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用天誌、明鬼的形式為自己的政治學說，社會理想增添了一種神格的威懾力量。墨家以巨子為首，以墨者之法為規範，有嚴格紀律的形式類似於宗教組織。墨子的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原則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形式對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影響很大。王明在《從墨子到(太平經)的思想演變》一文中指出：“墨學演變為原始道教經典中一部分社會政治思想，它的內容比較豐富和深刻起來。就它思想的繼承性說，它是墨學的流變” 。《太平經》作為道教的基本經典，其教義雖多有荒誕無稽之處，然而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宣傳的是一種克己利人，濟世救世，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這種太平世界是和墨子兼愛交利，非攻助人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這對生活在艱難困境中的小生產者勞動者來說無疑是一種福音。由於《太平經》的教義有宗教組織形式相配合，能利用傳教、授徒的方式，使教義深入到小生產勞動者的思想和心理深層。漢末的黃巾起義，正是利用《太平經》和道教作為一種思想武器和組織手段，團結了起義的農民。墨子關於勤儉艱苦，自食其力的墨者之規也被納入原始道教的基本教規，是道教信徒所必須遵守的。教規的嚴厲，教徒的吃苦精神，使起義農民能保持廉潔的作風和奮鬥向前的精神，這亦是農民起義能持久下去並保持旺盛戰鬥力的一個支柱。由於教規是一種在自覺自願基礎之上的強製性手段，所以它能起到團結隊伍，穩定軍心，激勵獻身的巨大作用。
原始道教是下層小生產者的一種自發的民間宗教形式，後來被統治者所利用，用老莊的超脫塵世的虛無主義掩飾了墨家濟世救人的原旨，用個人奢侈享受的放縱代替了墨子勤儉吃苦的自律，從而一度蛻變成為貴族宗教。道士腐敗，宋徽宗曾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大建道觀。“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騰，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後來金、元時期北方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的復興，其矛頭就是針對道士違背墨子思想原旨而腐敗墮落的狀況。王惲曾在《奉聖州永昌觀碑》中指出，道教“徇末以遺本，淩遲至於宣和極矣，葬極則變，於是全真之教興焉” 。他中肯地道出了新道教復興的原因。復興的主旨就是復興墨子的基本思想：自食其力，苦己利人，救世利天下。這裏摘錄數條記載以說明：
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妄求於人，不苟於移於己……輒草衣木食……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嘶盡，惟是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勸諸人……皆能力耕作，治廬舍……。 ……真大道教內有自己嚴厲的教規和私設的刑法，“聽獄訟，設刑威，苦有習然”，“有桎梏鞭笞之具” 。這點和墨家內部巨子執墨者之法，懲治墨者，不受國家法律，皇帝旨意限製的情況十分類似。
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苦勞，力耕作，故凡居處飲食，非其所自為不敢享，蓬垢疏糲……人所不堪者能安之 。
吾全真家……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恆苦不及也……故其憔翠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 。
這些都可以看出新道教的興起，是從腐敗的貴族化向儉苦的平民化的回歸。下層小生產勞動者重新在新道教中找到了和自己生活方式相合拍的東西，得到了精神的寄託和慰藉，因而新道教能吸引大批小生產勞動者作為自己的信徒。嚴格的教義、教規又使這些原來分散的小生產勞動者變成信念一致，意誌堅定的信徒，從而使道教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這在某種意義上為元末的農民大起義作了思想、輿論和組織的準備。
清末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兩者在思想和組織上都有極其濃厚的宗教色彩。前者引進了西方的基督教，卻能在文化傳統悠久的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吸引了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投身進去。後者假借民間各種粗俗的宗教迷信組織，使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成了狂熱的信徒和戰士。這其中的緣由正在於農民起義所提出的政治綱領，戰鬥口號，所強調的原則、精神，所採取的組織形式都適應了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需要和心理情感。這點是和墨子的思想一脈相通。雖然它們並不是直接從墨子的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和思想，但這種一脈相通的特點正表明了墨子的兼愛平等的社會理想，強力非命的鬥爭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獻身赴義的道德準則，渴望救世主來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幻想，不僅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普遍的階級品格，而且表明了墨子這些思想已溶入了歷代農民起義的血液中。農民起義在本質精神和外表現象上和墨子思想相通，表徵了墨子思想的影響和繼承的一種途徑。
(二)農民起義的失敗是墨子社會政治思想破產的例證
