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達、類、私”。 達名，照墨子的說法是泛指一切客觀存在的物體，“物，達也”， 物就是達名，類名是用來表示具有相同屬性的一類事物，“命之馬，類也”， 馬就是一種類名。私名是用來表示單個物體的，“命之臧，私也”， 用臧來稱呼某個奴隸，則這個臧名隻代表這個奴隸。
墨子名範疇的提出，主要起了兩個作用，一是對外部世界的感性認識初步進行了理性加工，使這種認識規範化了，相對穩定地描述了客觀事物的存在狀態。這使得人們可用名範疇來交流思想。二是為進一步認識外部世界準備了一個出發點，用名範疇可在理論思維過程中進行分析類比，概括推理，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客觀事物，使理論思維深入。墨子提出的名範疇有兩個基本點，取實予名是墨子名範疇的基礎，名實合一是墨子名範疇的基本要求。
《墨子。經上》篇中，墨子提出了一係列的名，明顯表現了這兩個基本特徵。實既是名的來源，又是判斷名正誤與否的標準。
墨子將眾人的感覺作為判斷事物存在與否的一個判別標準，“天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與亡為儀者也。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 從這點出發，墨子提出了取實予名，首先是“有之實也，而後謂之。無之實也，則無謂也。” “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 墨子在這裏提出了名和實的關係，認為實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認識對象的客觀存在是名形成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際存在的認識對象，則名無從說起。墨子在《貴義》篇中指出，瞽者不知黑白，即稱瞽為瞎眼，看不見東西，不能辨黑白。雖然瞎子也能知道白色和黑色，但實際上不能辨別黑白，命名瞽正是以瞎子的實際狀況為基礎，取實予名，而不能取名予實。”今瞽者曰：“皚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替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替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不知取白黑就是瞽者之實。其次，“以名舉實”， “舉，擬實也。” “舉。告以之名，舉彼實也。”“名若畫俿”。墨子認為，用名能夠模擬、描繪實際存在的認識對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認識對象的客觀狀況，但不能賦於名超出認識對象實際狀況的意義，“是名也，止於是實也”。 如果名不能反映認識對象的客觀狀況，那麽名也就沒有什麽意義了。《墨子。公孟》篇記載了墨子與儒者辯論何為樂的問題，墨子強調，名應該反映客觀事物的內容。“子墨於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墨子命名室，是以室能供人居住，避寒暑之實為內容的。由此，墨子認為儒者樂以為樂的說法，實質上是名樂而沒有其實，以樂名樂等於沒說。這樣的樂名沒有任何意義。正如室以為室，以室名室，沒有任何客觀事實的內容，因而沒有任何意義一樣。
取實予名和以名舉實反映了墨子對概念和事實關係的基本看法，實是名的來源，名應該反映實，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要求名實耦，名實相符，要求以實正名。名實合一的基本要求，就是用實來檢驗判斷名的恰當與否，用實來修正名的內容。
對名的真實性與否的判斷，墨子認為，不應以名本身的形式為標準，而應以名符合它反映事實的程度來判斷，“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因為，名反映事實的程度不一，有的可能有很大的誤差;有的對同一的實有不同的名，加上由於以訛傳訛，名的信息在傳遞過程中不僅會減弱，而且會出現偏差，失真度大大增加。如果以這樣的名來了解、認識外部世界的客觀事實是不可能獲得客觀、真實的知識。所以，墨子說：“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鉤，是以書多也。” 名不符實，名實不耦，這違背了墨子取實予名的原則，應該以實正名，“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盪口也。” 墨子這段話是針對名不符實，且常為人所喜的現象而發。由於傳統習慣的力量的長期影響，思想的積澱使人們對一些明明已不符實的名卻欣喜地加以接受，而對一些合實的名卻往往加以拒斥。例如，“世俗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則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這裏有義是名，無義是實，名不符實，而人則喜，說明人們對這類明知不符實的名也接受了。這是說言不足以遷行，亦即名不隨實變，但人們卻常之，墨子斥之為盪口。由於外部世界在不斷的變化發展，原先的名便日益顯得陳舊，名存實亡的現象也常多見。名隨實變，即墨子所說的“言足以遷行者”，是為了達到名實合一，所以強調應該常之。
