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方麵是個經驗主義者，重視從實踐中得出的經驗材料，相信其反映事物屬性的可靠性，並把它當作正確認識的來源。因此，墨子對事物存在的普遍差異就不能熟視無睹，肯定差異存在的客觀性，“二必異”。 墨子指出，同與異具有在相互比較、相互聯繫中才能顯示其存在，“同異交得放有無”。 別異就自然成為墨子基本的思維原則，“以類取，以類予” 也就成為墨子認識活動的重要方法。
同時，墨子又是理想主義者。“同”始終是墨子追求的理想境界。“同。異而俱於之一也。“ 墨子認為，同的根本表現在於：差異是由同一形成的，所謂同根之同，說明萬物同於根，至小亦同。同時，墨子又認為，萬物差異歸根到底又構成一同，”不外於兼，體同也，“ 說明萬物同於一兼，至大亦同。在墨子的思想中，同既是異的原因，又是異的結果，同一比差異更為根本。從墨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來看，”同“是墨子的最高理想，尚同是墨子最基本的信念。在墨子的思想體係中同和異在本質上是對立，同和異之間沒有聯繫轉化的中間環節。同為什麽又如何生成異，異為什麽又如何構成同?在理論上，邏輯推理上得不到合理的說明。尚同和別異作為兩個基本的思想原則當然就悖反了。尚同和別異思維原則的背反，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表現為感性經驗的直觀性和理性思維直覺抽象的背反;從社會階級的根源看，表現為追求階級利益的現實內容和超階級利益的普愛形式的背反;從存在與思維的關係看，表現為唯物與唯心的背反。
尚同和別異的背反滲透到墨子認識自然事物的科學活動中，一方麵墨子肯定自然萬物差異存在的客觀性，肯定自然界變化現象的普遍存在，所以別異分類是認識自然萬物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麵墨子又認為萬物構成的基元及途徑都是絕對同一的。
墨子從物體本身的內在結構來說明自然萬物差異存在的客觀性，提出了“端一體一兼”的結構層次觀念。墨子從物體本身的物質構成來說明物體存在的形式及變化的原因，堅持了從最簡單的，可分析的因素來理解物體宏觀現象的傾向，從而使對自然物體的科學認識建立在堅實的物質性和具體可分析性的基礎之上。
墨子認為，任何物體都是由物質基元——“端”構成的，“體也，若有端”。同時，體也是更大層次的物體——“兼”的構成單位，“體，分於兼也。”“端”是一種可以獨立存在“有”的一種基本形態，“非半弗則不動，說在端。”從幾何特徵上看，“端是無間也”。 這個“端”是絕對同一的構成基元，它在幾何、物理特徵上都是同一的，至小無內，至小亦同。萬物都是通過由端成體，由體成兼的同一方式構成。那麽同一的基元，同一的構成方式如何能構成多種形態的自然萬物?絕對同一的基元和其所構成的二必異的萬物之間缺乏聯繫的中間環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同一基元，同一構成方式不能從理論上說明構成萬物的差異。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尚同和別異作為基本的思維方式就不可調和了。
古希臘、近代科學的原子論思想認為，存在不同種的基元原子。同種或不同種的基元在數量及空間形式方麵，在各層次上的不同組合才構成了互異的萬物，從而在理論上得到了一個自我完成的解釋。在這基礎上，能進一步從基元本身的結構和性質來探求基元組合的動力問題。因而原子論為科學理論思維沿著結構分析的方向深入發展準備了思想基礎。“端一體一兼”的結構層次思想對物質結構的認識雖然是一個良好的起點，但由於尚同和別異思維原則的矛盾，卻無法在科學認識上深入下去。“端一體一兼”的結構層次思想停滯在萌芽狀態，不能成為墨子科學活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構成的出發點，不能促使墨子的科學認識向實證分析的方向發展。墨家成員多屬社會下層，社會上各階級、各階層政治、經濟地位強烈的反差給他們造成了重複的刺激和深刻的印象，對“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做賤，詐必欺愚” 的階級壓迫有深切的體會。墨子認為“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這種社會不平等的狀況是不合理的，也不應該存在。但是墨子並不反對等級製度的存在，而隻是反對人與居其位之間的不當。所以，墨子提倡尚賢以代替親親，主張提拔各級官吏應“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 墨子認為，社會階級差異的存在雖有其客觀性，但不是本質的，永恆的，而是可在一同的基礎上得到消除，鼓吹從理想化的“兼”、“同”來消除現實客觀存在的“別”、“畸”。墨子不顧經濟地位造成的階級差異，血緣聯結形成的宗法關係，在沒有現實的政治、經濟力量衝破當時的政治、宗法等級的背景下，從一同的思想出發，認為至小亦同，即人人都應平等，至大亦同，即整個社會應是一個人人“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墨子將大同思想的實現寄託於能一同天下之義的天子、天誌。