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最終都是以失敗告終，因為它最終都沒有達到自己所提出的均等、均富的政治目的。不管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的結局，還是建立了另一個新的封建王朝的結局，農民起義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古的封建製度。以均等大同為目的，以宗教迷信為凝聚手段的農民戰爭，畢竟不能摧毀、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也不可能建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及新的社會秩序。既然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還具有其生命力和雄厚的社會基礎，那麽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宗法的社會秩序就必然會相應地存在。儒學強調人道親親，尊祖敬宗，融治國治家為一體的政治倫理學說，既具有將分散的小農聯結起來的政治作用，又具有適合生活在農業宗法社會裏各社會階層心態的凝聚力量。日常生活中富有人情味的民風習俗，使冷酷的政治關係蒙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血緣色彩，使忠、孝、友、偉、師不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滲透，融為一體。這樣，社會生活的各方麵，從衣食住行到人際交往，從言語舉止到思想意識，都被注入了一種嚴格的等級觀念。封建社會的政治統治，才有可能通過一定的行政管理機構，在充滿分散小農的廣大國土上有效地實現。
農民起義的直接起因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小生產勞動者，特別是小農失去了其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走上造反這一條最後的出路。他們從切身體會和物質利益出發，首先在思想上萌發了一種自發的平等觀念。彼人也，吾亦人也，為何貧富不均?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奢侈荒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不平等的現實，刺激和加劇了小生產勞動者固有的要求均財、均富的平等觀念。所以，農民戰爭的矛頭首先總是直指貴賤貧富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理想是農民起義所具有的一種共同色彩，也是吸引廣入小農和小生產者最具魅力的口號。這種平等觀念和大同的社會理想在農民戰爭中確實起了很大的精神激勵作用，鼓舞著起義的農民為這美好的理想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從這點看，墨子的愛無差等，不分親疏的平等思想很容易引起他們的思想共鳴。墨學原旨通過民間宗教教義的轉換，構成了農民起義的指導思想。這種原始的平等觀念也衝擊了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觀念。但是，農民起義隊伍的生存方式，是不可能長期作為一種社會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因為，家庭、家族在小農經濟的環境中，仍然是社會存在方式的基本單位。絕對平均主義的理想固然美好，但不能具體構造出現實的生產組織形式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使其具有長期生存下去的力量。所以，就是勝利的農民起義領袖，在坐上龍庭或成為開國功臣之後，也總是為自己尋找神聖的來歷或顯赫的祖先，並將自己的家族通過聯宗、建詞堂等等方式，重新恢復家族宗法。重宗族、重血緣、重家庭的思想情感和心態連農民起義摧枯拉朽的力量都無法沖毀。雖然農民起義在揭竿而起，高舉義旗的時候，以均等、均富的平均主義口號吸引了廣大農民，但在建立秩序時卻不得不皈依儒學。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的反宗法思想，在以家族為本位，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宗法社會裏沒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土壤。這點從農民起義的政治目的的失敗或蛻變中也可得到印證。在中國的宗法農業社會裏，行政區劃是以家庭血緣區劃為基礎的，它重視的是家族血緣關係，並不具有公民意識，血緣關係掩蓋了階級關係。血緣宗族觀念瀰漫、浸透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社會行為和社會心理，孟子批評“墨子兼愛是無父”的觀點，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成為一種對墨子思想評價的定論，從宗法農業社會的角度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原始道教是下層小生產者的一種自發的民間宗教形式，後來被統治者所利用，用老莊的超脫塵世的虛無主義掩飾了墨家濟世救人的原旨，用個人奢侈享受的放縱代替了墨子勤儉吃苦的自律，從而一度蛻變成為貴族宗教。道士腐敗，宋徽宗曾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大建道觀。“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騰，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後來金、元時期北方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的復興，其矛頭就是針對道士違背墨子思想原旨而腐敗墮落的狀況。王惲曾在《奉聖州永昌觀碑》中指出，道教“徇末以遺本，淩遲至於宣和極矣，葬極則變，於是全真之教興焉” 。他中肯地道出了新道教復興的原因。復興的主旨就是復興墨子的基本思想：自食其力，苦己利人，救世利天下。這裏摘錄數條記載以說明：
真大道者，以苦節危行為要，不妄求於人，不苟於移於己……輒草衣木食……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湮泯嘶盡，惟是為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勸諸人……皆能力耕作，治廬舍……。 ……真大道教內有自己嚴厲的教規和私設的刑法，“聽獄訟，設刑威，苦有習然”，“有桎梏鞭笞之具” 。這點和墨家內部巨子執墨者之法，懲治墨者，不受國家法律，皇帝旨意限製的情況十分類似。
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苦勞，力耕作，故凡居處飲食，非其所自為不敢享，蓬垢疏糲……人所不堪者能安之 。
吾全真家……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恆苦不及也……故其憔翠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 。
這些都可以看出新道教的興起，是從腐敗的貴族化向儉苦的平民化的回歸。下層小生產勞動者重新在新道教中找到了和自己生活方式相合拍的東西，得到了精神的寄託和慰藉，因而新道教能吸引大批小生產勞動者作為自己的信徒。嚴格的教義、教規又使這些原來分散的小生產勞動者變成信念一致，意誌堅定的信徒，從而使道教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這在某種意義上為元末的農民大起義作了思想、輿論和組織的準備。
