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是傳統文化對人的精神修養要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它確實薰陶了一大批民族的精英，歷代的誌士仁人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使其具體化，並豐富了它的內容。理想人格將個人的品行和社會、國家利益融為一體，個人的小我隻有在國家、社會的大我之中，其品格，其道德，其精神，其修養，其思想才有存在的價值，才有可能升華到理想人格的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傳統文化的理想人格，正是在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之中，在為國為民的獻身精神中得到了體現。
墨子關於興天下之利，友愛互助，刻苦自律是聖人之道，君子之德的思想給傳統文化所稱頌的理想人格注入了積極內容。儒學雖有積極人世的參與精神，但也存有明哲保身的消極一麵。道、佛兩家則以自我的醒悟，自身的保全而迴避了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所以，後世的君子儒，在仕途順利，奮發進取的時刻，以天下為己任，而在失意消極的時候，則往往以清淨自潔為高，在莊禪的逍遙中尋求自我清白的慰藉。墨子則不然，他一生倡導，一生實踐的都是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艱苦卓絕的奮鬥，勤儉刻苦的自律，堅持不懈的努力，以身殉義，視死如歸，義無反顧的決心確給人一種感人的力量，使人的精神為之一振，激勵著人的進取和奮鬥。這種積極內容的注入，使傳統文化關於理想人格的構成具有更多的前仆後繼，寧死不屈的勇敢精神和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的人格力量。這種理想人格的積極內容鑄造了我們民族精神光輝燦爛的一麵。民族、國家、社會的群體意識在這種理想人格中得到體現，它在精神上支持了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自尊，自信的信念、激勵，促使了民族團結奮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我們譽之為民族魂的，正是理想人格的凝聚力和感人的魅力。
二、墨子思想與農民起義
自秦末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以來，封建社會歷代王朝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波瀾壯闊。其次數之多，戰爭之激烈，範圍之廣都屬世界之最。歷代王朝的更替大都是靠農民起義作為槓桿，有的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直接開創了一個新的王朝。中國封建時代各個朝代的農民起義雖各有別，但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徵。從思想淵源上看，農民起義的特徵和墨子思想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農民起義在不同程度，不同意義上的失敗是墨子社會政治理想破產的一個例證。
(一)墨子和農民起義的思想淵源
歷代農民起義有幾條基本口號，一是殺人者償命;二是耕者有其田;三是反對貪官汙吏;四是“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這幾條基本口號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對人格平等的追求，經濟生活上要求起碼的生存條件，政治上反對貪官汙吏的傾向。這些口號都帶有墨子思想的印記。墨子說的“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政治、人格平等的主張;人能各從事其事，不廢耕稼之時，紡線之事，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保證百姓起碼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其能生存下去的天下同利的思想;墨子提倡尚同，認為賢者，聖人能一同天下之義，達到社會大同;以及他忽視了自己所代表的小生產者本身的物質力量，而小生產勞動者由於本身力量的分散，使其往往希望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力量來保護他們的利益等。墨子的這些理論學說和農民起義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思想傾向十分相似。
農民戰爭的主力是破產的個體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雖然有一些失意的文人作為智囊參與其中，用儒學、道學的治世方略和措施來影響農民起義的領袖的思想，為其籌劃各種策略，但是，農民戰爭從其根本的階級利益看，是代表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和思想。農民起義的政治活動不能超越時代和階級所給予的限製。因此，他們在思想上往往是和代表同一階級的墨子思想更相合拍，往往是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從墨子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尋找理論根據。侯外廬曾在《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認為，中國農民戰爭的口號應溯源於戰國未年墨俠一派下層宗教團體所提出的一條公法，即《呂氏春秋》所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墨者之法也，”。 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的《墨子初本探》一文中也認為農民起義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與墨子思想存在淵源關係 。要求生命的保障，生活的溫飽，反對貪官汙吏，渴望專製權威的保護，等等，這些既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經濟的利益要求，也表現了他們的階級局限。