停滯湮滅。從生產技術實踐和科學活動的關係來說，這也是必然的。
以農本思想為指導，以小農業、小手工業、小飼養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形成了古代中國以農業為中心的生產——科技體係。歷代農書從官編到私修，綿綿不絕，與農業有關的天文、物候、醫學、數值計算也相應發達。對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研究，從西周的《考工記》到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況且，《天工開物》在崇禎十年(1637年)初刊後，不久即失傳，湮滅了幾百年，直到辛亥革命後，才由留日學生從日本重新引回中國。該書在“貴五穀而賤金玉”的思想指導下，也主要注意衣食方麵的生產實踐。
這種以農業為中心的生產——科技體係，首先“是以土地及其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 。“小塊土地所有製按其性質來說，就是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 。因此，社會對自然的研究，對科學技術的需要，都缺乏物質生產方麵的動力。科技史證明，社會物質生產的需要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強大推動力。近代科學技術是和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起誕生、發展，互為表裏。工場手工業是產業資本產生的重要前提。中國封建社會大量官辦手工業是由朝廷置工官來主持、管理和監督的，這是兩漢以來的傳統。官辦手工業和商業資本沒有聯繫，生產的目的與進行大規模商品生產工場手工業不同。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結構中，手工業的生產目的主要是滿足家庭的需要。大量官辦的手工業作坊其生產目的也隻是為了滿足統治集團生活享受的需求。兩者都沒有納入社會的流通過程。工匠或是家庭個體式的，是類同農奴，社會沒有形成僱傭工人的市場。
第二，手工業生產過程在這種模式的約束下，本身也沒有內部分工的要求，生產技術隻能在家庭式封閉的環境中得到局部的深化。技術傳授是父子世世相傳，這是中國古代技術發展的主要形式。《考工記》雲：“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荀子。儒效》亦雲：“工匠之子，莫不繼事”。祖傳既是技術發展的主要途徑，又是專門技術生產最有影響的招牌。祖傳的代數越多，招牌的吸引力就越大。一些精湛的技術也在祖傳的渠道中任其自生自滅。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曾記載：“毫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霞。一州唯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為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這個例子很典型地說明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手工業技術沒有通過社會的交流而得到普遍的推廣和提高，對理論上的概括、總結和提高也缺乏應有的需求和條件。雖然古代中國在技術上有很多輝煌的發明，但大都缺乏科學理論的概括、總結，不能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的高度上加以把握、提高。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會出現停滯、僵化甚至夭折、湮滅的狀況。技術實踐本身也不能成為科學發展的動力。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裏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出孤立、零碎的狀況，未能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和抽象的數學方法上升到理論，形成一種完整的科學理論、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體係。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應用技術的成就遠大於科學理論成就的原因，也是一些先進的技術發明不能產生廣泛的社會作用的原因。古希臘的學者通過邏輯和數學的方法，以理論的高度把握由古埃及人和古蘇美爾人創造的技術成就，從而創造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亞裏士多德在廣泛經驗考察的基礎上建立自然體係的邏輯方法;阿基米德通過實驗，進行抽象演繹，把科學和工程技術結合起來的經驗主義和實用傾向;畢達哥拉斯、歐幾裏得力圖通過嚴格的數學推理，用定形、定量的數學規律表述自然界的構造和運動的思想;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將物質運動的終極原因歸於物質本身的原子論。所有這些，不僅促使了古希臘科學技術的繁榮，而且使其成為近代科學技術產生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