清末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兩者在思想和組織上都有極其濃厚的宗教色彩。前者引進了西方的基督教，卻能在文化傳統悠久的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吸引了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投身進去。後者假借民間各種粗俗的宗教迷信組織，使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成了狂熱的信徒和戰士。這其中的緣由正在於農民起義所提出的政治綱領，戰鬥口號，所強調的原則、精神，所採取的組織形式都適應了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需要和心理情感。這點是和墨子的思想一脈相通。雖然它們並不是直接從墨子的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和思想，但這種一脈相通的特點正表明了墨子的兼愛平等的社會理想，強力非命的鬥爭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獻身赴義的道德準則，渴望救世主來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幻想，不僅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普遍的階級品格，而且表明了墨子這些思想已溶入了歷代農民起義的血液中。農民起義在本質精神和外表現象上和墨子思想相通，表徵了墨子思想的影響和繼承的一種途徑。
(二)農民起義的失敗是墨子社會政治思想破產的例證
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最終都是以失敗告終，因為它最終都沒有達到自己所提出的均等、均富的政治目的。不管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的結局，還是建立了另一個新的封建王朝的結局，農民起義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古的封建製度。以均等大同為目的，以宗教迷信為凝聚手段的農民戰爭，畢竟不能摧毀、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也不可能建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及新的社會秩序。既然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還具有其生命力和雄厚的社會基礎，那麽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宗法的社會秩序就必然會相應地存在。儒學強調人道親親，尊祖敬宗，融治國治家為一體的政治倫理學說，既具有將分散的小農聯結起來的政治作用，又具有適合生活在農業宗法社會裏各社會階層心態的凝聚力量。日常生活中富有人情味的民風習俗，使冷酷的政治關係蒙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血緣色彩，使忠、孝、友、偉、師不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滲透，融為一體。這樣，社會生活的各方麵，從衣食住行到人際交往，從言語舉止到思想意識，都被注入了一種嚴格的等級觀念。封建社會的政治統治，才有可能通過一定的行政管理機構，在充滿分散小農的廣大國土上有效地實現。
農民起義的直接起因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小生產勞動者，特別是小農失去了其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走上造反這一條最後的出路。他們從切身體會和物質利益出發，首先在思想上萌發了一種自發的平等觀念。彼人也，吾亦人也，為何貧富不均?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奢侈荒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不平等的現實，刺激和加劇了小生產勞動者固有的要求均財、均富的平等觀念。所以，農民戰爭的矛頭首先總是直指貴賤貧富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理想是農民起義所具有的一種共同色彩，也是吸引廣入小農和小生產者最具魅力的口號。這種平等觀念和大同的社會理想在農民戰爭中確實起了很大的精神激勵作用，鼓舞著起義的農民為這美好的理想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從這點看，墨子的愛無差等，不分親疏的平等思想很容易引起他們的思想共鳴。墨學原旨通過民間宗教教義的轉換，構成了農民起義的指導思想。這種原始的平等觀念也衝擊了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觀念。但是，農民起義隊伍的生存方式，是不可能長期作為一種社會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因為，家庭、家族在小農經濟的環境中，仍然是社會存在方式的基本單位。絕對平均主義的理想固然美好，但不能具體構造出現實的生產組織形式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使其具有長期生存下去的力量。所以，就是勝利的農民起義領袖，在坐上龍庭或成為開國功臣之後，也總是為自己尋找神聖的來歷或顯赫的祖先，並將自己的家族通過聯宗、建詞堂等等方式，重新恢復家族宗法。重宗族、重血緣、重家庭的思想情感和心態連農民起義摧枯拉朽的力量都無法沖毀。雖然農民起義在揭竿而起，高舉義旗的時候，以均等、均富的平均主義口號吸引了廣大農民，但在建立秩序時卻不得不皈依儒學。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的反宗法思想，在以家族為本位，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宗法社會裏沒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土壤。這點從農民起義的政治目的的失敗或蛻變中也可得到印證。在中國的宗法農業社會裏，行政區劃是以家庭血緣區劃為基礎的，它重視的是家族血緣關係，並不具有公民意識，血緣關係掩蓋了階級關係。血緣宗族觀念瀰漫、浸透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社會行為和社會心理，孟子批評“墨子兼愛是無父”的觀點，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成為一種對墨子思想評價的定論，從宗法農業社會的角度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