馬克思在分析法國小資產階級的階級特點和局限時，曾指出：“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上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麵的權威，是不受限製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麵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 。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對農民起義主力——小生產勞動者也同樣適用。農民起義隊伍到了其發展壯大的時候，農民起義的領袖也往往蛻變成專製的權威。當他們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王朝時，也無一例外地實行王權專製，原來是農民起義的弟兄們也普遍心悅誠服地接收這一現實。就是在農民起義的開始階段，農民起義的領袖也藉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將自己神化為一種至高的力量。
在農民起義中將相當分散的小生產者凝聚在一起，除了求生存這一基本的推動力之外，假借民間粗俗宗教迷信手段，作為一種威懾力量具有籠絡人心，使人狂熱盲從的巨大作用。民間宗教迷信的組織形式有一套相當嚴格的清規戒律，對其成員和信徒有相當大的約束力。民間宗教的形式從思想和組織兩個方麵使分散的小生產者能凝聚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農民起義的領袖在起義的初期往往不僅是作為類似宗教教主而具有一種號召力和懾服力，而且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吃苦耐勞，與將士患難與共的人格力量激起了將士對農民起義領袖的一種願為之死的盲從熱情。在幅員廣闊的國土上，要將相當分散的小生產者聯合起來確實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任務。小生產者本身由於生產方式的限製，不能自覺地借本身的物質利害關係而聯合起來，形成一股社會力量。隻有當他們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受到威脅時，才會起來造反，爭取生存權力，但這不是一種持久的凝聚力。
所以，歷代農民起義往往不得不藉助於超自然的神格力量。例如，迷信的讖語，人為的傳說，對天象異常的預兆性解釋都會成為一種號召手段，影響到人的心理深層，會造成盲目的信仰和服從，產生一種持久的凝聚力。民間宗教是一種俗化的宗教形式，它雖然從形式上看起來有祖有典，例如，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奉道德經為教典，但是在實質內容上，往往是將它們存而不論。
它不祈求死後的天堂幸福，隻承認現實宗教領袖的權威，認為他能安排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保護教徒的利益和幸福。民間宗教由於其內容的淺易，形式的簡單規範，因而和下層小生產勞動者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需求相當合拍，小生產勞動者往往會在其中尋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寄託。農民起義一旦假借了這種民間的宗教形式，原來分散的小生產勞動者就變成了信仰一致的教徒，並受教規的統一規範和約束。農民起義的政治口號也往往以教義的形式表現出來，成為一麵旗幟，激勵著起義的農民，宗教的信徒為之赴湯蹈火，義無反顧。所以，農民起義不僅隻是一種官逼民反的鬥爭形式，而且有時假借民間宗教形式形成了一個與原來王朝中心相分離的一個政治權力中心。
墨子關於興天下之利，友愛互助，刻苦自律是聖人之道，君子之德的思想給傳統文化所稱頌的理想人格注入了積極內容。儒學雖有積極人世的參與精神，但也存有明哲保身的消極一麵。道、佛兩家則以自我的醒悟，自身的保全而迴避了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所以，後世的君子儒，在仕途順利，奮發進取的時刻，以天下為己任，而在失意消極的時候，則往往以清淨自潔為高，在莊禪的逍遙中尋求自我清白的慰藉。墨子則不然，他一生倡導，一生實踐的都是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艱苦卓絕的奮鬥，勤儉刻苦的自律，堅持不懈的努力，以身殉義，視死如歸，義無反顧的決心確給人一種感人的力量，使人的精神為之一振，激勵著人的進取和奮鬥。這種積極內容的注入，使傳統文化關於理想人格的構成具有更多的前仆後繼，寧死不屈的勇敢精神和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的人格力量。這種理想人格的積極內容鑄造了我們民族精神光輝燦爛的一麵。民族、國家、社會的群體意識在這種理想人格中得到體現，它在精神上支持了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自尊，自信的信念、激勵，促使了民族團結奮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我們譽之為民族魂的，正是理想人格的凝聚力和感人的魅力。
二、墨子思想與農民起義
自秦末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以來，封建社會歷代王朝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波瀾壯闊。其次數之多，戰爭之激烈，範圍之廣都屬世界之最。歷代王朝的更替大都是靠農民起義作為槓桿，有的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直接開創了一個新的王朝。中國封建時代各個朝代的農民起義雖各有別，但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徵。從思想淵源上看，農民起義的特徵和墨子思想存在著一定的聯繫。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農民起義在不同程度，不同意義上的失敗是墨子社會政治理想破產的一個例證。
(一)墨子和農民起義的思想淵源
