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來，隨著士庶力量的崛起，民本思想的發展相當迅速。社稷、民、神三者的關係發生了巨變，民作為神之主，國之本的觀念逐漸為社會所接受。但在心理、情感上，統治者對這個基本事實卻較難接受，其他社會階層對這種新觀念也存有一種隔膜。為了使個人的私見變成一種神聖的原則，產生廣泛的影響力，利用歷史傳統的某種外在形式，就成為社會思潮發展的一種媒介。由於傳統的習慣，社會各階層在心理上、情感上容易接受假借傳統形式而宣傳的某種思想。儒家避談具體的“天”、“鬼”，而崇尚抽象的命，墨子強調具體的“天”、“鬼”，而否定抽象的命。兩者思想雖異，但在方法、手段和形式上都具有“神道設教”的特徵。儒者的“神道設教”主要是為了愚下，而墨子的“神道設教”則主要是為了警上。“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師鬼。“ ”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做賤，此天下之所不欲也。“ …… ”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 ”神道設教“作為一種實用有效的策略被春秋戰國之際的各派思想家所廣泛利用，但也是由於物質力量的缺乏，思想上不徹底的一種體現。
從墨子思想體係的總體結構分析，墨子思想有幾個基本支點。一是強力非命，二是重實踐的認識傾向，三是重邏輯的思想方法。這3 點都是基於相信人的實踐能力和理性力量，而不是相信和依賴超自然力量的控製與支配。
墨子強力，強調“賴其力者生”。對社會秩序的穩定、調節，對社會發展的看法，墨子始終注意人事努力，強調人力對社會的支配和控製，所以極力非命。墨子認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嚐見有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嚐有也。” “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 墨子從歷史治亂和現實生活的實踐否定了命的存在，指出了有命的危害。“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信有命必怠事，王公大人“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絍矣。……則我以為天下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 如果執有命之說，“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冶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倍政之本。” ……所以，墨子認為，“執有命者不仁”，“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雖然墨子從感覺、實踐方麵強調了非命，也肯定了天誌、鬼神，但其中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墨子肯定非命是在實質內容上，肯定天鬼是在表麵形式上，判據就在於墨子強調強力，重視人的主觀努力。墨子講天誌、明鬼其立足點都是要人，使人強力從事。墨子認為，“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使“百姓皆得暖衣飽食” 乃是順天之意。非命必然強力，必然重視人的實踐力量，天誌、鬼神之類六合之外的神格就必然隻是外在形式。墨子雖明鬼，但隻是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並不重視祭鬼的禮儀形式。
真正信鬼的人是十分重視如何和鬼溝通的方式、手段、途徑和工具的。因此，對信鬼的人來說，祭鬼的禮儀形式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隻有通過這些形式，才能表明鬼的存在及鬼對人事影響的存在。諸如各種巫師，他們正是通過巫術，表明了他們能和鬼溝通，因而能了解鬼意，傳達鬼意。墨子不管這些，說明在他的思想深處，對具體論證鬼的存在沒有興趣，他強調明鬼，隻是想給自己的論說增加一種威懾力量。《墨子。公孟》篇記載的墨子的一件事也很可說明問題，“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嚐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速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墨子用實際經驗事實來解釋真實病因，而否定神、鬼能為人禍福，罰不善以病。在《墨子。明鬼下》篇說得更妙，如果真沒有鬼神，這也好，可使鄉裏大眾藉此聚餐吃一頓，親善彼此的關係和感情，“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合聚眾，取親於鄉裏”。在這裏，已沒有什麽敬鬼、祭神的虔誠了。
墨子的天誌也很少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墨子是將自己的兼愛、非攻、利天下的社會思想、政治主張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法則;成為可規範每個人的思想、行為的天下之法度。也就是說，墨子的思想變成了一種天誌。“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誌，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這種天誌“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所以，墨子的天誌是一種社會言行的儀法，而不是一種神格的主宰。
以上的分析、論述明顯地說明了，墨子的天誌、明鬼思想已很少宗教迷信色彩，而且有一種以人事、人利為基本內容的義理情調。墨子在回答禽子問“天與地孰仁”時，說：“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之側則生鬆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黽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仁。”這段佚文可佐證墨子天誌、明鬼思想中所內含的理性內容。侯外廬等曾對墨子的天誌、明鬼思想作為一種形式手段下過一個比較中肯的斷語：“是的，墨子的明鬼是一落後的思想傳統，尤其是他為了明鬼之有無，引經據典，強辯甚多。然在古代，爭取鬼神，誰知道不是一種鬥爭呢!” 把天祭鬼原是貴族的專利，庶民無姓，當然不能把天祭鬼。墨子將天、鬼大眾化了。天是萬民可順、應順之天，鬼也應是大家可祭之鬼。墨子的天、鬼對百姓來講，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天、鬼;對貴族統治者來說，則是一種懲警的工具。由此看來，從貴族統治階級恫嚇、威脅萬民的天鬼，在墨子手裏變成了一種百姓約束貴族統治者的重要手段。這個轉換確實表明了，墨子不僅將宗教之天、鬼變成了義理之天、鬼，而且將貴族之天、鬼變成了大眾之天、鬼。這樣，天、鬼在墨子手裏成為代表農工庶民利益，對抗貴族的鬥爭武器。
