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對農民起義的另一個影響表現在農民起義的領袖以其本身的人格力量加上類似宗教領袖的神秘性，使其成為農民起義隊伍的凝聚中心。
應該說，歷代農民戰爭開始舉義旗的時候，在起義隊伍的內部實行了一種“軍事共產主義”式的平等製度。各種宗教式的嚴格紀律對起義的農民——從將軍到士兵都有相同的約束力。起義的領袖以他本人的人格力量和神秘的威懾作用比較有效地維持了這種秩序。這種宗教式的狂熱使農民起義的隊伍在其早期往往能保持其旺盛的政治熱情，團結一致，紀律嚴明和士氣高昂的勢頭。隨著農民起義的逐步勝利，起義隊伍的擴充，占領區域的擴大，相應的組織機構也複雜和發展起來。起義隊伍不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組織，而且要處理各種行政問題，並且麵臨了起義隊伍內部的財產再分配問題。原來隻求溫飽生存的基本目的，在勝利中已被湮滅。財產的再分配和起義隊伍內部的等級製度使農民起義領導階層的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傾向。在宗法農業社會的環境中，原來貴賤貧富的等級現象在起義隊伍內必然再現。起義領袖的人格力量消失在某種超自然的神秘感之中，很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榜樣蛻變成為頂禮膜拜的宗教偶像。原來嚴格的教規式紀律，也由於起義隊伍內鄰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和領導階層的腐化而不可避免地鬆懈、瓦解了。為了維持、鞏固農民起義隊伍及政權建設的需要，農民起義領袖不得不藉助儒生謀士，以儒學的理論和政治實踐重新構造農民起義隊伍的組織和進行政權的建設。
農民起義從指導思想到組織形式由墨學向儒學的轉變說明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宗法農業社會裏，宗教力量不能維持其長遠的社會政治作用，它不能替代儒學從政治製度到思想觀念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墨家的巨子製度，墨學的兼愛大同思想，嚴格的墨者之法，這三個因素都具有宗教的萌芽。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正是吸收了墨學的這些思想，構成了其基本的教義、教規和教製，也正是這些因素，道教思想影響了農民起義。恃別是在農民起義的早期，墨家這些思想的印記更為明顯，但是到了農民起義的後期，卻按照歷史發展的鐵律仍不得不回歸到儒學。宗教式的狂熱不得不屈從於重宗法血緣的社會傳統。
道教雖然吸引了大批信徒，有時也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但對整個中國的宗法農業社會來說，畢竟不是主流，在政治上也成不了氣候。因為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的社會裏，人們更注重現實的血緣關係和家族情感。對祖先的祭祀，無論在倫理上和政治上都超過對六合之外神格力量的敬重。兩漢的經學雖有讖緯神學的傾向，但其以封建三綱為核心的宗法政治理論，在中國宗法農業社會裏具有長久的生命力。隻要家族宗法的社會結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還存在，那末，宗教對這個社會來說隻能是一種精神調節劑，人們並不會從政治角度重視它。太平天國假借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和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重家族倫理的社會心態相悖，從某種意義可以說，這是太平天國失敗的一個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歷代農民起義在指導思想、組織形式方麵往往帶有墨學色彩，這是小生產勞動者固有思想的一種反映。歷代農民起義不同形式的失敗結局說明了墨子的學說、思想不能適應中國以家庭為本位，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宗法農業社會的理論需要，就是歷代此起彼伏的農民戰爭這麽巨大的物質力量也未能使墨子的社會政治理想得到實現。
三、墨子科學思想的興衰與中國傳統科學的模式
墨子科學思想與中國傳統的科技體係標誌著兩個不同的發展趨向，作為一種比較參照係，通過墨子科學思想的興衰歷史及其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科技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徵及其賴以長期穩定發展的社會原因。
(一)墨子科學思想的興與衰
墨子科學思想在戰國時期興起、發展，至秦驟衰，在以後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又得到兩次不同程度的復興。
魏晉時期，兩漢經學隱入讖緯神學，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動亂，使獨尊儒學的思想專製局麵瀕於解體，思想界又一次活躍起來，墨學也得到了一次復甦機會。這次復甦的一個特點，就是《墨經》中的科學思想受到重視，張湛、司馬彪都曾引《墨經》為《莊子》、《列子》作注，例如，《列子。湯問》篇說：“均。發均縣，輕重而發絕，發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雲：“發甚微月色，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列子》雖是偽書，但它大致成書於漢末魏晉時期。上引的《列子》片段及張湛的注和《經說下》的有關論斷，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經說下》指出：“均。發均縣，輕重而發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又如，《列子。仲尼》篇說：“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湛注雲：“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這種說法同《經下》的論斷相一致，“景不移，說在改為”。
