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是指情感和情調。傳統文化體現的民族情感是含而不露，喜怒不形於色，溫良恭儉讓是民族情感的基本情調。個人的激情被抑製在冷靜的群體理智的規範中，輕佻和狂妄是對個人激情和意誌表現的判決書。持中，穩重，現實是傳統文化情之三昧，它排斥了六合之外的幻想，社會正是在人際關係冷靜的協調中否定了有超越人際關係規範之外的人的情感的存在，主體情感的自我意識消失在長幼尊卑貴賤的社會等級情感之中。喜怒哀樂隻能在禮的規矩中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
知是民族的知識結構，知識發展的趨向，從傳統文化的核心——儒、道、佛思想的主要發展階段看，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理論形態，其中的內容無外乎一是修性養身，二是經世方略，治邦權術，三是關於仁、禮的各種理論思想，作為修身和經世的指導原則。從孔子到龔自珍歷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學問家都是倫理道德家或政治家，而沒有一個是自然科學家。從《呂氏春秋》到《四庫全書》，從《史記》到《資治通鑑》中國歷代的百科全書和史書的編纂看，其目的和內容部是以人際關係的協調為主旨的。瀚如煙海的典籍亦以文史哲著稱，關於律歷、農藝、技藝方麵的書籍所占的比重遠較遜色，有關天文、律歷等方麵的科學技術知識一是強調其實用，二是不能犯“仁”、“禮”規範之忌，三是關於這些知識的理論說明都歸結到論證以“仁”、“禮”規範為基礎的封建等級關係的合理性。傳統文化對社會秩序的安排從底層平民到上層統治者都作了各方麵的研究，從起居飲食到待人處世都有一係列的規定限製，從而對人際關係在歷史經驗和現實生活的基礎上，提煉總結出一整套的概念範疇。這一套概念範疇構成了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傳統文化表現的民族智力結構是民族價值標準的反映，是社會需求在價值追求上作出一種判斷的凝積物。科舉取士的仕途製度將民族知識的發展趨向固定強化，是傳統價值取向的表現形式。社會知識階層皓首窮經在四書五經中領悟處世為人的人生哲理和齊家治國的經世方略，從儒家經典中尋找主榜題名的終南捷徑。先秦科學知識的結晶《墨經》“後世莫復傳習”。與“仕途進取毫不相關”的《天工開物》初刊不久即失傳，湮滅了幾百年。
誌是指民族的道德和情操。對傳統文化來說，自漢以來三綱五常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忠孝雙全是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社會的道德責任感。“士可殺不可辱”是民族所樂道的情操，這種道德情操的標準和具體內容是由社會整體要求所決定的。傳統文化的道德觀念體現在民族的氣質上，一方麵是唯唯諾諾的平庸氣息;另一方麵是慷慨悲歌的死諫精神。體現在民族的行為上，一方麵是循規蹈矩的死板作風，空話連牘的俘誇習氣;另一方麵又是任勞任怨的苦幹精神，艱忍不拔的執著追求。平庸和死諫，死板、浮誇和苦幹、執著部是在忠孝道德規範下，人主體價值和尊嚴淪喪的表徵，人隻是在長幼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中才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忠孝兩者相通，都是提倡一種盲目的信仰，這種盲目的信仰可以是狂熱的衛道，亦可以是麻木的愚昧，人的行為被外在強製力量所支配，人們的自我意識消失在迷信和偏見之中，既不能對客體自然作出冷靜的觀察和分析，又不能將主體人作為自我意識的客體發掘出自身的需求和創造力。
趣是指民族的心理選擇，是價值取向在愛好和習慣上的表明，反映了民族在具體文化形式上的所長所短;傳統文化在醫學、天文、數學、農藝等領域，其理論認識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其基調就是天人感應。一方麵否定六合之外神低的存在，強調天道自然;另一方麵又浮在表像，將天象、人事、自然萬物相互類比，相互解釋、說明，自然始終沒有成為認識活動的獨立客體，一方麵是細緻人微的觀察描述;另一方麵又是玄秘虛幻的空泛理論。一方麵是強調實用技能技巧的經驗性，另一方麵又是沉耽於荒誕無稽的推演類比中的玄思性。表現在處世為人的人生哲理和治國安邦原則的選擇中，也是一方麵表現為充滿現實憂患意識的格言警句，另一方麵則是超越現實關係的虛無圖景和五德終始的迷信框架，客觀全麵的觀察，深入局部結構的實證分析，通過經驗材料的歸納整理，用概念、範疇、命題等構築理論的邏輯結構，對這些方麵傳統文化完全缺乏興趣。興趣的缺乏是因為社會沒有這種需求，傳統文化沒有這方麵的動力。這種社會心理的選擇使民族的興趣不能在由技藝實踐發生的物理、幾何問題上得到徹底的發展，也不能在思維規律的研究中形成科學的邏輯分析和構成理論邏輯結構的能力。
理是指民族對是非、美醜的理性判斷，是社會價值尺度表現為人的言行依據的準則。它既表現為政策製度的具體框架，嚴格地劃分出是非美醜的界限，又有占社會統治地位的思想和理論，形成一種普遍的觀念規範，無形地支配著的人的言行舉止。傳統文化是以禮和仁的規範作為行為的準則，“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仁作為一種規範其基本內容就是克己，即要求人個服從於社會群體的秩序。這一基本內容以禮的各種外在形式加以製度化，成為人行為方式的規矩方圓，“規矩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
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有過非常光輝的燦爛的歷史，至今仍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引人的研究價值。不加分析，不顧事實的一味貶斥是無濟幹事的。它的存在，它的落伍，它的影響，它的更新，它的生命力自有其歷史原因和社會土壤。否則，我們在距“五四”運動70餘年後的今天，仍不得不再麵對這龐大的體係進行反思和再估價。
