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同,其一是表現在社會理想上的以兼易別,要求每個人不管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應以兼愛的準則來規範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試圖將社會各階層由於政治、經濟地位的差異而造成的利益不同的客觀狀況消除在同一的兼愛秩序之中。其二是表現在政治統治上的以齊易畸。不同經濟,政治利益的各階級、各階層在國家政權的建設中,在政策法令的製定中,必然會強烈地表現出自己的要求和願望。用一刀切齊的法令的尺度反而會加劇各階級之間的社會矛盾,社會秩序也往往會因之崩裂。荀子曾中肯地批評“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畸,則政令不使” 。“和生百物,同則不繼”這個斷語對儒墨興衰的歷史,從社會結構內在互濟、調和的機製的角度,作了頗為中肯的分析。


    傳統文化以人際關係為中心內容的特點,客觀上擯棄了將自然作為認識活動獨立存在的研究對象。因而,在認識活動中,必須解決大量周而復始,變幻無常的自然現象對人們的心理,對社會物質生產過程的影響等問題。對自然現象的說明又必須基於對人際關係解釋的需要。用自然現象來類比、論喻社會變遷和人事更迭就成為一種基本的思維路線,“技進於道”。“格物致知”是傳統文化對自然現象認識的基本目的。思維內容的這一特徵要求相應的思維形式來表現,使之能構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係,不致停留在格言式的直觀水平上,從而具有較大的滲透力和說服力,能滲透到社會的各種意識中去,與道德標準、民風習俗、價值觀念等一起構成一種比較穩定的思想傳統,使封建等級名分的觀念和現實能被社會各階層在心理上所接受。


    道氣陰陽五氣說就是一種相當合適的思維形式和理論表現形式。它是一種理論解釋的強製性框架。作為一種先驗的解釋係統,沒有任何質的規定性,缺乏具體的確定內容,不能使認識對象在理性思維過程中具體化而漸趨清晰。道氣陰陽五行說為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精神現象的直觀類比提供了一種思維模式,成為天人感應的解釋媒介。這種思維形式籠統模糊,貌似全麵,既是而非,可作多方領悟,容易滿足社會對天人感應,天、地、人合一認識的心理需要。道氣陰陽五行的思維形式綿延千餘年,被歷代各式各樣的思想家、迷信家所廣泛接受和任意使用,表現出玄秘和迷信的兩個特徵。兩漢的讖諱學和民間的迷信陋習正是假借了道氣陰陽五行的形式。道氣陰陽五氣說適合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需要,所以,其解釋功能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墨子在認識、思維活動中更注重實踐,注重具體物體和現象的分析,注重理論表述的確定性。這種思維方式顯然不能滿足傳統文化關於天、地、人有機聯繫的觀念內容的需要。不能自圓其說地解釋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精神現象相互感應,相互比附,相互類合的社會看法,從而滿足社會的心理需求。在傳統文化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社會思維形式的發展,更多地是以玄、禪的方式來表現。墨子重視實證分析和邏輯構造的思維方式被社會遺忘也在當然之理中。


    (三)墨子思想對中國理想人格的影響


    墨子思想作為一個思想體係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自秦之後是不復存在了。墨子本人作為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其道德人格力量,他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其弟子後學——墨者的精神作風,對中國傳統文化理想人格的完善確有影響和貢獻。