《墨經》的科學思想對魏晉時期的科學家魯勝、劉徽等科學家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活動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魯勝是一位對科學有鑽研的學者。《晉書。隱逸傳》記載，他曾親自進行天文觀察，“以冬至之後立暑測影，準度日、月、星”，並著有《正天論》。“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從魯勝傳記可見，魯勝對科研相當熱心，有一定的科學素養，對《墨經》了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勝“興微繼絕”，為“亡絕五百年”的《墨經》作注，第一次引說就經，將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單獨成書，使得墨子的科學成果得以匯集，使墨子的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科學方法、技術實踐得以構成一個科學體係。這種體例上的整理，是魯勝對墨子科學活動研究的結果。魯勝的《墨辯注敘》主要介紹了“堅白之辯”、“無序之辯”、“同異之辯”、“是非之辯”，說明魯勝是深得《墨經》科學思想之精要的。
劉徽的《九章算術注》對一些重要的數學概念給出了嚴格的定義，並由對《九章算術》中的公式和命題作了合乎形式邏輯的證明，從而構成了具有邏輯證明，推理結構的數學理論。這是對《九章算術》以數值計算為中心的，非邏輯結構的數學體係的重大突破。劉徽的《九章算術注》的成就和墨子科學思想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劉徽研讀和引注過《墨子》這部書。他在《九章算術。衰分》篇第一條說：“墨子號令篇以爵級賜，然則戰國之初有此名也”。 可見，劉徽的數學活動是直接受到墨子思想的影響的。
第二，劉徽在《九章算術注。序》中說：“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技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 。這樣，才能做到“告往而知來，舉一隅而三隅反者也” 。劉徽的科學認識活動，首先是對實踐中獲取的大量經驗材料，進行別異分類的整理。其次是用明確的，合乎邏輯的語言形式進行理論分析，證明公式和命題的合理性，並用幾何圖形顯示空間形體，進行簡化分析，再用已證明的公式和命題，進行演繹推理，以探求未知關係。劉徽關於科學認識過程的看法和墨子的科學思想相合拍。
應該說，歷代農民戰爭開始舉義旗的時候，在起義隊伍的內部實行了一種“軍事共產主義”式的平等製度。各種宗教式的嚴格紀律對起義的農民——從將軍到士兵都有相同的約束力。起義的領袖以他本人的人格力量和神秘的威懾作用比較有效地維持了這種秩序。這種宗教式的狂熱使農民起義的隊伍在其早期往往能保持其旺盛的政治熱情，團結一致，紀律嚴明和士氣高昂的勢頭。隨著農民起義的逐步勝利，起義隊伍的擴充，占領區域的擴大，相應的組織機構也複雜和發展起來。起義隊伍不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組織，而且要處理各種行政問題，並且麵臨了起義隊伍內部的財產再分配問題。原來隻求溫飽生存的基本目的，在勝利中已被湮滅。財產的再分配和起義隊伍內部的等級製度使農民起義領導階層的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傾向。在宗法農業社會的環境中，原來貴賤貧富的等級現象在起義隊伍內必然再現。起義領袖的人格力量消失在某種超自然的神秘感之中，很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榜樣蛻變成為頂禮膜拜的宗教偶像。原來嚴格的教規式紀律，也由於起義隊伍內鄰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和領導階層的腐化而不可避免地鬆懈、瓦解了。為了維持、鞏固農民起義隊伍及政權建設的需要，農民起義領袖不得不藉助儒生謀士，以儒學的理論和政治實踐重新構造農民起義隊伍的組織和進行政權的建設。
農民起義從指導思想到組織形式由墨學向儒學的轉變說明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宗法農業社會裏，宗教力量不能維持其長遠的社會政治作用，它不能替代儒學從政治製度到思想觀念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墨家的巨子製度，墨學的兼愛大同思想，嚴格的墨者之法，這三個因素都具有宗教的萌芽。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正是吸收了墨學的這些思想，構成了其基本的教義、教規和教製，也正是這些因素，道教思想影響了農民起義。恃別是在農民起義的早期，墨家這些思想的印記更為明顯，但是到了農民起義的後期，卻按照歷史發展的鐵律仍不得不回歸到儒學。宗教式的狂熱不得不屈從於重宗法血緣的社會傳統。