春秋戰國之際，政治動亂，政出大夫，庶人橫議，陪臣執國命，周禮被僭越。名有實亡，名存實變的現象日益突出，孔子提出正名，側重於強調名存實不應亡，以名正實。“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這段話明確表達了孔子關於名實關係的基本方法，一方麵，孔子認為名實不符是不正確的，名實應該一致。另一方麵，孔子是以早已肯定的古名作為名實合一的標準，有古名就應有古實與之相符。如果現實已發生變化，和古名不相符合，那麽，孔子認為應以名正實，而不是名隨實變。
墨子從取實予名出發，認為既然古實已不存在，或已變化，那麽，古名就應該改變，符合現實的狀況。古名和古實合一是名實耦，這是對的，同樣，現實和現名也應該名實合一。否則，就不能達到名實耦，就會發生錯誤。“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 “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這三段文字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古今不同實，所以古今不同義。古時，堯之義是察古之實的結果，堯之義與所義的古之實相合，所以，人稱堯善治。而現在的實和古之實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堯之義已不符合現實了。如果仍以古時堯之義來治今之實，因名實不符，則堯生於今日也不能治。所以，墨子提出實變而名遷行論，“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 ……墨子要求的名實合一，其一，是要求在本質內容上，而不是在外在形式上。其二，是要求在外延所確定的範圍內都遵照名實合一的原則，不能在一小部分的範圍內實行，而在大部分範圍內卻背道而馳。墨子曾與儒者公孟子辯論何為仁，“公孟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公孟並認為“君子服然後行”。 ……這裏公孟子是從古聖人皆仁，因此今人要成仁，必須先信古言，穿古服，然後才能行必仁來推斷的。公孟子對仁之名隻是從古仁者的外在形式，如衣服、言語等來判斷，忽視了古聖人行仁的實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例舉了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楚莊王鮮冠組纓，越王勾踐剪髮文身。四國國君其服不同，其行猶一，四國皆治，說明行不在服。墨子又以正反兩麵對比的例子，說明仁之與否不在古言、古服。“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古言矣。” 墨子認為，“仁”名有其內在的本質規定性。孔子說“仁者愛人”，墨子說“仁，體愛也”。愛人應是仁的本質內涵，而不是從行仁者的所言、所服來確定仁為何物。
墨子名範疇的提出，主要起了兩個作用，一是對外部世界的感性認識初步進行了理性加工，使這種認識規範化了，相對穩定地描述了客觀事物的存在狀態。這使得人們可用名範疇來交流思想。二是為進一步認識外部世界準備了一個出發點，用名範疇可在理論思維過程中進行分析類比，概括推理，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客觀事物，使理論思維深入。墨子提出的名範疇有兩個基本點，取實予名是墨子名範疇的基礎，名實合一是墨子名範疇的基本要求。
《墨子。經上》篇中，墨子提出了一係列的名，明顯表現了這兩個基本特徵。實既是名的來源，又是判斷名正誤與否的標準。
墨子將眾人的感覺作為判斷事物存在與否的一個判別標準，“天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與亡為儀者也。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 從這點出發，墨子提出了取實予名，首先是“有之實也，而後謂之。無之實也，則無謂也。” “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 墨子在這裏提出了名和實的關係，認為實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認識對象的客觀存在是名形成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際存在的認識對象，則名無從說起。墨子在《貴義》篇中指出，瞽者不知黑白，即稱瞽為瞎眼，看不見東西，不能辨黑白。雖然瞎子也能知道白色和黑色，但實際上不能辨別黑白，命名瞽正是以瞎子的實際狀況為基礎，取實予名，而不能取名予實。”今瞽者曰：“皚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替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替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不知取白黑就是瞽者之實。其次，“以名舉實”， “舉，擬實也。” “舉。告以之名，舉彼實也。”“名若畫俿”。墨子認為，用名能夠模擬、描繪實際存在的認識對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認識對象的客觀狀況，但不能賦於名超出認識對象實際狀況的意義，“是名也，止於是實也”。 如果名不能反映認識對象的客觀狀況，那麽名也就沒有什麽意義了。《墨子。公孟》篇記載了墨子與儒者辯論何為樂的問題，墨子強調，名應該反映客觀事物的內容。“子墨於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墨子命名室，是以室能供人居住，避寒暑之實為內容的。由此，墨子認為儒者樂以為樂的說法，實質上是名樂而沒有其實，以樂名樂等於沒說。這樣的樂名沒有任何意義。正如室以為室，以室名室，沒有任何客觀事實的內容，因而沒有任何意義一樣。