尚賢是君擇臣，卻要求不以階級地位為依據，尚同是民擇君，卻要求天下之義一同於君。墨子從絕對的同出發認識社會現象的異，雖然墨子對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有深刻的揭示和清新的認識，然而提出的解決方案卻是如此迂腐可笑和不切實際。荀子曾中肯地批評過墨子，“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墨子“有見於市，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使。” 墨子的社會政治思想半是醒世恆言，半是癡人說夢。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墨子半是艱苦絕卓的實踐者，半是喋喋不休的說教者。這正是尚同和別異思維原則背反的結果。
一種思想體係是否適應社會的需要，固然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其本身內在的自我調節能力亦是一個重要因素。墨子思想體係由於尚同和別異的背反，喪失了這種調節能力，使它不能適宜、適時地改變自己的體係和形式，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二)強力非命與天誌明鬼的背反
在墨子的社會歷史觀中，強力非命與天誌明鬼表現為內容與形式的矛盾。形式上的天誌明鬼思想表明了傳統力量的深厚和沉重，表明了小生產勞動者物質力量的薄弱和思想的不徹底。
在從“學在官府”向學術下私人的演變過程中，由於社會物質力量的缺乏，對因襲的傳統缺乏足夠的力量與之決裂。維新就是對傳統習慣、觀念、思想批判繼承的一種主要形式，尊古賤今的社會習慣心理使托古言之成為一種社會需要。小生產勞動者雖是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但由於其本身力量的單薄和分散，有一種對超自然力量的依賴心理。小生產勞動者的生活、生產受製於自然界的各種偶然事件，所以對不測之風雲，自然會有一種畏懼感，產生天意、鬼意的想法。王命天授又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心理的傳統觀念，它有利於人君世主的政治統治保持一種神秘的恫嚇、震懾力量。所以，天誌、天意的觀念受到現實政治力量的維護。這些使墨子假借天誌、鬼神的形式具有現實的社會基礎。同時，墨子是宋人後裔，明鬼是宋俗，所以，墨子借用明鬼形式有其歷史淵源。墨子假借天、鬼形式宣傳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將其提高到天誌的高度，成為一種不可侵犯的法規。
同時，墨子又是理想主義者。“同”始終是墨子追求的理想境界。“同。異而俱於之一也。“ 墨子認為，同的根本表現在於：差異是由同一形成的，所謂同根之同，說明萬物同於根，至小亦同。同時，墨子又認為，萬物差異歸根到底又構成一同，”不外於兼，體同也，“ 說明萬物同於一兼，至大亦同。在墨子的思想中，同既是異的原因，又是異的結果，同一比差異更為根本。從墨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來看，”同“是墨子的最高理想，尚同是墨子最基本的信念。在墨子的思想體係中同和異在本質上是對立，同和異之間沒有聯繫轉化的中間環節。同為什麽又如何生成異，異為什麽又如何構成同?在理論上，邏輯推理上得不到合理的說明。尚同和別異作為兩個基本的思想原則當然就悖反了。尚同和別異思維原則的背反，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表現為感性經驗的直觀性和理性思維直覺抽象的背反;從社會階級的根源看，表現為追求階級利益的現實內容和超階級利益的普愛形式的背反;從存在與思維的關係看，表現為唯物與唯心的背反。
尚同和別異的背反滲透到墨子認識自然事物的科學活動中，一方麵墨子肯定自然萬物差異存在的客觀性，肯定自然界變化現象的普遍存在，所以別異分類是認識自然萬物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麵墨子又認為萬物構成的基元及途徑都是絕對同一的。
墨子從物體本身的內在結構來說明自然萬物差異存在的客觀性，提出了“端一體一兼”的結構層次觀念。墨子從物體本身的物質構成來說明物體存在的形式及變化的原因，堅持了從最簡單的，可分析的因素來理解物體宏觀現象的傾向，從而使對自然物體的科學認識建立在堅實的物質性和具體可分析性的基礎之上。
墨子認為，任何物體都是由物質基元——“端”構成的，“體也，若有端”。同時，體也是更大層次的物體——“兼”的構成單位，“體，分於兼也。”“端”是一種可以獨立存在“有”的一種基本形態，“非半弗則不動，說在端。”從幾何特徵上看，“端是無間也”。 這個“端”是絕對同一的構成基元，它在幾何、物理特徵上都是同一的，至小無內，至小亦同。萬物都是通過由端成體，由體成兼的同一方式構成。那麽同一的基元，同一的構成方式如何能構成多種形態的自然萬物?絕對同一的基元和其所構成的二必異的萬物之間缺乏聯繫的中間環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同一基元，同一構成方式不能從理論上說明構成萬物的差異。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尚同和別異作為基本的思維方式就不可調和了。