    中國傳統文化對理想人格的認識是個人道德修養,家庭倫理關係的和諧,對國家、社會義務三者的統一,所謂“修身、齊家、冶國、平天下”融為一體。首先是要求個人對社會應承擔的義務。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責任感,思想深層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理想人格應具有的道德責任感。以身赴義,殺身成仁,持節不屈,鞠躬盡卒,死而後己,剛正不阿被奉為理想人格的典範。歷代所傳頌的一些誌士仁人,正是他們在大節大義上的高風亮節,為人所敬仰。士可殺而不可辱的信條正是表現了理想人格對個人信念的一種崇高感。其次,在社會倫理道德上,要求能涉身處地為別人著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提倡忠恕愛人。雖然這種忠恕之道有其階級內容,但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惻隱仁慈之心,仍是一種理想的倫理道德風範,是理想人格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作為一個人來說,他的品德,他的修養對理想人格的完善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國傳統文化十分強調修身。人品的高低對一個人學術水平,政績好壞的評價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正其身,具體地說,要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友各自的行為、言語都應符合各自的身份地位,達到完美。個人的道德人品的榜樣力量是巨大的,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正心,誠意,寡慾,知廉恥,明是非,懂辭讓,是傳統文化對個人人品修養規範的基本內容。取義,成仁,正身這三個環節構成了傳統文化對理想人格認識的基本結構。


    墨子一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是以身赴義,以天下為已任的典型。他對自己所信奉的主義和社會理想堅韌不拔的執著追求,所表現出來的“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犧牲精神,正是傳統文化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成大義的境界。墨子的精神作風為取大義注入了一股積極精神,取義不隻是一種豪言壯語,而是一種言行一致,付之於實踐的獻身行為。這種獻身行為不隻表現在生死榮辱存亡關鍵時刻的以身殉義,而且表現在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實踐活動中孜孜不倦的追求,奮鬥。莊子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可得也,雖枯搞不舍也!” 這種精神和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追求是一脈相通的,也是歷代君子之儒所稱頌和發揚的東西。


    其二,墨子力倡“兼相愛,交相利”,有財相分,有利相交,有力助人,使老有所養,幼有所育,人皆溫飽的友愛互助的社會道德倫理觀,雖然具有絕對平均主義的原始平等思想,但其基調仍有推己及人,忠恕愛人的傾向。這點和傳統文化所倡導的敬老,愛幼,助人為樂的社會道德是相合拍的。


    其三,墨子對個人品格修養的要求,磨鍊和儒學有相通之處,它強調言行一致,而行為本。“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 這裏墨子所說的勇、哀、行不僅指的是個人的內在精神、品格和修養,而且更多地是指個人的行為實踐。墨子強調的修身要求表裏如一,不僅是一種道德的自我內省體驗,而更是一種實踐的磨鍊。


    “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隻有在實踐磨鍊基礎上,形成的道德人品,才能算是達到了本固。本固才能誌強智達,言信行果,篤道博物,辨察是非。這和儒學所說的,隻有先正心、誠意、寡慾,才能知廉恥,明是非;隻有完成了修身,才有可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理論十分相近。如果身不正,本不固,則必定“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 ……墨子修身,強調吃苦耐勞的磨鍊,艱苦卓絕的身體力行更多於自我的道德踐履,內省體驗。墨家把“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譽為禹之道,奉為墨者的基本準則。這種在積極的實踐中培養人的優良品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磨鍊方法,為傳統文化個人道德修養提供了另一種途徑和方法。後來的顏李學派正是看到了儒學諸如”見賢思齊“,”吾日三省吾身“,”言忠信,行篤敬“,”反求諸己“,”反身而誠“的內省體驗修養方法的局限,而大力倡導身體力行的修養方法,為傳統文化在其後期關於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注入了一股新意。正是平時長期的實踐磨鍊,達到信念的堅定不移,意誌的堅韌不拔,精神境界的高尚。這樣,才能在麵臨生死榮辱的抉擇時大節不亂,大義凜然。這點,墨子和儒學的看法是一致的。隻不過兩者的方法不太一樣,墨子更注重吃苦耐勞禁慾的磨鍊,所以人稱墨學”儉而難遵“,”其道大觳“,”其行難為“,”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和儒學所倡導的內省體驗,道德踐履相比,確實更難遵守。但是,墨子這種刻苦磨鍊的自我修養方法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儒學。歷代誌士仁人從”凡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練修養的訓條中吸取取義成仁的力量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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