傳統文化的形成及其發展自有其與歷史、地理環境相適應的合理性，它對在廣闊的國土上，以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為單礎的社會結構起了一種粘合劑和凝聚力的作用。它對中華各民族的交流、團結，在心理上的彼此協調，在情感上的彼此溝通起了一種穩定和促進的作用。文成公主的入藏，王昭君的入蒙，滿清統治者的崇儒，都是傳統文化起作用的幾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它是抵禦外來野蠻的軍事侵略，維持莊嚴的民族自尊的強大精神支柱。它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經過合理的加工提煉，能成為中國新文化建設的一個來源。它的群體協調的社會意識，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等等，對現代中國社會都有某種啟示和借鑑作用。
但是，另一方麵，我們也應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畢竟是古代農業經濟的一種文化形態，它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之上，幾千年來較為穩定的發展，到後來，使它帶有凝重、遲滯、沉悶的特徵。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物質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使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物質生存環境，它的弊端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特別是阻礙了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對科技和生產淡薄的功利要求，壓抑了社會每一個人為了追求物質利益的創造力，使一度相當輝煌的技術成就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社會既沒有物質動力，又不能吸引、動員廣大的知識力量去發展科學技術。社會的經濟活動囿於同樣的生產工具、同樣的生產方式，同樣的經濟結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往復循環，綿延幾千年。以家庭為單位的男耕女織是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犁、耙等主要生產工具的形式、材料和製作方式延續到近代中國，和漢唐沒有重大差別。同時，在宋明之後過於強調社會的群體意識，抑製了個體的獨立性，束縛了他們思想的自由和創造力，過於凝重、遲滯、取中的社會心理特徵，使其趨於保守，容易形成一種信古、戀古、托古的社會心態。這阻礙了社會對新技術、新科學、新觀念的接受和消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序上延緩了中國近、現代社會世界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新舊觀念的衝突給社會帶來的震動也較大，延續的時間也較為久長。
知是民族的知識結構，知識發展的趨向，從傳統文化的核心——儒、道、佛思想的主要發展階段看，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理論形態，其中的內容無外乎一是修性養身，二是經世方略，治邦權術，三是關於仁、禮的各種理論思想，作為修身和經世的指導原則。從孔子到龔自珍歷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學問家都是倫理道德家或政治家，而沒有一個是自然科學家。從《呂氏春秋》到《四庫全書》，從《史記》到《資治通鑑》中國歷代的百科全書和史書的編纂看，其目的和內容部是以人際關係的協調為主旨的。瀚如煙海的典籍亦以文史哲著稱，關於律歷、農藝、技藝方麵的書籍所占的比重遠較遜色，有關天文、律歷等方麵的科學技術知識一是強調其實用，二是不能犯“仁”、“禮”規範之忌，三是關於這些知識的理論說明都歸結到論證以“仁”、“禮”規範為基礎的封建等級關係的合理性。傳統文化對社會秩序的安排從底層平民到上層統治者都作了各方麵的研究，從起居飲食到待人處世都有一係列的規定限製，從而對人際關係在歷史經驗和現實生活的基礎上，提煉總結出一整套的概念範疇。這一套概念範疇構成了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礎。傳統文化表現的民族智力結構是民族價值標準的反映，是社會需求在價值追求上作出一種判斷的凝積物。科舉取士的仕途製度將民族知識的發展趨向固定強化，是傳統價值取向的表現形式。社會知識階層皓首窮經在四書五經中領悟處世為人的人生哲理和齊家治國的經世方略，從儒家經典中尋找主榜題名的終南捷徑。先秦科學知識的結晶《墨經》“後世莫復傳習”。與“仕途進取毫不相關”的《天工開物》初刊不久即失傳，湮滅了幾百年。
誌是指民族的道德和情操。對傳統文化來說，自漢以來三綱五常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忠孝雙全是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社會的道德責任感。“士可殺不可辱”是民族所樂道的情操，這種道德情操的標準和具體內容是由社會整體要求所決定的。傳統文化的道德觀念體現在民族的氣質上，一方麵是唯唯諾諾的平庸氣息;另一方麵是慷慨悲歌的死諫精神。體現在民族的行為上，一方麵是循規蹈矩的死板作風，空話連牘的俘誇習氣;另一方麵又是任勞任怨的苦幹精神，艱忍不拔的執著追求。平庸和死諫，死板、浮誇和苦幹、執著部是在忠孝道德規範下，人主體價值和尊嚴淪喪的表徵，人隻是在長幼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中才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忠孝兩者相通，都是提倡一種盲目的信仰，這種盲目的信仰可以是狂熱的衛道，亦可以是麻木的愚昧，人的行為被外在強製力量所支配，人們的自我意識消失在迷信和偏見之中，既不能對客體自然作出冷靜的觀察和分析，又不能將主體人作為自我意識的客體發掘出自身的需求和創造力。