道教雖然吸引了大批信徒，有時也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但對整個中國的宗法農業社會來說，畢竟不是主流，在政治上也成不了氣候。因為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的社會裏，人們更注重現實的血緣關係和家族情感。對祖先的祭祀，無論在倫理上和政治上都超過對六合之外神格力量的敬重。兩漢的經學雖有讖緯神學的傾向，但其以封建三綱為核心的宗法政治理論，在中國宗法農業社會裏具有長久的生命力。隻要家族宗法的社會結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還存在，那末，宗教對這個社會來說隻能是一種精神調節劑，人們並不會從政治角度重視它。太平天國假借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和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重家族倫理的社會心態相悖，從某種意義可以說，這是太平天國失敗的一個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歷代農民起義在指導思想、組織形式方麵往往帶有墨學色彩，這是小生產勞動者固有思想的一種反映。歷代農民起義不同形式的失敗結局說明了墨子的學說、思想不能適應中國以家庭為本位，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宗法農業社會的理論需要，就是歷代此起彼伏的農民戰爭這麽巨大的物質力量也未能使墨子的社會政治理想得到實現。
三、墨子科學思想的興衰與中國傳統科學的模式
墨子科學思想與中國傳統的科技體係標誌著兩個不同的發展趨向，作為一種比較參照係，通過墨子科學思想的興衰歷史及其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科技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徵及其賴以長期穩定發展的社會原因。
(一)墨子科學思想的興與衰
墨子科學思想在戰國時期興起、發展，至秦驟衰，在以後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又得到兩次不同程度的復興。
魏晉時期，兩漢經學隱入讖緯神學，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動亂，使獨尊儒學的思想專製局麵瀕於解體，思想界又一次活躍起來，墨學也得到了一次復甦機會。這次復甦的一個特點，就是《墨經》中的科學思想受到重視，張湛、司馬彪都曾引《墨經》為《莊子》、《列子》作注，例如，《列子。湯問》篇說：“均。發均縣，輕重而發絕，發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雲：“發甚微月色，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列子》雖是偽書，但它大致成書於漢末魏晉時期。上引的《列子》片段及張湛的注和《經說下》的有關論斷，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經說下》指出：“均。發均縣，輕重而發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又如，《列子。仲尼》篇說：“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湛注雲：“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這種說法同《經下》的論斷相一致，“景不移，說在改為”。
《墨經》的科學思想對魏晉時期的科學家魯勝、劉徽等科學家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活動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魯勝是一位對科學有鑽研的學者。《晉書。隱逸傳》記載，他曾親自進行天文觀察，“以冬至之後立暑測影，準度日、月、星”，並著有《正天論》。“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從魯勝傳記可見，魯勝對科研相當熱心，有一定的科學素養，對《墨經》了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勝“興微繼絕”，為“亡絕五百年”的《墨經》作注，第一次引說就經，將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單獨成書，使得墨子的科學成果得以匯集，使墨子的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科學方法、技術實踐得以構成一個科學體係。這種體例上的整理，是魯勝對墨子科學活動研究的結果。魯勝的《墨辯注敘》主要介紹了“堅白之辯”、“無序之辯”、“同異之辯”、“是非之辯”，說明魯勝是深得《墨經》科學思想之精要的。
劉徽的《九章算術注》對一些重要的數學概念給出了嚴格的定義，並由對《九章算術》中的公式和命題作了合乎形式邏輯的證明，從而構成了具有邏輯證明，推理結構的數學理論。這是對《九章算術》以數值計算為中心的，非邏輯結構的數學體係的重大突破。劉徽的《九章算術注》的成就和墨子科學思想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劉徽研讀和引注過《墨子》這部書。他在《九章算術。衰分》篇第一條說：“墨子號令篇以爵級賜，然則戰國之初有此名也”。 可見，劉徽的數學活動是直接受到墨子思想的影響的。
第二，劉徽在《九章算術注。序》中說：“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技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 。這樣，才能做到“告往而知來，舉一隅而三隅反者也” 。劉徽的科學認識活動，首先是對實踐中獲取的大量經驗材料，進行別異分類的整理。其次是用明確的，合乎邏輯的語言形式進行理論分析，證明公式和命題的合理性，並用幾何圖形顯示空間形體，進行簡化分析，再用已證明的公式和命題，進行演繹推理，以探求未知關係。劉徽關於科學認識過程的看法和墨子的科學思想相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