從墨子思想體係的總體結構分析，墨子思想有幾個基本支點。一是強力非命，二是重實踐的認識傾向，三是重邏輯的思想方法。這3 點都是基於相信人的實踐能力和理性力量，而不是相信和依賴超自然力量的控製與支配。
墨子強力，強調“賴其力者生”。對社會秩序的穩定、調節，對社會發展的看法，墨子始終注意人事努力，強調人力對社會的支配和控製，所以極力非命。墨子認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嚐見有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嚐有也。” “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 墨子從歷史治亂和現實生活的實踐否定了命的存在，指出了有命的危害。“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信有命必怠事，王公大人“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絍矣。……則我以為天下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 如果執有命之說，“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冶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倍政之本。” ……所以，墨子認為，“執有命者不仁”，“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雖然墨子從感覺、實踐方麵強調了非命，也肯定了天誌、鬼神，但其中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墨子肯定非命是在實質內容上，肯定天鬼是在表麵形式上，判據就在於墨子強調強力，重視人的主觀努力。墨子講天誌、明鬼其立足點都是要人，使人強力從事。墨子認為，“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使“百姓皆得暖衣飽食” 乃是順天之意。非命必然強力，必然重視人的實踐力量，天誌、鬼神之類六合之外的神格就必然隻是外在形式。墨子雖明鬼，但隻是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並不重視祭鬼的禮儀形式。
真正信鬼的人是十分重視如何和鬼溝通的方式、手段、途徑和工具的。因此，對信鬼的人來說，祭鬼的禮儀形式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隻有通過這些形式，才能表明鬼的存在及鬼對人事影響的存在。諸如各種巫師，他們正是通過巫術，表明了他們能和鬼溝通，因而能了解鬼意，傳達鬼意。墨子不管這些，說明在他的思想深處，對具體論證鬼的存在沒有興趣，他強調明鬼，隻是想給自己的論說增加一種威懾力量。《墨子。公孟》篇記載的墨子的一件事也很可說明問題，“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嚐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速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墨子用實際經驗事實來解釋真實病因，而否定神、鬼能為人禍福，罰不善以病。在《墨子。明鬼下》篇說得更妙，如果真沒有鬼神，這也好，可使鄉裏大眾藉此聚餐吃一頓，親善彼此的關係和感情，“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合聚眾，取親於鄉裏”。在這裏，已沒有什麽敬鬼、祭神的虔誠了。
墨子的天誌也很少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墨子是將自己的兼愛、非攻、利天下的社會思想、政治主張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法則;成為可規範每個人的思想、行為的天下之法度。也就是說，墨子的思想變成了一種天誌。“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誌，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這種天誌“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所以，墨子的天誌是一種社會言行的儀法，而不是一種神格的主宰。
以上的分析、論述明顯地說明了，墨子的天誌、明鬼思想已很少宗教迷信色彩，而且有一種以人事、人利為基本內容的義理情調。墨子在回答禽子問“天與地孰仁”時，說：“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之側則生鬆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黽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仁。”這段佚文可佐證墨子天誌、明鬼思想中所內含的理性內容。侯外廬等曾對墨子的天誌、明鬼思想作為一種形式手段下過一個比較中肯的斷語：“是的，墨子的明鬼是一落後的思想傳統，尤其是他為了明鬼之有無，引經據典，強辯甚多。然在古代，爭取鬼神，誰知道不是一種鬥爭呢!” 把天祭鬼原是貴族的專利，庶民無姓，當然不能把天祭鬼。墨子將天、鬼大眾化了。天是萬民可順、應順之天，鬼也應是大家可祭之鬼。墨子的天、鬼對百姓來講，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天、鬼;對貴族統治者來說，則是一種懲警的工具。由此看來，從貴族統治階級恫嚇、威脅萬民的天鬼，在墨子手裏變成了一種百姓約束貴族統治者的重要手段。這個轉換確實表明了，墨子不僅將宗教之天、鬼變成了義理之天、鬼，而且將貴族之天、鬼變成了大眾之天、鬼。這樣，天、鬼在墨子手裏成為代表農工庶民利益，對抗貴族的鬥爭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