歷代農民起義有幾條基本口號，一是殺人者償命;二是耕者有其田;三是反對貪官汙吏;四是“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這幾條基本口號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對人格平等的追求，經濟生活上要求起碼的生存條件，政治上反對貪官汙吏的傾向。這些口號都帶有墨子思想的印記。墨子說的“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政治、人格平等的主張;人能各從事其事，不廢耕稼之時，紡線之事，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保證百姓起碼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其能生存下去的天下同利的思想;墨子提倡尚同，認為賢者，聖人能一同天下之義，達到社會大同;以及他忽視了自己所代表的小生產者本身的物質力量，而小生產勞動者由於本身力量的分散，使其往往希望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力量來保護他們的利益等。墨子的這些理論學說和農民起義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思想傾向十分相似。
農民戰爭的主力是破產的個體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雖然有一些失意的文人作為智囊參與其中，用儒學、道學的治世方略和措施來影響農民起義的領袖的思想，為其籌劃各種策略，但是，農民戰爭從其根本的階級利益看，是代表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和思想。農民起義的政治活動不能超越時代和階級所給予的限製。因此，他們在思想上往往是和代表同一階級的墨子思想更相合拍，往往是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從墨子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尋找理論根據。侯外廬曾在《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認為，中國農民戰爭的口號應溯源於戰國未年墨俠一派下層宗教團體所提出的一條公法，即《呂氏春秋》所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墨者之法也，”。 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的《墨子初本探》一文中也認為農民起義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與墨子思想存在淵源關係 。要求生命的保障，生活的溫飽，反對貪官汙吏，渴望專製權威的保護，等等，這些既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經濟的利益要求，也表現了他們的階級局限。馬克思在分析法國小資產階級的階級特點和局限時，曾指出：“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上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麵的權威，是不受限製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麵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 。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對農民起義主力——小生產勞動者也同樣適用。農民起義隊伍到了其發展壯大的時候，農民起義的領袖也往往蛻變成專製的權威。當他們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王朝時，也無一例外地實行王權專製，原來是農民起義的弟兄們也普遍心悅誠服地接收這一現實。就是在農民起義的開始階段，農民起義的領袖也藉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將自己神化為一種至高的力量。
在農民起義中將相當分散的小生產者凝聚在一起，除了求生存這一基本的推動力之外，假借民間粗俗宗教迷信手段，作為一種威懾力量具有籠絡人心，使人狂熱盲從的巨大作用。民間宗教迷信的組織形式有一套相當嚴格的清規戒律，對其成員和信徒有相當大的約束力。民間宗教的形式從思想和組織兩個方麵使分散的小生產者能凝聚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農民起義的領袖在起義的初期往往不僅是作為類似宗教教主而具有一種號召力和懾服力，而且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吃苦耐勞，與將士患難與共的人格力量激起了將士對農民起義領袖的一種願為之死的盲從熱情。在幅員廣闊的國土上，要將相當分散的小生產者聯合起來確實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任務。小生產者本身由於生產方式的限製，不能自覺地借本身的物質利害關係而聯合起來，形成一股社會力量。隻有當他們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受到威脅時，才會起來造反，爭取生存權力，但這不是一種持久的凝聚力。
所以，歷代農民起義往往不得不藉助於超自然的神格力量。例如，迷信的讖語，人為的傳說，對天象異常的預兆性解釋都會成為一種號召手段，影響到人的心理深層，會造成盲目的信仰和服從，產生一種持久的凝聚力。民間宗教是一種俗化的宗教形式，它雖然從形式上看起來有祖有典，例如，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奉道德經為教典，但是在實質內容上，往往是將它們存而不論。
它不祈求死後的天堂幸福，隻承認現實宗教領袖的權威，認為他能安排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保護教徒的利益和幸福。民間宗教由於其內容的淺易，形式的簡單規範，因而和下層小生產勞動者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需求相當合拍，小生產勞動者往往會在其中尋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寄託。農民起義一旦假借了這種民間的宗教形式，原來分散的小生產勞動者就變成了信仰一致的教徒，並受教規的統一規範和約束。農民起義的政治口號也往往以教義的形式表現出來，成為一麵旗幟，激勵著起義的農民，宗教的信徒為之赴湯蹈火，義無反顧。所以，農民起義不僅隻是一種官逼民反的鬥爭形式，而且有時假借民間宗教形式形成了一個與原來王朝中心相分離的一個政治權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