古希臘、近代科學的原子論思想認為，存在不同種的基元原子。同種或不同種的基元在數量及空間形式方麵，在各層次上的不同組合才構成了互異的萬物，從而在理論上得到了一個自我完成的解釋。在這基礎上，能進一步從基元本身的結構和性質來探求基元組合的動力問題。因而原子論為科學理論思維沿著結構分析的方向深入發展準備了思想基礎。“端一體一兼”的結構層次思想對物質結構的認識雖然是一個良好的起點，但由於尚同和別異思維原則的矛盾，卻無法在科學認識上深入下去。“端一體一兼”的結構層次思想停滯在萌芽狀態，不能成為墨子科學活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構成的出發點，不能促使墨子的科學認識向實證分析的方向發展。墨家成員多屬社會下層，社會上各階級、各階層政治、經濟地位強烈的反差給他們造成了重複的刺激和深刻的印象，對“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做賤，詐必欺愚” 的階級壓迫有深切的體會。墨子認為“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這種社會不平等的狀況是不合理的，也不應該存在。但是墨子並不反對等級製度的存在，而隻是反對人與居其位之間的不當。所以，墨子提倡尚賢以代替親親，主張提拔各級官吏應“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 墨子認為，社會階級差異的存在雖有其客觀性，但不是本質的，永恆的，而是可在一同的基礎上得到消除，鼓吹從理想化的“兼”、“同”來消除現實客觀存在的“別”、“畸”。墨子不顧經濟地位造成的階級差異，血緣聯結形成的宗法關係，在沒有現實的政治、經濟力量衝破當時的政治、宗法等級的背景下，從一同的思想出發，認為至小亦同，即人人都應平等，至大亦同，即整個社會應是一個人人“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墨子將大同思想的實現寄託於能一同天下之義的天子、天誌。
尚賢是君擇臣，卻要求不以階級地位為依據，尚同是民擇君，卻要求天下之義一同於君。墨子從絕對的同出發認識社會現象的異，雖然墨子對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有深刻的揭示和清新的認識，然而提出的解決方案卻是如此迂腐可笑和不切實際。荀子曾中肯地批評過墨子，“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墨子“有見於市，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使。” 墨子的社會政治思想半是醒世恆言，半是癡人說夢。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墨子半是艱苦絕卓的實踐者，半是喋喋不休的說教者。這正是尚同和別異思維原則背反的結果。
一種思想體係是否適應社會的需要，固然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其本身內在的自我調節能力亦是一個重要因素。墨子思想體係由於尚同和別異的背反，喪失了這種調節能力，使它不能適宜、適時地改變自己的體係和形式，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二)強力非命與天誌明鬼的背反
在墨子的社會歷史觀中，強力非命與天誌明鬼表現為內容與形式的矛盾。形式上的天誌明鬼思想表明了傳統力量的深厚和沉重，表明了小生產勞動者物質力量的薄弱和思想的不徹底。
在從“學在官府”向學術下私人的演變過程中，由於社會物質力量的缺乏，對因襲的傳統缺乏足夠的力量與之決裂。維新就是對傳統習慣、觀念、思想批判繼承的一種主要形式，尊古賤今的社會習慣心理使托古言之成為一種社會需要。小生產勞動者雖是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但由於其本身力量的單薄和分散，有一種對超自然力量的依賴心理。小生產勞動者的生活、生產受製於自然界的各種偶然事件，所以對不測之風雲，自然會有一種畏懼感，產生天意、鬼意的想法。王命天授又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心理的傳統觀念，它有利於人君世主的政治統治保持一種神秘的恫嚇、震懾力量。所以，天誌、天意的觀念受到現實政治力量的維護。這些使墨子假借天誌、鬼神的形式具有現實的社會基礎。同時，墨子是宋人後裔，明鬼是宋俗，所以，墨子借用明鬼形式有其歷史淵源。墨子假借天、鬼形式宣傳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將其提高到天誌的高度，成為一種不可侵犯的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