取實予名和以名舉實反映了墨子對概念和事實關係的基本看法，實是名的來源，名應該反映實，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要求名實耦，名實相符，要求以實正名。名實合一的基本要求，就是用實來檢驗判斷名的恰當與否，用實來修正名的內容。
對名的真實性與否的判斷，墨子認為，不應以名本身的形式為標準，而應以名符合它反映事實的程度來判斷，“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 ……因為，名反映事實的程度不一，有的可能有很大的誤差;有的對同一的實有不同的名，加上由於以訛傳訛，名的信息在傳遞過程中不僅會減弱，而且會出現偏差，失真度大大增加。如果以這樣的名來了解、認識外部世界的客觀事實是不可能獲得客觀、真實的知識。所以，墨子說：“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鉤，是以書多也。” 名不符實，名實不耦，這違背了墨子取實予名的原則，應該以實正名，“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盪口也。” 墨子這段話是針對名不符實，且常為人所喜的現象而發。由於傳統習慣的力量的長期影響，思想的積澱使人們對一些明明已不符實的名卻欣喜地加以接受，而對一些合實的名卻往往加以拒斥。例如，“世俗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則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這裏有義是名，無義是實，名不符實，而人則喜，說明人們對這類明知不符實的名也接受了。這是說言不足以遷行，亦即名不隨實變，但人們卻常之，墨子斥之為盪口。由於外部世界在不斷的變化發展，原先的名便日益顯得陳舊，名存實亡的現象也常多見。名隨實變，即墨子所說的“言足以遷行者”，是為了達到名實合一，所以強調應該常之。
春秋戰國之際，政治動亂，政出大夫，庶人橫議，陪臣執國命，周禮被僭越。名有實亡，名存實變的現象日益突出，孔子提出正名，側重於強調名存實不應亡，以名正實。“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這段話明確表達了孔子關於名實關係的基本方法，一方麵，孔子認為名實不符是不正確的，名實應該一致。另一方麵，孔子是以早已肯定的古名作為名實合一的標準，有古名就應有古實與之相符。如果現實已發生變化，和古名不相符合，那麽，孔子認為應以名正實，而不是名隨實變。
墨子從取實予名出發，認為既然古實已不存在，或已變化，那麽，古名就應該改變，符合現實的狀況。古名和古實合一是名實耦，這是對的，同樣，現實和現名也應該名實合一。否則，就不能達到名實耦，就會發生錯誤。“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 “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這三段文字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古今不同實，所以古今不同義。古時，堯之義是察古之實的結果，堯之義與所義的古之實相合，所以，人稱堯善治。而現在的實和古之實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堯之義已不符合現實了。如果仍以古時堯之義來治今之實，因名實不符，則堯生於今日也不能治。所以，墨子提出實變而名遷行論，“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 ……墨子要求的名實合一，其一，是要求在本質內容上，而不是在外在形式上。其二，是要求在外延所確定的範圍內都遵照名實合一的原則，不能在一小部分的範圍內實行，而在大部分範圍內卻背道而馳。墨子曾與儒者公孟子辯論何為仁，“公孟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公孟並認為“君子服然後行”。 ……這裏公孟子是從古聖人皆仁，因此今人要成仁，必須先信古言，穿古服，然後才能行必仁來推斷的。公孟子對仁之名隻是從古仁者的外在形式，如衣服、言語等來判斷，忽視了古聖人行仁的實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例舉了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楚莊王鮮冠組纓，越王勾踐剪髮文身。四國國君其服不同，其行猶一，四國皆治，說明行不在服。墨子又以正反兩麵對比的例子，說明仁之與否不在古言、古服。“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古言矣。” 墨子認為，“仁”名有其內在的本質規定性。孔子說“仁者愛人”，墨子說“仁，體愛也”。愛人應是仁的本質內涵，而不是從行仁者的所言、所服來確定仁為何物。