趣是指民族的心理選擇，是價值取向在愛好和習慣上的表明，反映了民族在具體文化形式上的所長所短;傳統文化在醫學、天文、數學、農藝等領域，其理論認識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其基調就是天人感應。一方麵否定六合之外神低的存在，強調天道自然;另一方麵又浮在表像，將天象、人事、自然萬物相互類比，相互解釋、說明，自然始終沒有成為認識活動的獨立客體，一方麵是細緻人微的觀察描述;另一方麵又是玄秘虛幻的空泛理論。一方麵是強調實用技能技巧的經驗性，另一方麵又是沉耽於荒誕無稽的推演類比中的玄思性。表現在處世為人的人生哲理和治國安邦原則的選擇中，也是一方麵表現為充滿現實憂患意識的格言警句，另一方麵則是超越現實關係的虛無圖景和五德終始的迷信框架，客觀全麵的觀察，深入局部結構的實證分析，通過經驗材料的歸納整理，用概念、範疇、命題等構築理論的邏輯結構，對這些方麵傳統文化完全缺乏興趣。興趣的缺乏是因為社會沒有這種需求，傳統文化沒有這方麵的動力。這種社會心理的選擇使民族的興趣不能在由技藝實踐發生的物理、幾何問題上得到徹底的發展，也不能在思維規律的研究中形成科學的邏輯分析和構成理論邏輯結構的能力。
理是指民族對是非、美醜的理性判斷，是社會價值尺度表現為人的言行依據的準則。它既表現為政策製度的具體框架，嚴格地劃分出是非美醜的界限，又有占社會統治地位的思想和理論，形成一種普遍的觀念規範，無形地支配著的人的言行舉止。傳統文化是以禮和仁的規範作為行為的準則，“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仁作為一種規範其基本內容就是克己，即要求人個服從於社會群體的秩序。這一基本內容以禮的各種外在形式加以製度化，成為人行為方式的規矩方圓，“規矩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
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有過非常光輝的燦爛的歷史，至今仍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引人的研究價值。不加分析，不顧事實的一味貶斥是無濟幹事的。它的存在，它的落伍，它的影響，它的更新，它的生命力自有其歷史原因和社會土壤。否則，我們在距“五四”運動70餘年後的今天，仍不得不再麵對這龐大的體係進行反思和再估價。
傳統文化的形成及其發展自有其與歷史、地理環境相適應的合理性，它對在廣闊的國土上，以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為單礎的社會結構起了一種粘合劑和凝聚力的作用。它對中華各民族的交流、團結，在心理上的彼此協調，在情感上的彼此溝通起了一種穩定和促進的作用。文成公主的入藏，王昭君的入蒙，滿清統治者的崇儒，都是傳統文化起作用的幾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它是抵禦外來野蠻的軍事侵略，維持莊嚴的民族自尊的強大精神支柱。它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經過合理的加工提煉，能成為中國新文化建設的一個來源。它的群體協調的社會意識，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等等，對現代中國社會都有某種啟示和借鑑作用。
但是，另一方麵，我們也應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畢竟是古代農業經濟的一種文化形態，它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之上，幾千年來較為穩定的發展，到後來，使它帶有凝重、遲滯、沉悶的特徵。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物質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使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物質生存環境，它的弊端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特別是阻礙了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對科技和生產淡薄的功利要求，壓抑了社會每一個人為了追求物質利益的創造力，使一度相當輝煌的技術成就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社會既沒有物質動力，又不能吸引、動員廣大的知識力量去發展科學技術。社會的經濟活動囿於同樣的生產工具、同樣的生產方式，同樣的經濟結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往復循環，綿延幾千年。以家庭為單位的男耕女織是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犁、耙等主要生產工具的形式、材料和製作方式延續到近代中國，和漢唐沒有重大差別。同時，在宋明之後過於強調社會的群體意識，抑製了個體的獨立性，束縛了他們思想的自由和創造力，過於凝重、遲滯、取中的社會心理特徵，使其趨於保守，容易形成一種信古、戀古、托古的社會心態。這阻礙了社會對新技術、新科學、新觀念的接受和消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序上延緩了中國近、現代社會世界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新舊觀念的衝突給社會帶來的震動也較大，延續的時間也較為久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